陶淵明的辭職信《歸去來兮辭》，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世界這麼大，我想去種田‘’。陶淵明把生活分成兩種，一種是活在牢籠裡，一種是活在自然裡。《歸去來兮辭》，是一個偉大的分界點，那個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的陶淵明倒地而死，一個瀟灑不羈，自由自在的陶淵明正式出爐。陶淵明說：生活最高原則是‘’認真‘’，追求合乎自己本心本性的生活方式，我們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寧靜和自由。生活有兩條路，一條是社會要求我們走的，一條是我們自己想走的，只有選擇後者，才能活出自己，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人生的理想態，功成，名就，歸隱

陶淵明可謂是這三者都成了，但這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我也想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我也想復得反自然。但試問誰不是為了生活而奔波，誰不為柴米油鹽而操勞，我知道現在很多人看到我寫柴米油鹽會有詫異，詫異的人說明現在生活好了你們己經不是為了吃飽，己經在想怎麼讓孩子上更好的學校了，那其實你己經功成了，只你還不知，認為要有更好的追求，很多人想的其實只是怎麼付的起學費，我想的卻是別讓自己的負債越滾越大。

桃花源其實也不是沒有，但現在科技的進步，桃花源是困不住年輕人的心的，社會的進步，圍城己沒了，村裡的人想進城，城裡的人只是想出來旅遊罷了。

別以為我在抱怨生活，並不是，其實目前來說功成和歸隱己經是都可以了，人的壽命增加，很多人退休了之後還有幾十年光陰可享受，只是你做得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心境嗎？只怕你做不到！

至於名就嘛，那是陶淵明這般公眾人物的事，揮一揮衣袖留給後人評說，至於普通人嘛也沒有後人評說你，那你活著的時候就讓那些喜歡背後說你壞話的人去，人活著就是被人說的，只要有這心態才是隱！

什麼是“陶淵明的詩意人生”？準確點說，陶淵明辭官“歸隱”園田後在其躬耕生活裡他確實不斷在寫詩，“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雞鳴狗吠的尋常農耕日子裡的濃厚“詩意”是後世人們想象出來的，強加給他的，沒有陶淵明自己感受的那麼強烈那麼令人神往陶醉。陶淵明出生於一個沒落官僚家庭，“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他生活在東晉十六國時代，戰亂頻仍，直接影響著他的出仕和歸隱，也讓他長期陷入精神矛盾裡。他是飽讀詩書的人（“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他是有遠大抱負的人（“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他甚至還渴想“撫劍獨行遊”，抵達“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一個有豪俠志趣（向）的人，怎麼能甘於在“園田居”裡營造“詩意人生”？二十九歲時，因為生活所迫（“親老家貧”），他“大姑娘坐轎第一回”“出仕”做了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不能忍受“吏職”施加的束縛和蹂躪，他乾脆“炒了老闆魷魚”，在家一直安閒“度日”。大約七年後吧，陶淵明到了荊州，在州府裡作屬吏，“糊里糊塗”“不偏不倚”成了軍閥桓玄（荊州刺史）的“手下”。他內心非常矛盾，很糾結。他對桓玄“不感冒”，有看法，他後悔在桓玄手下做官，對“羈鳥”式的宦途生活感慨良深，又產生了辭官歸田的念頭。不久他藉著母喪之機又“掛冠而去”。桓玄舉兵殺戮、爭奪東晉王朝軍政大權的混亂時期，陶淵明在潯陽怡然自得地“躬耕”。他曾說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所以“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才是他的夙志。他離開官場，並非從此“兩耳不聞窗外事”，不再關心國事了。他的生活觀念有點異於常人，他選取的生活榜樣也與孔子不同。孔子瞧不起普通勞動者，他卻視長沮、桀溺等躬耕避世者為知己，以荷蓧丈人為同道。這與孔子針鋒相對背道而馳的觀念，是亂世使之，不得不然。陶淵明無疑是高階知識分子，他不笨，所以在亂世中如何“明哲保身”，知進知退，至關重要。這一段時間裡，他確實感受到了躬耕的“詩意”，也似乎擁有了“詩意人生”。他的詩句如“鳥哢歡新節，泠風送餘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欣。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等等，其景、其情都值得玩味，也很真實。他更因此找到了聖賢典範，即“舜既躬耕，禹亦稼穡”，舜、禹也成了他的“同好”。但他的“桃花源”樂土卻不易找尋，也僅僅是“海市唇樓”的美好幻想而已。桓玄公然篡奪了帝位，劉裕聯合其他文武官員興兵討伐桓玄，劉裕獲勝，大權在握，聲名如日中天。這時陶淵明竟然放棄了“鳥哢歡新節，泠風送餘善”的“詩意人生”，不再聽鳥兒千嬌百媚的鳴叫了，不再接受涼風的多情吹拂了，他進入劉裕幕府做了“鎮軍參軍”。他自己解釋其中的原因，是“諸侯以惠愛為德”，即劉裕器重他、賞識他。不管是否劉裕愛才“親自”聘請、聘任了他，總之他主動結束了此前的一段“詩意人生”，又開啟了“入仕”生活。但他內心深處的糾結還在，“左顧右盼”，思想波動未停。桓玄被殺後，天下從未“太平”，他人在官場，心繫田園，“詩意人生”籠罩了尷尬。此後，他還在劉敬宜手下任過“建威參軍”，後來就作了彭澤令。這是最讓後世津津樂道的一段“佳話”。陶淵明因為被要求“束帶”迎接督郵，他刻心銘骨地體會到“仕途”的屈辱，他感慨萬千地說：“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後人有人解釋陶淵明出任彭澤令的目的或願望是為其徹底歸隱田園“躬耕”做物質（金錢）上的準備呢。有道理。由此可見歸隱園田也非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可以玩的“瀟灑”；“詩意人生”也需要“豐衣足食”做前提（基礎）。陶淵明不虛偽，不自己找理由為自己的行為開脫，他說自己因為窮才當官，當官了地位低俯仰逢迎人格受辱、被拘束不自由，所謂“錢難掙，屎難吃”呀。最後只能聽從內心，“由著性子來”了。徹底歸隱田園了，他就一直擁有了“詩意人生”嗎？也不是。“羈鳥”迴歸了“舊林”，“池魚”迴歸了“故淵”，有點財產——“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他家裡還有“僮僕”，可以幫助耕種。他與太太自然不會每天袖手旁觀，倆人還要“親自”勞動。如果如此“一帆風順”，他不憂衣愁食，心情恬然，“詩意人生”也許會眷顧他、寵愛他吧。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他遭遇了一場火災，家財化為灰燼，頓時捉襟見肘，陷入窘境。偏不偏不久盧循率領人馬在其家鄉與官軍打仗，故鄉成了戰場，人心惶惶，持續了半年之久。陶淵明沒有直接被戰爭“禍害”到，但人日漸衰老，力不從心了，歸隱園田的“詩意人生”也日漸索然無味。人是有思想且必須每日思想的，人是需要朋友且不斷進行交流的。陶淵明此後移居到“南村”，交了一些新朋友，有可以“奇文共欣賞”者，有“話不投機半句多”者，也有和尚慧遠等人。人漸漸老了，就喜歡回憶往事。人生剩下“回憶往事”的日子了，還能有多少“詩意”呢？陶淵明想起平生壯志未酬，內心酸楚，會因此失眠。“歲月擲人去，壯志不得騁。”這個“壯志”不是追求歸隱園田自得其樂沉醉於躬耕的“詩意人生”啊。讀一讀他這個時期所寫的詩歌，他精神上的矛盾痛苦一點不少，即可證明他的“詩意人生”是空中樓閣極不真實。他有魏晉時期文人都喜歡喝酒的通病，有遠禍全身的顧慮，也有“大有作為”的抱負願望。古人說：“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因此，可否說陶淵明蔽屣冠冕，歸隱田園也是“寄此為跡”呢？陶淵明後期創作的詩歌，內容很複雜也豐裕，他可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也從讀《山海經》時“發現”的夸父、刑天、精衛等身上回憶起了自己曾經心懷的“猛志”，在荊軻刺秦故事的激勵中更“金剛怒目”了。魯迅曾經針對一些人極力推崇陶淵明的“靜穆”，就列舉陶詩《詠荊軻》以證明其具有“金剛怒目”的一面，並非始終“靜穆”（即一直“詩意人生”）著。陶淵明身處亂世，又終身“鬱郁不得志”，即使其曾祖父曾為東晉開國元勳，也無益於他終身“高官厚祿”。歸隱田園是“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其要別開生面另闢蹊徑營造什麼“詩意人生”。“詩意人生”可以追求，但首先必須能“豐衣足食”；陶淵明詩裡“啼飢號寒”的篇什雖然沒有後來杜子美先生那麼多那麼酸楚無奈，但畢竟會令其“詩意人生”大打折扣。後人還是勿羨慕其“詩意人生”了吧。

穿過時光隧道，我回到了東晉末年，為尋找陶淵明的蹤跡，我找到了這個傳奇詩人的故園，那流芳百世的動人詩章《桃花園記》就是在這裡誕生的一一

一條蜿蜒小路通向一個深幽的山坳。遠處的山坡上綠樹蔥蘢，各種鳥兒婉轉的鳴叫不絕於耳，山澗裡，一泓溪水在腳邊靜靜地流淌。北面的山坡上，金色的Sunny下，一棟茅屋掩映在幾株粉紅的桃花裡，幾隻蜜蜂嗡嗡地飛舞著，親吻著朵朵挑花那張開的笑臉。茅屋前，陶淵明正頭戴斗笠，手執鋤頭，目光炯炯，佇立遠望一一遠處的山頂上，幾縷白雲輕輕遊蕩，幾隻小鶯在藍天上自由地飛翔。望著眼前美景，陶淵明深吸了一口氣，臉上浮現出了舒心的笑容。比起官府裡那阿諛奉迎爾虞我詐的生活，這田園風光該是多麼美好呵一一

歲月如水，時光飛逝，陶淵明贈恨腐敗，不貪榮華，不媚權貴一身正氣的高風亮節永遠值得後人讚頌。然而，我們還要從另一面認識到，人間正道是滄桑，歷史發展的道路是崎嶇不平的，美好的生活和願望要靠艱苦的鬥爭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