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懷古蹟》五首,是詩人於大曆三年(768)從夔州到達江陵所作。每首多以一位歷史人物為吟詠物件,其一是詠懷庾信,嘆其“蕭瑟”,寄託自己的鄉關之思;其二是追懷宋玉,傷其“空文藻”,慨嘆自己的懷才不遇;其三是嘆惋昭君,悲其“怨恨”,以譴責君王的美惡不分;其四是詠唱劉備,感其身後“虛無”,以寄君臣相契之懷;其五是緬懷武侯,惜其大功不成,寄寓自己的無限哀思。組詩感情深厚,轉折跌宕,崢嶸多姿,或顯或隱地表現了詩人生活漂泊、政治失意的身世之感,是杜詩七律中優秀詩作。
杜甫的詩題叫《詠懷古蹟》,顯然他在寫昭君的怨恨之情時,是寄託了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情的。他當時正“飄泊西南天地間”,遠離故鄉,處境和昭君相似。雖然他在夔州,距故鄉洛陽偃師一帶不象昭君出塞那樣遠隔萬里,但是“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洛陽對他來說,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鄉,正好借昭君當年想念故土、夜月魂歸的形象,寄託自己想念故鄉的心情,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都是主上的過失。昭君是因元帝昏庸,不辨美醜而遠嫁異域,最後客死他鄉。詩人卻因疏救房琯,直言進諫,遭到貶斥,以致終老江湖。二人遭遇有某些相似之處,因而借題發揮,詠以寄慨。明人王嗣奭《杜臆》說:“昭君有國色,而入宮見妒;公亦國士,而入朝見嫉,正相似也,悲昭君以自悲也。”正確地道出了詩人的旨意。全詩始終從形象落筆,未及議論,然卻寫得情真意切,身世之感,家國之思,盡在詩中。
“借懷古以詠己懷”是組詩的共同主題,但是從杜甫本人來看,詩人的主旨應不僅僅限於抒發一己之懷。他將所關注的物件賦予了歷史的延續性,挖掘出古往今來歷史人事的共同現象,所以說“千載琵琶”。無論是抒發對懷才不遇的同情還是對能夠識才、用才的讚美嚮往,都表明了詩人對人才問題的關心。參看詩人同期所作的《諸將五首》、《八哀詩》等或寫理想人才對國家的重要性,或寫有才而難進其用的悲哀,也同樣表現了對導致治亂興衰的人才問題的關注,體現了杜甫深刻的反省精神。《杜詩胥鈔》裡說:“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為廟算運籌,為古人寫照,一腔血煙,萬遍水磨。”才真正是讀懂了杜甫。
《詠懷古蹟》五首,是詩人於大曆三年(768)從夔州到達江陵所作。每首多以一位歷史人物為吟詠物件,其一是詠懷庾信,嘆其“蕭瑟”,寄託自己的鄉關之思;其二是追懷宋玉,傷其“空文藻”,慨嘆自己的懷才不遇;其三是嘆惋昭君,悲其“怨恨”,以譴責君王的美惡不分;其四是詠唱劉備,感其身後“虛無”,以寄君臣相契之懷;其五是緬懷武侯,惜其大功不成,寄寓自己的無限哀思。組詩感情深厚,轉折跌宕,崢嶸多姿,或顯或隱地表現了詩人生活漂泊、政治失意的身世之感,是杜詩七律中優秀詩作。
杜甫的詩題叫《詠懷古蹟》,顯然他在寫昭君的怨恨之情時,是寄託了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情的。他當時正“飄泊西南天地間”,遠離故鄉,處境和昭君相似。雖然他在夔州,距故鄉洛陽偃師一帶不象昭君出塞那樣遠隔萬里,但是“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洛陽對他來說,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鄉,正好借昭君當年想念故土、夜月魂歸的形象,寄託自己想念故鄉的心情,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都是主上的過失。昭君是因元帝昏庸,不辨美醜而遠嫁異域,最後客死他鄉。詩人卻因疏救房琯,直言進諫,遭到貶斥,以致終老江湖。二人遭遇有某些相似之處,因而借題發揮,詠以寄慨。明人王嗣奭《杜臆》說:“昭君有國色,而入宮見妒;公亦國士,而入朝見嫉,正相似也,悲昭君以自悲也。”正確地道出了詩人的旨意。全詩始終從形象落筆,未及議論,然卻寫得情真意切,身世之感,家國之思,盡在詩中。
“借懷古以詠己懷”是組詩的共同主題,但是從杜甫本人來看,詩人的主旨應不僅僅限於抒發一己之懷。他將所關注的物件賦予了歷史的延續性,挖掘出古往今來歷史人事的共同現象,所以說“千載琵琶”。無論是抒發對懷才不遇的同情還是對能夠識才、用才的讚美嚮往,都表明了詩人對人才問題的關心。參看詩人同期所作的《諸將五首》、《八哀詩》等或寫理想人才對國家的重要性,或寫有才而難進其用的悲哀,也同樣表現了對導致治亂興衰的人才問題的關注,體現了杜甫深刻的反省精神。《杜詩胥鈔》裡說:“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為廟算運籌,為古人寫照,一腔血煙,萬遍水磨。”才真正是讀懂了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