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司法制度和其他朝代相比，確實是嚴厲的。在中國歷史上，即使不是第一，前三甲也一定是了。洪武帝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因此他提出：“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大明律》正是在這樣的執政理念下誕生的。

《大明律·刑律》規定：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叔伯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

明對謀反大逆罪，不僅處刑重於唐、宋，而且連坐處死的範圍也廣泛得多。唐律規定，謀反大逆罪，首犯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其餘親屬俱無死罪，而危害不大者，本人處斬，父母子女妻妾都可不死。明律則完全沒有這些區別，只要是謀反罪，所謂“罪大惡極”者，便採用重罪加重原則，不分情節輕重，一律誅殺，包括異姓同居之人，往往一案株連三族、九族，乃至鄉里為墟，殺人數百上千。

《大明律》雖有“老幼不拷訊”，“拷訊不得過三度”以及官司拷刑懲罰要如法等的規定，然而在洪武十八年（1385）至二十年（1387）間，朱元璋連續釋出了四篇統稱《大誥》的法律文告，“所列凌遲、梟示、族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目的在於警誡臣民，嚴懲奸頑，其中羅列了大量殘酷的法外用刑。

《大誥》的推行致使刑拷逼供在當時各級司法機關的審判過程中，不但完全合法，且有許多酷刑樣板可供參照。 其實，即使不用致人血肉模糊的酷刑，只用五刑中最輕的笞、杖刑，也常可置人於死命。

弘治六年（1493年），太常少卿李東陽就說：“五刑最輕者笞杖……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為傷心……請凡考訊輕罪即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明史·刑法志》）孝宗弘治之世，乃明代最昇平昌盛之時，各地法司用刑就如此觸目驚心，更不用說其他諸朝了。

同時，《大誥》定刑比《大明律》更為苛重。如夏糧違限不納者，明律規定杖一百，《大誥》卻要凌遲示眾。官吏私自役使部民罪，《大明律》規定杖八十，《大誥》卻定死刑。妄告親屬尊長者，《大明律》杖一百、徒三年，《大誥》則處梟令殺頭。私開牙行，《大明律》杖六十，《大誥》則為死罪。官吏徵收稅糧不時，《大明律》只杖一百，《大誥》則為死罪……

《大誥》中大量輕罪重判、小罪處死、肆意誅戮、法外用刑的案例，往往以君主個人好惡為量刑標準。許多案件不分輕重、不問首從，唯誅殺為威。有時案情相似，卻處以不同刑罰。總之，法理不通，前後相左，帶有極大的主觀臆斷性。

這是朱元璋時期實行的政策，後來就沒有那麼嚴格，而且主要是對貪官汙吏實行的，因為他是貧苦起家，所以非常痛恨貪官汙吏，剝皮也是為了警示官員，並不是說因為個人殘暴而一時興起所設定的酷刑，相反他對老百姓比較好，所以他統治的時期叫做洪武之治。我覺得吧秦朝比較嚴，產用的是法家思想，主張的嚴刑峻法，著名的“連坐”“族誅”都出自秦朝。而漢代代產用的儒家思想治天下，明朝僅是前期如朱元璋，朱棣時刑法較重。

《大明律》可以稱作史上最嚴酷的治貪律法，明朝對官吏貪汙腐敗的處罰力度也特別重。

明朝洪武年間，貪官汙吏多如牛毛，“掌錢穀者盜錢穀，掌刑名者出人刑名”。朱元障有鑑於勸戒無用，決心以重點治貪。《大明律》規定：受財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七十，每五貫加一等，至八十貫絞；受財不枉法者，一貫以下校六十，每五貫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物，不分首從，並贓論罪，在右小臂上刺“盜官錢（糧、物）”三個字，一貫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貫斬。

朱元璋對監察官員貪汙受贓的處刑更重。法律規定，凡是監察官員收受賄賂或索要財物，要比其他官吏罪加二等，並規定：“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明初刑罰的殘酷程度，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朝代。《大明律》規定除了使用“答、杖、徒、流、死’五種基本刑罰外，還動用了殘酷的凌遲、挑膝蓋、剁指、剛足、閉割、抽腸、剝皮等酷刑，並經常株連三族、九族。

由於懲處過於嚴酷，從洪武元年到十九年，竟然沒有一位官員做到任期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就遭到貶黜或被殺頭。因殺官太多，以至有些地方衙門無人辦公，朱元璋不得不實行“戴死罪、徒流還職”的辦法，叫判刑後的犯罪官吏，帶著鐵銬回到公堂辦公。這倒成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奇觀。

可是，如此嚴刑卻阻擋不了明朝官員前仆後繼的腐敗步伐，朱元璋的反腐政策確實成效一般。要講到反腐敗，嚴者當屬朱元璋，可智者卻算宋真宗趙恆。因為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統治日益穩定，國家管理日益完善，社會經濟繁榮，國家強盛，史稱“鹹平之治”。而這一切與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舉措密不可分。

《大明律》是明代實行的一部國家法律。朱元璋總結歷代法律施行的經驗和教訓，詳細制定了明代的法令條例。

《明史·刑法志》說，1365年，朱元璋佔領武昌時，就著手議定律令。1367年，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Quattroporte官，編修明律。同年年底，律令修成，計令145條，律285條。除此以外，又修了《律令直解》把適用於民間的律令條文及違犯法令的案例，分類編輯成冊，頒發到州縣。

1373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書劉惟謙再次修訂律令，第二年書成。經過實踐考察之後，又經過三次修改和增刪，1397年才將《大明律》正式頒發，作為各級司法部門決獄量刑的依據。

《大明律》共分三十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八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以及吏律二卷、戶律七卷、禮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條。這種以六部分作六律總目的編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來的，與《唐律》面目已不盡相同，在內容上也較《唐律》有許多變更。又增加了“奸黨”一條，這是前代所沒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輕者更為減輕，罪重者更為加重。不準“奸黨”“交結近侍官員”，“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攬權，交結黨援的集權思想。

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時，又於1385年親自採輯官民犯罪的事例，編成《大誥》一書，內容有攬納戶、安保過付、詭寄錢糧、民人經該不解物、灑派拋荒田土、倚法為奸、空引偷軍、黥刺在逃、官更長解賣囚、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等十條。此後，又欽定《大誥續編》、《大誥三編》以及《大誥武臣》，記錄了梟示、凌遲、種誅及棄市以下萬多案例，發至全國，並作為府、州、縣和社學的學生的必修課程。

朱元章為了普及《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還規定凡犯罪者家藏有《大誥》，即可減罪一等。於是，全國上下爭購《大誥》成風。一些士大夫也以此為進身之階，爭相講讀。史書記載：“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都得到賞賜回去。

在刑法上，《明律》淵源於《唐律》，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即所謂“正刑”，其他如律例內的雜犯、斬、絞、遷徙、充軍、枷號、刺字、論贖、凌遲、梟首、戮屍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則為明代所創。所謂廷杖，就是朱元璋時開始實行的。其他《大明律》沒有規定的酷刑濫法，也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