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位於日本東京九段坂，與皇宮等相去不遠，修建於1869年，原名東京招魂社。目前供奉著246萬多柱“神靈”。日本的神社一般都供奉著一個或幾個“神”，弄出兩百多萬個神來，獨此一家，非常奇特，其歷史又算不上很長。原因很簡單：自明治維新以來“為天皇戰死”的人都作為“神”供奉在那裡了。

如今的靖國神社是日本右翼的精神家園，是日本與周邊國家圍繞歷史問題衝突的根源所在。其實，如果把靖國神社在二戰中發揮的鼓動軍國主義狂熱之醜陋面目，原原本本的教育給年輕一代，相比日本也不會這麼多人以為“中韓是借靖國問題為難日本”吧。

日本在戰敗前學校教育中有一門課程叫所謂“修身課”，即思想教育課。二戰時期，日本國家編制修身課教科書是這麼教育的：

我們要時刻感謝天皇陛下的恩賜，同時要以被供奉在此（靖國神社）的忠義之士為榜樣，為了君主和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也就是說，二戰中日本的軍國洗腦教育，主要崇拜的物件就是兩個：天皇和靖國神社。它們之間又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為天皇去盡忠死去，才能進入靖國神社。而天皇和皇后陛下會去神社參拜這數以百萬計的“神”，這就是所謂“天皇陛下的恩賜”。由此構築一個日本人就要盲目忠於天皇（換句話說就是天皇為首的軍國政權），併為之付出一切、乃至生命的體系。

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利用靖國神社這個平臺舉辦了大量鼓吹性宣傳活動，以下稍微舉一些例子：

1.日本三大招牌雜誌《少女俱樂部》、《少年俱樂部》、《幼年俱樂部》共同舉辦的“獻給靖國神社的英靈的文章”徵文活動。得到的徵文數以十萬計，充斥著“我們日本國民一定要懷抱靖國之精神......當不得不犧牲時，也要笑著面對死亡，即使肉體死去，靈魂和生命也將會與天壤無窮的國家一道永世長存。”之類近乎邪教宣傳的句子。

2.在全國範圍內評選“靖國烈女”（丈夫戰死後獨立支撐家庭的所謂烈女），“靖國遺孤”（父親戰死後理想是長大後也成為軍人效忠天皇的兒童），“靖國遺屬”（兒子戰死後表示為國家、為天皇戰死完全值得的父母）等等。將這些烈女、遺孤、遺屬定期招待到東京舉行集體參拜靖國活動。非常搞笑的是，1942年4月這樣的活動舉行時，《朝日新聞》還專門刊登文章勸這些大多來自鄉下的戰死軍人家屬遵守城裡的規則：不要闖紅燈，不要在室外觀光的時候隨身攜帶行李，上下公交車的時候不要推擠等等，言下充滿了歧視味道。

3.只要有條件，出征的軍人都會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另外靖國神社還宣傳來自北韓、臺灣等殖民地的民眾參拜，強調整個“大日本帝國”範圍內的臣民都忠於天皇。日本學校也頻繁組織學生參拜靖國神社，並演唱歌頌“神靈”的歌曲。這些歌曲彙集起來有34首，稱為《靖國神社之歌》，翻錄的CD至今還在靖國神社遊就館中公開出售。

4.靖國神社還推行所謂“日本忠魂圈”的建設，即在所有被日本佔領地域都建立類似的神社，供奉戰死日本軍人，強迫當地民眾、特別是兒童來進行參拜，簡而言之就是將洗腦擴充套件到海外。

綜上所述，靖國神社是大型軍國主義宣傳機器，洗腦機構，日本戰爭罪行的直接幫兇，無可辯駁。而且至今其主持者，前往參拜者，都毫無悔意，甚至引以為豪！值得所有善良的人們警惕。

二戰時日本士兵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九段坂見”。

所謂“九段坂見”就是指的“來生在靖國神社”見，因為靖國神社(YasukuniShrine)位於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坂。

但是如果直接說“靖國神社見”未免太喪氣，所以就改為“九段坂見”了。要說到日本軍國主義，其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倒退回去100年的時間，日本人對天皇根本沒那麼狂熱。

所謂軍國主義其實就是明治維新的產物，是的，明治維新不僅給日本帶來了物質上的近代化，也給日本帶去了狹隘的極端民族主義。

日本在不到一百年時間裡就把天皇塑造成了一個尊貴的“神”。

在明治維新以前，天皇已經被幕府將軍架空很久了，天皇名義上是日本的統治者，實際上就是一個“吉祥物”。

天皇在幕府時代吉祥物到什麼程度了呢？按照封建王朝慣例，一般有彗星經過，皇帝都需要沐浴齋戒，躲到偏房去住；因為彗星在東亞社會代表上天對皇帝的警示，皇帝必須反省。

但是在幕府時代，天皇是不需要沐浴齋戒反省的，需要反省的是德川將軍。

而且京都天皇每年新年朝拜會，平民還可以買票入場觀禮，場面和看大戲類似，真的，不少人花錢主要是看看天皇惡化公卿長什麼樣。幕府雖然覺得很不體面，但是無奈皇室認為這是一筆很重要的收入，所以一直很堅持。

甚至就連西方外交官都發現，剛剛明治維新後，每逢天皇生日都需要警察挨家挨戶強迫日本平民掛上國旗。

這說明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民眾並不把天皇當回事。

明治維新改變了這一切，明治維新不但給日本帶來了西方物質文明，還給日本帶去了民族主義。

在日本物質上學習西方的同時，他們在思想上反而強調“忠君愛國”。

這是因為隨著西方文明進入日本，日本傳統觀念受到了猛烈衝擊。日本知識界和民間逐漸出現了根據西方意識形態批評日本傳統思維、風俗習慣、文化落後的言論。

這些言論不但讓日本國粹派（文化保守主義者）和維新派元老憂心忡忡，就連許多原本支援維新的日本學者都對這種言論表達了憂慮，比如號稱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的德富蘇峰就提出“崇拜外國物質文明之類，我是非常討厭的。”“我不認為外交的關鍵在於要穿外華人的衣服，吃外華人的飯，跳外華人的舞，想外華人之所想，身體、靈魂都外國化……”

出於對抗西方價值觀的目的，1890年日本政府頒佈了“帝師”元田永孚（類似清朝翁同龢，他是唯一可以穿和服見明治天皇的人）起草的《教育敕語》，儒家所提倡的“忠君愛國”被日本官方確認為教育的靈魂，“和魂洋才”成為教育的綱領。

進入20世紀後，強調“忠君愛國”的《教育敕語》是要求人人要背誦的，不會背是畢不了業的。另外，日本政府還把天皇制國家奉為日本不可能改變的政治模式。他們將這種“較萬國卓越”且“萬古不易”的天皇制“國體”，吹捧為日本所獨有、獨享且引以為至尊至榮的國家體制。

到了1900年前後，日本在精神上徹底選擇了與西方價值觀對抗，這就是日本二戰軍國主義的源頭。

1901年，後來的“武士道”精神之父，日本哲學家井上哲次郎受陸軍教育總監部的委託，就武士道發表演講。這在思想層面標誌著日本全面“復古”標誌。

井上哲次郎演講核心是“今後為了確定日本的道德，必須使構成了日本從來的道德思想的根底的東西（武士道），永遠發展下去……不能與日本武士道精神調和的（西洋）道德主義，在日本絕不能繁榮。”

在這種價值觀指引下，日本越來越重視在形式上營造各種有利於提升日本民族凝聚力的東西，靖國神社就是其中標誌性建築。

靖國神社成立之初，日本就有意把這個神社打造成軍國主義聖地，極力塑造靖國神社的“神聖性”。

在二戰結束前，從明治天皇一直到昭和天皇，都是親自去拜祭靖國神社的，而隨著日本政府有意對天皇神聖性的塑造，天皇參拜靖國神社就成了一件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事情。

說到底，靖國神社和神化天皇都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抗西方的產品，是的，不是產物，是產品。

而日本官方藉著普及義務教育（俾斯麥首創）的機會，從小對民眾進行洗腦，洗腦的內容就是“三綱五常”，“殺身報國”。

久而久之，原本對天皇沒那麼尊敬的日本人變得對天皇狂熱崇拜起來。

最後，就演變成二戰時日本士兵互相打招呼都是“九段坂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