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學和秦後儒學是無我和有我的區別，先秦儒學基於古道是無我的，而秦後儒學是有我的。道有真偽之分即在無我有我，道即永生永存，是人類並萬類之共同目標和終極歸宿，並不實在，在建設培育中。而有我之道即偽道是以人類並萬類為芻狗而建設自身之永生永恆，是一種操縱人類並萬類之意志智慧。秦而後無論東西方即在偽道掌控並操縱下，即佛學所言之無明。

正見即出世，邪見即世間，邪正皆打卻，菩提性宛然。

漢代是儒學歷史上一次重大的變更期，儒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增加了所謂：五德終始、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理論。但其實儒學變化的目的主要是強化皇權，儒學在民間的影響還是和先秦時代一樣，特別是在教育方面還是孔子的人那一套：克己復禮，有教無類。這才有了我們可愛的王莽同學那樣的理想主義者。所以我認為漢代的儒學其實除了為了能讓皇上喜歡增加了一些君權神授的思想之外，本身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漢代的儒學家還是基本繼承了先秦時代的思想。

漢代儒學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前179一前104），西漢今文經學大師。武帝時，他曾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受到武帝採納，開此後2000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局面。.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在儒家天人合一的基礎之上，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宇宙觀。‘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之說，形成一套"天人感應"的神學唯心主義體系。他還提出"三綱，五常"的道德體系。

董仲舒幫助漢武帝建立了文化專制主義，使儒學得到獨尊，儒學思想成了統治思想，這在當時對於鞏固封建中央集權，還是有過一定積極作用的。

80年前“焚書坑儒”，80年後“獨尊儒術”，秦皇漢武到底誰比較任性？1

公元前213年，李斯給秦始皇提了一個建議，就是“焚書”。

起因原本只是一些博士之間關於“置郡縣、廢分封”的辯論，結果被李斯上升到了“學古”和“師今”的問題。法家思想講究的就是以法為本，依法治國，至於那些古聖先賢的思想，都是不起作用的，而個別博士口中的那些“之乎者也”自然是要摒棄的。所以，那些所謂的經典都應該被毀掉。

而在“焚書令”的執行下，除醫藥、卜筮、農業方面的書籍，基本上燒的燒，藏的藏，市面上基本上是見不到了。秦朝官方留下的一套留存本，後來也被項羽一把火給燒差不多了。

孔子的八世孫孔鮒，聽到“焚書令”，趕緊將手裡的《論語》、《尚書》、《孝經》、《逸禮》等書藏到了舊宅的牆壁之中。這批書後來直到漢景帝時期，才因為景帝的兒子魯恭王劉餘想擴建宮室苑囿，把孔子舊宅破壞了，才重新發現。

那麼，漢初的儒學怎麼傳承呢？主要就來源於活著的儒家經典——老儒，正是這些老儒的口口相傳，才算是把儒家思想傳了下來。直到公元前191年，才由漢惠帝劉盈和呂后將挾書律（相當於秦“焚書令）廢除，才算是徹底給諸子百家“鬆了綁”。

當然了，漢初，劉邦的手下還是有儒生的，比如說陸賈和叔孫通。

陸賈針對漢初的政治經濟情況，結合道家思想，提出了“行仁義、法先聖，禮法結合、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叔孫通則將秦禮簡化，制定出漢禮，算是對儒家禮學的一種延續。

相對於官方的夾縫中求生存，民間的小心翼翼，一些諸侯國的儒家發展倒是非常蓬勃的。雖然漢初的統治者在漢郡範圍內採用的是秦朝那一套官僚體系和法律條文，但是對東方的諸侯國，還是非常寬容的，允許他們可以制定一些符合當地實情的法令和制度。

其中，儒家最理想的“土壤”便是楚國。

當時的楚王是劉邦的親弟弟楚元王劉交，他自幼好讀書，尤好《詩經》，他還專門去跟荀子門徒浮丘伯學習，不過“焚書令”的頒佈讓他中止了這段學習經歷，但是卻結識了穆生、白生、申公等同好《詩經》的同學。漢朝建立後，劉交代替韓信成為了楚王，他便將這些同學都招至楚國，共同研究《詩經》，後來他親自為《詩經》作注，即後來的《元王詩》。

但是，因為“焚書令”的出現，卻給儒家的發展帶來了一個“後遺症”。

因為沒有了“書本”的束縛，儒家經典在傳承中開始出現或大或小的變化，各家認為各家是權威，解讀也開始不斷髮生變化。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一些“聰明”的儒生開始將儒家思想的一些理論向統治者所需要的方向解讀，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於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大一統”等學說。

所以，才有了後來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到了漢昭帝、漢宣帝以後，儒家在漢家朝堂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從統治者到文武群臣，開始越來越多地引用儒家經典來解決當下的問題。

一個最經典的例子：

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2年），一男子冒認是已故戾太子劉據，在皇宮外出現，引來文武百官全來辯認，卻無一人敢確定。直到京兆尹雋不疑到了，當場把該男子拿下才算解決問題。他當時給出的理由就是：”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

雋不疑這種引用儒家經典（《春秋》）中的故事來解決當下問題，在當時也不是獨有的現象，在此之後，應用也越來越廣泛，甚至於後來皇帝在詔令中也會經常引用幾段儒家經典，漢成帝便是這方面的典型。後來，成帝考察繼承人的時候，都要候選人，即後來的漢哀帝劉欣和中山孝王劉興，背誦儒家經典，來作為參考。

此時的儒家思想已遠比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更佔據統治地位。

應該說，漢代的儒學相比較先秦的儒學，會更加具有影響力，也更加適應時代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它也失去了一些原本的味道。

對於秦皇、漢武來說，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一個統治的手段，只是，時代的變化促使他們做了不同的選擇而已。

漢代儒學是對先秦儒學的繼承和發展，又是一種完善和創新。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變革之後，儒家思想走向政治舞臺，成為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主體文化，董仲舒居功至偉。

漢代儒學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博採眾長，融合道家、法家、陰陽家等百家之精華為一體，作為上層政治的治國平天下。用以維護中央政權的大一統和政治利益，以適應當時社會歷史的發展。

漢代儒學斷承著先秦儒學的仁、義、禮、仁政、民本、中庸，在教育上同樣實行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以達到品學兼優。孔子思想核心是仁、義、禮，到孟子的仁、義、禮、智，董仲舒完善為仁、義、禮、智、信。董仲舒根據陰陽原理，在新儒學中加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等新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學完整的思想系和道德體系。

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既是統治者的權利無限放大，又是君王愛民如子的品德，治理天下的民心所向受到上天的臨督。既然君權是天神所授，就必須佈施天下，天下歸心。否則君權難保，君王也成為歷史的罪人。

三綱並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不是父親的一聲號令，兒子必須絕對服從。而是君子要有崇高的道德作為表率，要有治國的方針國策，臣子必須忠於職守，充分發揮。父親一家之主，當然要有所擔當，言傳身教，做好為人之父的榜樣。兒子必須有所上進，嚴於律己，如有差錯，當然要知錯就改。

漢代儒學作為里程碑式的發展，還是基本上繼承了先秦的儒家思想，而更有強大的影響。儘管對原本的內容有很大的變異，那也是時代的不同和歷史的侷限。

孔子是沒落的貴族，他從底層社會生活看到了百姓的生活，他也因為是貴族後裔最終受到貴族的待遇，可是當時社會戰亂紛爭不斷，他提倡的禮法不適合時機，周禮很難恢復因為分封制已經讓各地的王公貴族有了權力的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