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公共關係的淵源
縱觀歷史，早在古代埃及、巴比倫、波斯、古希臘、古羅馬，統治者就用武力和輿論手段來控制社會，處理與民眾的關係。這些帝王、政府都曾動用大量的金錢和人力去營造雕像、寺院、陵墓，寫讚美詩等，用精湛的藝術手法描述他們的英雄業績， 樹立統治者的聲譽， 宣揚自己的偉大和神聖的身份， 也傳播生產知識。 他們具有強烈的“公關意識”。
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有了靠創作讚美詩維持生活的人。
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辭學》中就怎樣運用語言來影響聽眾的思想與行為進行了精闢的闡述。該書被稱為最早探討“公共關係理論”的專著。
古羅馬的凱撒創辦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日報——《每日記聞》，他還專門寫了一本記載其功績的紀實性著作——《高盧戰記》，這本書曾被西方一些著名的公共關係專家稱為“第一流的公共關係著作”。
古代基督教在全世界卓有成效的傳播， 也被認為是古代 “公共關係”的又一典範。
中國是文明古國，“公共關係”的思想與活動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記載的遠古時代。
統治者的“公共關係”活動在商代就已產生，部族首領已認識到民意和利用民意的重要性。在盤庚遷都的故事中，盤庚在三次演說詞中都提出“朕及篤敬，恭承民命”，證明他已懂得順民意、得民心，辦事要向民眾說明原因，用意才能實現。
中國古代在收集民意、利用民意的技術方面也有相當大的發展。大禹為治水曾“合諸侯於塗山”，協商後終於得到大家的支援，才得以指揮千軍萬馬完成了治水的壯舉。
周朝時，宮廷已有“采詩”制度，目的之一就是以此來體察民情民意。《左傳》中的“子產不毀鄉校”，體現了輿論監督和知識分子與政權間的雙向溝通。
秦國的商鞅利用“徙木賞金”的“人為事件”來取信於民，表明變法改革的決心，在民眾中樹立了可信賴的形象。
中國古代的說服傳播技術、技巧已相當發達，已成為製造輿論和協調各種社會關係的重要手段。例如：蘇秦周遊列國宣傳“合縱”之說，維持了十幾年的和平，成為“三寸不爛之舌，勝於百萬雄兵”的典型案例。
歷代農民起義領袖們也都十分注重利用各種傳播手段來製造輿論，贏得民眾的支援。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洪秀全都各有經典做法。
在中國古代的一些經濟活動中，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各種傳播手段和溝通技巧來宣傳自己，樹立自己良好的聲譽和形象。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在世界公共關係史上都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古今公共關係的異同
嚴格地講，古代並不存在科學意義上的公共關係，因此使用該詞時我們一般都加上了引號，那時的一些類似今天的公共關係的思想觀點與實踐做法可稱為“類公關”、“準公關”、“公關的萌芽”、“史前公關”。總之，那時的公共關係不僅沒有獨立的思想體系，甚至連這一概念都沒有，但它們確是今天公共關係產生的基礎，是豐富的、寶貴的人類文明遺產，應辯正地加以取捨、揚棄。
三、近代公共關係的萌芽
近代的公共關係萌芽於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事業比較發達的美國。它從幾個方面展開。
可以說美國的公共關係起源於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對君主專制、爭取獨立的鬥爭。 當時的領袖們都是很好的公共關係宣傳家。 他們利用報紙、小冊子、傳單、製造事件、集會、辯論等宣傳獨立的主張。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塞繆爾·亞當斯（Samule Adams）。他的一些理論與做法對今天的公共關係事業依然是很有借鑑價值的。亞當斯認為“所有的人受感受支配的程度比受理智支配的程度大得多”。由此，他認為“公共輿論來源於事物的進展以及公眾觀察事物進展的方式”（絕不是僅僅取決於客觀事物本身）。亞當斯是一個積極進取並有一套成功技術的“公共關係”專家。他在沒有公眾的條件下，會創造一些事件來求得公眾的支援，進而實現自己的目標。
這些事件在組織北美13州抗英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些技術表現為：
（1）一個組織完成某項行動的需要可能透過一個公共關係活動來實現，如1766年在波士頓組織的“解放之子”和1775年同是在波士頓成立的“公眾反映委員會”等。
（2）在宣傳技巧上使用徽記，如用“解放樹”等來增強公眾的認同，使之容易辨認和誘發公眾的情感。
（3）使用口號可以使複雜的問題變為易認易記的形式，來反覆增強公眾的觀念，如“徵稅而無抗議就是暴政”。
（5）重要的是首先在一個事件中使自己的觀點與公眾相一致，這樣對事件的解釋便可以為公眾接受，如“波士頓慘案”。
（6）為了最大可能開展公共關係活動，必須運用公共關係技術和利用各種溝通渠道向公眾滲透新的思想與觀點。從1750年到1783年的34年中，亞當斯等人共印製出版了1500多種攻擊英國統治的小冊子，其中有不少是亞當斯自己撰寫的。亞當斯還煞費苦心地建立了13個殖民地的通訊網路--通訊委員會，藉此網路通報英國統治者的胡作非為，並保持13州的經常聯絡。
一、古代公共關係的淵源
縱觀歷史，早在古代埃及、巴比倫、波斯、古希臘、古羅馬，統治者就用武力和輿論手段來控制社會，處理與民眾的關係。這些帝王、政府都曾動用大量的金錢和人力去營造雕像、寺院、陵墓，寫讚美詩等，用精湛的藝術手法描述他們的英雄業績， 樹立統治者的聲譽， 宣揚自己的偉大和神聖的身份， 也傳播生產知識。 他們具有強烈的“公關意識”。
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有了靠創作讚美詩維持生活的人。
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辭學》中就怎樣運用語言來影響聽眾的思想與行為進行了精闢的闡述。該書被稱為最早探討“公共關係理論”的專著。
古羅馬的凱撒創辦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日報——《每日記聞》，他還專門寫了一本記載其功績的紀實性著作——《高盧戰記》，這本書曾被西方一些著名的公共關係專家稱為“第一流的公共關係著作”。
古代基督教在全世界卓有成效的傳播， 也被認為是古代 “公共關係”的又一典範。
中國是文明古國，“公共關係”的思想與活動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記載的遠古時代。
統治者的“公共關係”活動在商代就已產生，部族首領已認識到民意和利用民意的重要性。在盤庚遷都的故事中，盤庚在三次演說詞中都提出“朕及篤敬，恭承民命”，證明他已懂得順民意、得民心，辦事要向民眾說明原因，用意才能實現。
中國古代在收集民意、利用民意的技術方面也有相當大的發展。大禹為治水曾“合諸侯於塗山”，協商後終於得到大家的支援，才得以指揮千軍萬馬完成了治水的壯舉。
周朝時，宮廷已有“采詩”制度，目的之一就是以此來體察民情民意。《左傳》中的“子產不毀鄉校”，體現了輿論監督和知識分子與政權間的雙向溝通。
秦國的商鞅利用“徙木賞金”的“人為事件”來取信於民，表明變法改革的決心，在民眾中樹立了可信賴的形象。
中國古代的說服傳播技術、技巧已相當發達，已成為製造輿論和協調各種社會關係的重要手段。例如：蘇秦周遊列國宣傳“合縱”之說，維持了十幾年的和平，成為“三寸不爛之舌，勝於百萬雄兵”的典型案例。
歷代農民起義領袖們也都十分注重利用各種傳播手段來製造輿論，贏得民眾的支援。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洪秀全都各有經典做法。
在中國古代的一些經濟活動中，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各種傳播手段和溝通技巧來宣傳自己，樹立自己良好的聲譽和形象。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在世界公共關係史上都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古今公共關係的異同
嚴格地講，古代並不存在科學意義上的公共關係，因此使用該詞時我們一般都加上了引號，那時的一些類似今天的公共關係的思想觀點與實踐做法可稱為“類公關”、“準公關”、“公關的萌芽”、“史前公關”。總之，那時的公共關係不僅沒有獨立的思想體系，甚至連這一概念都沒有，但它們確是今天公共關係產生的基礎，是豐富的、寶貴的人類文明遺產，應辯正地加以取捨、揚棄。
三、近代公共關係的萌芽
近代的公共關係萌芽於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事業比較發達的美國。它從幾個方面展開。
可以說美國的公共關係起源於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對君主專制、爭取獨立的鬥爭。 當時的領袖們都是很好的公共關係宣傳家。 他們利用報紙、小冊子、傳單、製造事件、集會、辯論等宣傳獨立的主張。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塞繆爾·亞當斯（Samule Adams）。他的一些理論與做法對今天的公共關係事業依然是很有借鑑價值的。亞當斯認為“所有的人受感受支配的程度比受理智支配的程度大得多”。由此，他認為“公共輿論來源於事物的進展以及公眾觀察事物進展的方式”（絕不是僅僅取決於客觀事物本身）。亞當斯是一個積極進取並有一套成功技術的“公共關係”專家。他在沒有公眾的條件下，會創造一些事件來求得公眾的支援，進而實現自己的目標。
這些事件在組織北美13州抗英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些技術表現為：
（1）一個組織完成某項行動的需要可能透過一個公共關係活動來實現，如1766年在波士頓組織的“解放之子”和1775年同是在波士頓成立的“公眾反映委員會”等。
（2）在宣傳技巧上使用徽記，如用“解放樹”等來增強公眾的認同，使之容易辨認和誘發公眾的情感。
（3）使用口號可以使複雜的問題變為易認易記的形式，來反覆增強公眾的觀念，如“徵稅而無抗議就是暴政”。
（5）重要的是首先在一個事件中使自己的觀點與公眾相一致，這樣對事件的解釋便可以為公眾接受，如“波士頓慘案”。
（6）為了最大可能開展公共關係活動，必須運用公共關係技術和利用各種溝通渠道向公眾滲透新的思想與觀點。從1750年到1783年的34年中，亞當斯等人共印製出版了1500多種攻擊英國統治的小冊子，其中有不少是亞當斯自己撰寫的。亞當斯還煞費苦心地建立了13個殖民地的通訊網路--通訊委員會，藉此網路通報英國統治者的胡作非為，並保持13州的經常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