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一直有人將蘇格拉底之死歸結於雅典的民主制度，認為是後者害死了前者。然而這也許是個見仁見智的事情。

先來說說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最初也是君主制度，後來經歷了寡頭政治，再後來經過梭倫改革（前6世紀）、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前506年），雅典的民主制度最終確立，最後在伯里克利時期（前443-前429），民主制度達到黃金階段。兩千多年前的雅典已經實現了分權、選舉等等體現民主的重要手段。我們提到雅典，必定說到他的民主制度，多年以來，有關古代雅典的學術研究也必然逃不過民主制度，但事實上，雅典的民主制度的侷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都是知道，雅典所謂的民主事實上的公民的民主，而公民在雅典城邦所佔的比重非常少，廣大的婦女、奴隸、外邦移民和未成年人都是排除在民主制度之外的，所以就民主的範圍而言，具有很大的侷限性；其次，就希臘的民主的性質而言，是一種非常原始的直接民主，只適用於小國寡民的城邦，不具有普遍性；再次就是雅典民主的方式，抽籤和輪流坐莊的方式，具有極大的隨意性，誰來掌握權力有時候不是靠能力也不是靠威望而是靠抽籤的運氣，所以很容易造成權力的濫用和誤用。所以長期以來雅典民主制度在被肯定為西方民主政治源頭的同時也一直被詬病，甚至成為了後期雅典衰落的一個原因之一，尤其再加上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失敗，更是成為了雅典民主政治不堪一擊的重要例證，以至於蘇格拉底之死也要歸咎於雅典民主制度權力的濫用和誤用。

當然了，上述說的原因肯定在某些立場下都能自圓其說，但是事情永遠不可能那麼的絕對，蘇格拉底之死的原因也是仁者見仁。蘇格拉底之死完全由民主制度的侷限性來買單也不見得是一種負責任的方法。

其中美國的斯東的觀點倒是可以供有興趣的夥伴來參考一下，他在他的《蘇格拉底的審判》當中認為蘇格拉底的觀點一直都是與民主制度有所對立甚至蔑視和背道而馳，因此在三十僭主政治被推翻之後，民主派看到蘇格拉底仍然在宣揚他反民主的思想，他們就再也坐不住了，對他提出了控告。而且在三十僭主統治雅典的時候，蘇格拉底並沒有隨民主派出逃，也沒有出面發聲恢復民主政體，這樣一來就讓人感覺：雅典最喜歡說話的人在雅典最需要他說話的時候卻保持了緘默。所以尼采曾經說過：耶穌曾為耶路撒冷哭泣，而蘇格拉底從未為雅典掉過一滴眼淚。我們是不是可以猜想，蘇格拉底會不會在雅典早就不受歡迎了？而且在蘇格拉底之後，雅典幾乎沒有出現過控告哲學家的事情出現。最後蘇格拉底選擇了接受審判，再套用斯東的一句話：“以言論自由著稱的一個城市竟對一個除了運用言論以外沒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學家起訴、判罪、處死，這給雅典的民主烙上了永遠洗不清的汙點。如果這是他的目的，蘇格拉底顯然達到了他的目的。”

依據古希臘的法規，判處死刑的人，可以有多種減刑的方法和途徑，而且他也有機會逃走，而他為何拒絕苟且偷生的活著，而光明磊落地慷慨赴死呢？我覺得這與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有關係。他的名言道：“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他希望所有的人都過著有規則的生活，他不願做破壞法規和制度的帶頭人。他願意用他的死去捍衛共同遵守的法律，即便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如果我告訴你，蘇格拉底就是以自我之死這種決絕的形式來反對當時那種雅典式的民主，你會不會大跌眼鏡？大吃一驚？

就像說不盡的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蘇格拉底之死也是兩千五百多年來說不盡的，意味深長的話題。因為要了解蘇格拉底之死，首先需要了解當時的雅典式民主究竟是怎麼回事。與現代人理解的民主恰恰相反，雅典式民主不是全體雅典人民的民主，僅僅只是雅典公民的民主，這是一種少數人的民主，因為並非所有居住在雅典的人都是雅典的公民（包括婦女、小孩、奴隸以及居住活動在雅典的各種外邦人就不是法定的雅典公民）。很詭異的是，這種少數人的民主常常以全體雅典人民的名義進行，並且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裡常常會導致多數人的暴政。當時雅典式的民主程式如下圖所示：蘇格拉底作為一個偉大的自由思想家教育家，利用當時一切公共場合和城市廣場，堅持人人平等，堅持有教無類。只要願意，無論是誰，都可以與蘇格拉底進行對話交流、互動探討，傳播知識，播種思想和幸福。蘇格拉底的這種思想和行為是完全有悖於雅典式民主的，衝突是必然的，與其產生衝突只是或早或遲的時間問題。

與蘇格拉底是雅典式民主的反對者相反，他同時又是雅典式法律的堅定信仰者和維護者。

蘇格拉底臨死前曾經對學生們說：“人生可貴的不是生存，而是善良的生活。如果因別人欲加害於我，我就可以給別人帶來傷害的話，這只不過是以冤報冤，絕非正義。……你嘗試逃獄也就是說你已經在嘗試破壞法律或國家了。國家的法律判決已經毫無威信可信，私人用強權侮辱和踐踏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將瀕臨滅亡。”

蘇格拉底繼續向學生們陳述了自己的信念：“如果無視與國家的合約，顛覆正義將成為天下有識之士的笑柄。如果聽從克里託所言逃獄，將為後人遺留下不好的先例，豈不是迷惑青年思想，自掘墳墓表白，證實了那些誣害我的話是真實的嗎？”

在蘇格拉底心中，法律就是法律，也許法律在雅典式民主導致的多數人暴政的情況下有一時的枉法，但人們還是必須要維護和支援法律。這就是蘇格拉底的法的信仰，他用生命踐行了這種對法的信仰。正因為如此，蘇格拉底之後，雅典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蘇格拉底式的悲劇，再也沒有出現過因為少數人的民主而導致多數人的暴政。

哲學家在雅典受到審判，蘇格拉底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對蘇格拉底的起訴發生在30僭主統治之後，雅典的民主派掌權時期。蘇格拉底被起訴的原因是：不敬神，為城邦引入新的神和毒害青年。

除蘇格拉底外，阿那克薩戈拉，普羅塔哥拉（蘇格拉底之前）和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之後）也因為類似的原因被起訴過，優秀人物被法庭起訴乃至被城邦驅逐是雅典政制的特點，除哲學家外，地米斯托克利，色諾芬等優秀人物也被城邦驅逐過。但蘇格拉底可能是唯一不接受流亡而接受死亡的一個。

蘇格拉底的受審及其被處死在當時是一個公共事件，他的死正如他所期待的，激勵了一批貴族青年思考哲學和人生。蘇格拉底的兩個學生柏拉圖和色諾芬都詳細地記錄了蘇格拉底從受審，發表申辯到從容赴死的言行。

蘇格拉底之死是西方繪畫中的永恆主題。

蘇格拉底的年代是理性勃發的年代，自然哲學的興起使得人們不再用神靈來解釋天相，電閃，雷鳴，乃至人世間的悲喜劇，這使得傳統上由神靈來規範的人的行為發生了“墮落”，以至於“善”，“正義”，“勇敢”和“虔誠”這類詞的含義都成了問題。

蘇格拉底尋求把人的道德規範構建在更堅固的（知識的）基礎上，他在雅典的市場上與自認為有智慧的人辯論，在辯論中揭露政客、修辭家，詩人等對“善”和“正義”等一無所知的窘境。

在這個過程中蘇格拉底展示了他的聰明才智，吸引了一批貴族青年，他們願意與蘇格拉底交遊，也學著他的樣子對號稱智慧的人進行審查，被審查的人非常惱火，於是說蘇格拉底毒害了青年人。最終有三個人，阿尼圖斯、呂孔和墨勒託斯，身份分別是政客，修辭學家，和詩人在法庭上控告了他。

蘇格拉底對自己的人生是有一種覺悟的，他感受到了他身上所肩負的職責以及人生的命運。他的職責是：

“現在神靈給了我一個崗位，這是我深信而且理解的，他命令我終生研究哲學，考查自己並且考查別人，如果我由於怕死，或者由於其他顧慮，擅自離開了崗位，那就壞了。”

換句話說，他是不會為了活命就在法庭上討好聽眾，也不會因為被判了死刑就離開城邦，逃避自己職責的。在蘇格拉底那裡，法庭和牢房都成了自己宣講哲學，光大哲學的場所。

柏拉圖是被蘇格拉底吸引的青年貴族之一，蘇格拉底之死促使柏拉圖嚴肅地思考蘇格拉底的事業——我們是否能為城邦的正義奠定一個可靠的知識基礎——正是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回答，導致了柏拉圖理念論的誕生，他從正面回答了蘇格拉底的問題，並被看做是西方哲學傳統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