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來，在歷次反對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就不乏有清廷的高階軍官自殺，著名的就有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江南提督陳化成、欽差大臣兼兩江總督裕謙等。

到了北洋水師時，更是有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兩翼總兵劉步蟾、林泰曾、巡閱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直隸總督裕祿等。

在晚清軍事史上，無論是將領的軍事素養、武器的先進化程度、軍費的多寡等，北洋海軍都是遙遙領先於湘軍、淮軍、武衛各軍，特別是海軍的受教育程度更是其它軍種所無法比擬的，大都是出過洋留過學的軍中精英，再不濟的也是福州船政局畢業的學生，都受過高等教育。

1888年12月17日，在旌旗飄揚的劉公島上，清廷正式宣告北洋水師成立，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海軍，實力排在全球海軍第七位，在巡弋高麗、日本、南洋新加坡示威時，就連英美海軍大國都行注目禮，可謂艦容強大，威風凜凜。

但就是這樣一支強大的海軍，竟然被清廷歷來所瞧不上的東灜所打敗，在甲午之役中，不出數週，擁有亞洲最強艦隊北洋水師竟一敗塗地，全軍盡墨，堂堂定遠號鐵甲艦自沉港口，鎮遠號鐵甲艦被日軍俘獲，駕馭這些主力艦的管帶們大部分選擇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雖然在歷次對外戰爭中，都不乏有高階將領自殺，但似北洋海軍這般高階軍官成批自殺，在中國近代史上則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參與黃海海戰的11位高階軍官中有7位選擇了自殺殉國，自殺率高達60%以上。

北洋水師的成立，可以說結束了近代中國有海無防的歷史，這個由醇親王主持的機構，在人員配置規格上，甚至超過了同時期的總理衙門，特別是各主力艦的管帶，更是集中了當時中國最為優秀的海軍人才，除了為數不多的福州船政局第一屆畢業班的同學以外，相當一部分都是首屆留英學生，大副、二副，也都是福州船政局的校友，海軍是中國所有軍種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軍種。

海軍的薪水也是所有軍種中最高的，一般提督年薪為2605.6兩銀子，而海軍提督卻高達8400兩銀子，是前者的3.2倍；綠營總兵年薪2012兩銀子，而海軍總兵則為3960兩銀子，外前者的1.97倍。

北洋水師的覆滅，官兵心理素質缺陷，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丁汝昌等高階軍官的自殺，是在威海衛軍港被日軍包圍突圍無望以後，迫不得已地選擇了自殺方式，儘管其自殺事蹟可歌可泣，但顯然他們的自殺，是在逃避戰敗的責任，這一點非常明顯。

尤其是丁汝昌，精神壓力非常大，一支亞洲最強大海軍艦隊，在自己手裡就這樣戰敗了，所以無顏面對朝廷、面對部下、面對華人，死對其來說是最好的解脫。

丁汝昌等海軍高階軍官的自殺，屬於軍人自殺的一種型別，各國曆史上海軍戰敗，確實有許多艦長選擇自殺，或寧願隨艦沉沒，就是不肯離開戰艦苟活，反映了海軍高階軍官的一種氣度，相反，陸軍高階軍官戰敗自殺，相對於海軍可謂似鳳毛麟角，這在全世界軍隊中都是普遍現象。

可能與海軍受教育程度高、軍艦價值高、海軍軍官薪水高等因素有關，因此海軍軍官將榮譽看得非常重，導致海軍軍官在戰敗後，或軍艦戰損沉沒時，不願棄艦逃離，而是願意隨艦沉入海底，或直接選擇自殺，這方面的案例非常多。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大丈夫能死陣前，不死陣後。甲午海戰大清完敗，作為北洋水師的主帥羞憤難當，故而死國以報皇恩。忠勇剛烈令人肅然起敬。

有關甲午戰爭的問題問海研會就對了，陳悅來解答。

1895年2月11日，革職留任的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劉公島丁公府內服毒自盡，是北洋海軍歷史上至為悲愴的一幕。縱然是當時的外人也很難揣摩丁提督自殺時的心情，更不用說是百年後的現代人，我們只能根據相關史料進行邏輯分析，儘可能來試圖理解丁汝昌。

丁汝昌的自殺，可以總結為他不想負國，也不想負劉公島軍民，但是以當時的險惡局勢，要想做到這些難之又難，最後留給他的途徑似乎只有自盡一條路。而丁汝昌的這種選擇，也體現了傳統中國軍人的道德觀。

根據一些史料記載，在丁汝昌生命的最後時間裡，他曾在不同場合說過兩句特殊的話，而這兩句話實際上也就是我們這些後人來試圖解開歷史之謎的重要鑰匙，這兩句話分別是：“只得一身報國，未能拖累萬人”；“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視此事”。

“只得一身報國，未能拖累萬人”

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後，北洋海軍因受損嚴重，在旅順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應急修理後，就撤往了山東威海劉公島，開始著手配合威海陸軍準備威海的戰守。

（被日軍魚雷艇擊沉的“威遠”艦）

1895年1月，日本山東作戰軍在山東成山頭以南的龍鬚島一帶海灘登陸，隨後在1月30日攻佔威海南岸炮臺，北洋海軍以及駐守在劉公島上的淮系護軍此後逐漸陷入了日本的海陸合圍中。因為和外界資訊斷絕，在外無援軍、彈藥糧草供給將絕的境地中，北洋海軍和陸軍在冰天雪地的威海灣堅持防戰，擊退了日軍從海上強行突入威海灣的數次進攻。然而從2月5日開始，由於連續遭到日軍魚雷艇的兩次暗夜偷襲，“定遠”“來遠”“威遠”等軍艦先後損失，北洋海軍僅有的作戰艦艇力量被嚴重削弱，再加上魚雷艇隊逃亡，整個劉公島、威海灣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中。

更為嚴重的是，也是很少為現代人注意的是。北洋海軍本質上屬於綠營式的軍隊，和清代的綠營軍隊一樣，實行的是家眷隨軍的制度，上至提督丁汝昌、總兵劉步蟾、副將鄧世昌，下至普通水兵，大量官兵的家眷都隨軍，而劉公島因為是北洋海軍在北方最主要的屯泊基地，因而這座島上的家眷人數最多。

當陷於絕境之際，又有旅順大屠殺的前例在先，受家眷的牽累，海陸軍心逐漸動搖，厭戰求生的情緒開始蔓延。根據記載，1895年2月9日“定遠”艦自爆後，劉公島上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兵變事件。

當天，駐防劉公島的陸軍威逼裹挾著陸軍統領張文宣來到丁汝昌所在的“鎮遠”艦，要求和丁汝昌商議投降，“鎮遠”艦的一些水兵也參與其中。丁汝昌委託炮術總教習德華人瑞乃爾去說服眾人，這些近似譁變的陸軍士兵和水兵跪倒在甲板上請求活路：“目前已是山窮水盡的最後時刻，此前，水雷艇來襲，後又用我炮臺火炮攻我，其炮火益發猛烈，我軍艦相繼覆沒。故而如繼續待在這裡，我輩將會被殺戮，妻兒將會遭到凌辱之苦”。最終，當天丁汝昌許諾，如果等到2月11日再沒有援軍到來，自會給大家一條活路。

“只得一身報國，未能拖累萬人”這句話，也就是產生於這一期間。從中不難看到，在處於絕境之際，性格忠厚的丁汝昌不忍心要求部下戰至最後，但對於他自己，則做好了要報國的準備。在這種作戰已經沒有希望的境地下的報國，顯然就是以死報國了。

“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視此事”

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所期望的外界援軍沒有任何訊息，而這一天是他此前許諾的要給劉公島軍民們一個交代的日子。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就是在這一天的夜間，丁汝昌對1月24日收到的日軍勸降書作出了迴應，向自己的老朋友、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寫了一封信。

需要注意的是，現代往往有人把這份信稱為投降書，實際上不如說是一份接洽信。

在這封信裡，丁汝昌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可以投降，但必須是有條件投降，投降的條件就是日方必須確保劉公島軍民的生命安全，並且日方不得扣押劉公島的軍民作為戰俘。

（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致伊東祐亨的書信。要求勿傷害水陸中西官員兵勇民人等命。）

也就是在寫完這份書信後，丁汝昌在劉公島丁公館東廂房內的一間屋子裡服毒自盡。“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視此事”，是丁汝昌生前對投降一事的表態，即他不可能眼睜睜坐視北洋海軍投降這種事情。既然不能“拖累萬人”，又不能“坐視此事”，丁汝昌選擇的是在為“萬人”們處理好生路後，一死報國，而不願親眼目睹北洋海軍的投降。

（丁汝昌自殺處歷史照片）

丁汝昌2月11日夜服毒後，痛苦彌留至2月12日清晨去世。此後，有關投降的具體接洽和商談工作，主要有威海營務處道員牛昶昞接手辦理，對於丁汝昌所提出的投降條件，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力排眾議，表示予以尊重和接受。

在得知丁汝昌死訊後，丁汝昌的異國好友，日本明治海軍創始人勝海舟做了一首悼詩，其中有“我將識量大，萬卒皆遁死”的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