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所處在王安石變法時期。社會背景如下：

1、三冗危機

北宋立國後，為了防止地方割據，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

2，內憂外患

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加之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百姓苦難，各地怨聲不斷。農民由於沒有生路，紛紛揭竿而起起。

蘇軾就是生活這樣時期，那時的宋朝內憂外患，國家積貧積弱，需要大的社會改革，社會各階層的矛盾逐漸突顯，社會政治還算開明。

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他與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皆以文學名世，世稱“三蘇”；與漢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齊名。 且蘇軾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並與黃庭堅、米芾、蔡襄被稱為最能代表宋代書法成就的書法家，合稱為"宋四家"。

他的父親蘇洵，即是《三字經》裡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憤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後的文學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在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高中進士。

嘉佑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後逢其父於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裡。熙寧二年（1069）服滿還朝，仍授本職。

蘇軾幾年不在京城，朝裡已發生了天大的變化。神宗即位後，任用王安石支援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當國王安石意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的，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於朝廷。於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

蘇軾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滿後，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這樣持續了有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大臣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而此時蘇軾經此一獄已變得心灰意懶，於公餘便帶領家人開墾荒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新黨勢力倒臺，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於是年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學士。

俗語：“京官不好當。”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分，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築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被外放穎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黨再度執政，他以“譏刺先朝”罪名，貶為惠州安置、再貶為儋州（今海南省儋縣）別駕、昌化軍安置。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諡號文忠。享年六十六歲。

蘇軾的文學藝術成就

蘇軾的文學觀點和歐陽修一脈相承，但更強調文學的獨創性、表現力和藝術價值。他的文學思想強調“有為而作”，崇尚自然，擺脫束縛，“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他認為作文應達到“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的藝術境界。蘇軾散文著述宏富，與韓愈、柳宗元和歐陽修三家並稱。文章風格平易流暢，豪放自如。釋德洪《跋東坡（左忄右允）池錄》說：“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成文。”蘇軾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蘇軾致力提拔後進，黃庭堅、秦觀等均出其門下。

蘇詩現存約四千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詩》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趙翼《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為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

蘇軾的詞現存三百四十多首，衝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蘇軾在中國詞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並立的豪放詞派，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衝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名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開豪放詞派的先河，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蘇軾還擅長行、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他曾遍學晉、唐、五代名家，得力於王僧虔、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自成一家。自雲：“我書造意本無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踐古人。” 黃庭堅說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又云：“到黃州後掣筆極有力。”晚年又挾有海外風濤之勢，加之學問、胸襟、識見處處過人，而一生又屢經坎坷，其書法風格豐腴跌宕，天真浩瀚，觀其書法即可想象其為人。人書並尊，在當時其弟兄子侄子由、邁、過，友人王定國、趙令畤均向他學習；其後歷史名人如李綱、韓世忠、陸游，以及的吳寬，清代的張之洞，亦均向他學習，可見影響之大。黃庭堅在《山谷集》裡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為第一。”

蘇軾在繪畫方面畫墨竹，師文同(即文與可），比文更加簡勁，且具掀舞之勢。米芾說他“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餘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幹，虯曲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均可見其作畫很有奇想遠寄。其論書畫均有卓見，論畫影響更為深遠。如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託，反對形似，反對程式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並明確提出“士人畫”的概念等，為其後“文人畫”的發展尊定了理論基礎。存世書跡有《黃州寒食詩》、《赤壁賦》、《答謝民師論文》與《祭黃幾道文》等。存世畫跡有《古木怪石圖卷》；又近年發現的《瀟湘竹石圖卷》當亦系他的作品。

蘇軾在詩、文、詞、書、畫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輩出的宋代登峰造極的成就。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學和藝術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