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美國加州一所高中，歷史教師羅恩·瓊斯（Ron Jones）為了讓學生們明白什麼叫法西斯主義，搞了一場教學實驗。他提出鏗鏘有力的口號，“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和“行動鑄造力量”，用嚴苛的規條束縛學生，向他們灌輸集體主義，要求他們絕對服從，遵守紀律。令人驚訝的是，學生們非常順從，步調一致地投入其中。他們精神抖擻，穿上制服，做課間操，互相監督，很快凝聚成一個新的團體。他們給這個團體命名為“浪潮”，還設計了一個標誌性的動作：手臂從右往左，劃出一個波浪狀的曲線。學生們沒有意識到自己越來越像納粹分子，他們發傳單，印貼紙，拉攏新的成員。只用五天時間，這個班就由20人變成了200人。最後，瓊斯在學校大禮堂召開了一次大會，放映了一部第三帝國的影片：整齊劃一的制服和手勢，集體狂熱的崇拜和叫囂。學生們面面相覷，羞愧不已，沒想到自己這麼輕易就被操縱了，心甘情願地當了一回衝鋒隊員。
德國電影《浪潮》就是根據這一真實事件改編的。導演丹尼斯·甘塞爾（Dennis Gansel）上一部電影也是探討極權主義，名為《希特勒的男孩》。甘塞爾對納粹現象的持續思考，令他有別於一般的導演，他的見解就像政治學者的一般精確，不為表象迷惑，而能直取核心。電影裡，有兩處地方令人激賞。通常說來，關於納粹運動的陳腔濫調之一是，它是“種族主義”。甘塞爾完全迴避了這一角度，他去到了更深邃的地方，將其無情地定義為“平等主義”。到底是什麼令到人們滿腔熱忱地投入到極權組織中去，甚至不惜犧牲個人自由？甘塞爾藉助一個“浪潮”積極分子的話作了回答：極權組織提供了“平等”的幻象。“這幾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誰最漂亮，誰成績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讓我們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環境都不重要，我們都是一場運動的一分子，‘浪潮’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有了意義，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 甘塞爾還進一步指出，納粹現象是左翼思潮下的產物。影片末尾，這堂政治課的教師賴納·文格爾，也就是“浪潮”的元首，像一個復活的希特勒，發表了一通瘋狂的政治演講。他在臺上振臂高呼，臺下的學生如痴如醉。而他的那套說辭，完全是新左派的立場，反對全球化，指責“貧富不均”是真正的恐怖主義：
“德國近年來每況愈下，我們是全球化的輸家，但政府卻告訴我們，努力幹活才是擺脫危機的唯一辦法。那些政治家根本就是經濟動物的傀儡。失業率必須下降，我們還是出口大國，但實際上，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恐怖活動是現今最大的威脅，而恐怖活動正是我們自己，透過散佈不公正而一手造成的，當我們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毀滅的時候，那些富人卻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間站，還想從高處來欣賞這一切。”
這就是導演的辛辣之處，他的批判鋒刃直指當下的“反全球化”運動。這是近年來左翼知識分子和熱血憤青最熱衷的“正義”事業，但甘塞爾提出了警示，這可能是一場新的極權主義運動。即使對於這一樁四十年前的“反極權”教學事件，雖然甘塞爾藉助它充分表達了自己的觀念，但他並不願就此止步，將整個事件不假思索地接受下來；相反，他對老師的做法表達了強烈的質疑。影片中，他設計了一個叫“ 蒂姆”的角色。他是富家子，但家庭缺少溫暖，一直渴望融入集體擺脫孤獨。“浪潮”成立後，他第一個響應“平等”的感召，把自己的名牌球衣球鞋全都燒掉了。透過這個集體，他感覺渺小的自我被放大了，自我價值也被提升了，他變得越來越狂熱，也越來越偏執。他一改平時的懦弱形象，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到處噴繪“浪潮”的標誌。然而，當這樣一個人奉獻出全部身心，並從中贏得了別人的讚許，卻突然發現這只是一場教學的騙局時，他一下子就崩潰了。他無法接受“浪潮”被解散，掏出手槍，打傷了一名同學後，吞槍自殺了。不少評論者以為電影裡的這個安排是為了戲劇化，或者借鑑了《死亡詩社》，其實這是導演自身觀念的表達。他力圖說服觀眾：這種教學是危險的，只要有一個“ 蒂姆”這樣心智不健全的人，整個事件就會成為悲劇。實際上，他的憂慮不無道理。四十年前的那場教學實驗，雖然沒有不可收拾的混亂場面，但大部分參與其中的學生都不願提起，事隔多年他們依然感到尷尬，覺得被戲耍了、被羞辱了。唯一從事件中獲益的是那個老師，他接受媒體訪問，出售故事版權，直到《浪潮》這部電影上映，他還帶著一種無以倫比的勝利者口吻說：“這個實驗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我們中的很多人孤獨、缺乏家庭的溫暖、集體的關心，缺乏對一個群體的歸屬感。即使把這個實驗放在今天，也會得出同樣的結果……”
問題是，這樣的震撼教育恰當嗎？為了明白極權的危害，就要遭受極權的一次危害。那麼，為了理解肛裂的痛苦，是不是就要被爆一次菊花呢？老師在講壇上是權威，擁有批改學生試卷、將學生趕出教室的權力，但他的職責是傳授知識，並不是改變他們的人生歷程。為了教學，有必要將學生變成實驗室的小白鼠，讓他們經受一些強加的內心挫敗嗎？在電影裡，甘塞爾保留了這些爭議之處，透過米格爾老師的妻子說出了自己的質疑，“你享受課堂上他們崇拜你的矚目”、“學生把你看做榜樣，而你利用這一點操縱他們，其實這背後都是你的私心在作怪”、“你這段時間變成了混蛋”。在一處不太起眼的地方，甘塞爾更說出了自己對教育的看法。一個“浪潮”女成員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弟弟胡鬧生事，要求母親干預他，用“紀律”束縛他。母親拒絕了，說，“你弟弟應該自己發現他的底線。”而米格爾老師，雖然他一直告訴自己，這是一場很快結束的實驗而已，目的是讓學生懂得自由的珍貴。但他期待的好結果並沒有出現，反而迎來了一場流血事件，背上了一條人命的債。影片終曲，老師被警察帶走了，所有人望著他，眼神裡充滿了鄙夷和憤怒。他們被這個老師深深傷害了。老師茫然無措地坐在警車裡，臉上痛苦得失去了任何表情。他是罪魁禍首，不管出於什麼美好的目的，他畢竟這麼去做了。他做了，就是他造成的。他並不是在反“獨裁統治”，他就是在進行“獨裁統治”。
如果將電影的寓意引申開來，此片講述的是對“啟蒙”的反思。一直以來，存在兩種“啟蒙”觀。一個是發軔於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觀念，強調個人主義，主張知識是分立的，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性做選擇，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還有一種是Continental的啟蒙運動觀念，以康德為代表人物，在這一觀念裡，真理是掌握在知識精英手中的，他們才真正能明辨是非、衡量善惡，公眾是矇昧迷信的，需要被灌輸正確的觀念，才能脫離不成熟狀態，戰勝懶惰和怯懦。影片中的米格爾老師，實際上就是後一種啟蒙觀的化身，他是學生的靈魂工程師，也是“浪潮”的總設計師。他犯的錯誤是“致命的自負”，失去了闡釋和說服的耐心，將學生置於被動的位置上去經歷，而不是讓他們在自由的選擇中進行思考。本來所有人是被他引領才在這條道路上狼奔豕突的，眼看到了懸崖邊，這位領路人卻突然化身成救世主，告訴人們，遊戲結束了，一切回覆原狀，往回走才是正道。這就像一九四九年開始，你被老大哥灌輸了一種觀念，富裕是可恥的。然後到了一九七九年，突然老大哥告訴你，正確答案是，貧窮才是可恥的。這個版本的思想啟蒙運動，最終勝利的當然不可能是理性的知識，從頭至尾就只有權力的操弄而已。
回溯歷史來看，每一次極權主義的興起伴隨著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自稱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活躍其中，他們以教育群眾、改造人性為名，為全能的權力出謀劃策，製造出了千奇百怪的人間地獄。例如紅色高棉，高層人物都是留學法國的知識分子，師承啟蒙思想家法農和薩特，結果乾的全是慘絕人寰的骯髒事。當然這個話題，一扯就扯遠了，需要我們走進近現代的觀念史裡去仔細檢視。到底啟蒙在何種意義上引發了極權主義，始終還是一個錯綜複雜的謎題。作為一部電影，它只是以一種簡單、生動、直觀的方式告訴我們，極權主義是一種知識分子現象。實際上，這是非常新穎的視角，至少在納粹題材的電影裡，它顯得獨樹一幟，格外引人深思。依我之見，這部電影可以當成對《朗讀者》的一次有力反駁。在《朗讀者》裡面，面對極權主義，知識充當了救贖的力量，啟蒙最後驅除了“平庸的邪惡”。而這部《浪潮》卻從反方向說：知識可以成為權力的偽飾，啟蒙可以成為操縱的藉口；極權主義沒有在歷史中消亡，他就在講臺上發號施令，只是你們還沒有發現而已。
1967年，美國加州一所高中，歷史教師羅恩·瓊斯（Ron Jones）為了讓學生們明白什麼叫法西斯主義，搞了一場教學實驗。他提出鏗鏘有力的口號，“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和“行動鑄造力量”，用嚴苛的規條束縛學生，向他們灌輸集體主義，要求他們絕對服從，遵守紀律。令人驚訝的是，學生們非常順從，步調一致地投入其中。他們精神抖擻，穿上制服，做課間操，互相監督，很快凝聚成一個新的團體。他們給這個團體命名為“浪潮”，還設計了一個標誌性的動作：手臂從右往左，劃出一個波浪狀的曲線。學生們沒有意識到自己越來越像納粹分子，他們發傳單，印貼紙，拉攏新的成員。只用五天時間，這個班就由20人變成了200人。最後，瓊斯在學校大禮堂召開了一次大會，放映了一部第三帝國的影片：整齊劃一的制服和手勢，集體狂熱的崇拜和叫囂。學生們面面相覷，羞愧不已，沒想到自己這麼輕易就被操縱了，心甘情願地當了一回衝鋒隊員。
德國電影《浪潮》就是根據這一真實事件改編的。導演丹尼斯·甘塞爾（Dennis Gansel）上一部電影也是探討極權主義，名為《希特勒的男孩》。甘塞爾對納粹現象的持續思考，令他有別於一般的導演，他的見解就像政治學者的一般精確，不為表象迷惑，而能直取核心。電影裡，有兩處地方令人激賞。通常說來，關於納粹運動的陳腔濫調之一是，它是“種族主義”。甘塞爾完全迴避了這一角度，他去到了更深邃的地方，將其無情地定義為“平等主義”。到底是什麼令到人們滿腔熱忱地投入到極權組織中去，甚至不惜犧牲個人自由？甘塞爾藉助一個“浪潮”積極分子的話作了回答：極權組織提供了“平等”的幻象。“這幾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誰最漂亮，誰成績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讓我們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環境都不重要，我們都是一場運動的一分子，‘浪潮’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有了意義，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 甘塞爾還進一步指出，納粹現象是左翼思潮下的產物。影片末尾，這堂政治課的教師賴納·文格爾，也就是“浪潮”的元首，像一個復活的希特勒，發表了一通瘋狂的政治演講。他在臺上振臂高呼，臺下的學生如痴如醉。而他的那套說辭，完全是新左派的立場，反對全球化，指責“貧富不均”是真正的恐怖主義：
“德國近年來每況愈下，我們是全球化的輸家，但政府卻告訴我們，努力幹活才是擺脫危機的唯一辦法。那些政治家根本就是經濟動物的傀儡。失業率必須下降，我們還是出口大國，但實際上，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恐怖活動是現今最大的威脅，而恐怖活動正是我們自己，透過散佈不公正而一手造成的，當我們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毀滅的時候，那些富人卻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間站，還想從高處來欣賞這一切。”
這就是導演的辛辣之處，他的批判鋒刃直指當下的“反全球化”運動。這是近年來左翼知識分子和熱血憤青最熱衷的“正義”事業，但甘塞爾提出了警示，這可能是一場新的極權主義運動。即使對於這一樁四十年前的“反極權”教學事件，雖然甘塞爾藉助它充分表達了自己的觀念，但他並不願就此止步，將整個事件不假思索地接受下來；相反，他對老師的做法表達了強烈的質疑。影片中，他設計了一個叫“ 蒂姆”的角色。他是富家子，但家庭缺少溫暖，一直渴望融入集體擺脫孤獨。“浪潮”成立後，他第一個響應“平等”的感召，把自己的名牌球衣球鞋全都燒掉了。透過這個集體，他感覺渺小的自我被放大了，自我價值也被提升了，他變得越來越狂熱，也越來越偏執。他一改平時的懦弱形象，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到處噴繪“浪潮”的標誌。然而，當這樣一個人奉獻出全部身心，並從中贏得了別人的讚許，卻突然發現這只是一場教學的騙局時，他一下子就崩潰了。他無法接受“浪潮”被解散，掏出手槍，打傷了一名同學後，吞槍自殺了。不少評論者以為電影裡的這個安排是為了戲劇化，或者借鑑了《死亡詩社》，其實這是導演自身觀念的表達。他力圖說服觀眾：這種教學是危險的，只要有一個“ 蒂姆”這樣心智不健全的人，整個事件就會成為悲劇。實際上，他的憂慮不無道理。四十年前的那場教學實驗，雖然沒有不可收拾的混亂場面，但大部分參與其中的學生都不願提起，事隔多年他們依然感到尷尬，覺得被戲耍了、被羞辱了。唯一從事件中獲益的是那個老師，他接受媒體訪問，出售故事版權，直到《浪潮》這部電影上映，他還帶著一種無以倫比的勝利者口吻說：“這個實驗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我們中的很多人孤獨、缺乏家庭的溫暖、集體的關心，缺乏對一個群體的歸屬感。即使把這個實驗放在今天，也會得出同樣的結果……”
問題是，這樣的震撼教育恰當嗎？為了明白極權的危害，就要遭受極權的一次危害。那麼，為了理解肛裂的痛苦，是不是就要被爆一次菊花呢？老師在講壇上是權威，擁有批改學生試卷、將學生趕出教室的權力，但他的職責是傳授知識，並不是改變他們的人生歷程。為了教學，有必要將學生變成實驗室的小白鼠，讓他們經受一些強加的內心挫敗嗎？在電影裡，甘塞爾保留了這些爭議之處，透過米格爾老師的妻子說出了自己的質疑，“你享受課堂上他們崇拜你的矚目”、“學生把你看做榜樣，而你利用這一點操縱他們，其實這背後都是你的私心在作怪”、“你這段時間變成了混蛋”。在一處不太起眼的地方，甘塞爾更說出了自己對教育的看法。一個“浪潮”女成員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弟弟胡鬧生事，要求母親干預他，用“紀律”束縛他。母親拒絕了，說，“你弟弟應該自己發現他的底線。”而米格爾老師，雖然他一直告訴自己，這是一場很快結束的實驗而已，目的是讓學生懂得自由的珍貴。但他期待的好結果並沒有出現，反而迎來了一場流血事件，背上了一條人命的債。影片終曲，老師被警察帶走了，所有人望著他，眼神裡充滿了鄙夷和憤怒。他們被這個老師深深傷害了。老師茫然無措地坐在警車裡，臉上痛苦得失去了任何表情。他是罪魁禍首，不管出於什麼美好的目的，他畢竟這麼去做了。他做了，就是他造成的。他並不是在反“獨裁統治”，他就是在進行“獨裁統治”。
如果將電影的寓意引申開來，此片講述的是對“啟蒙”的反思。一直以來，存在兩種“啟蒙”觀。一個是發軔於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觀念，強調個人主義，主張知識是分立的，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性做選擇，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還有一種是Continental的啟蒙運動觀念，以康德為代表人物，在這一觀念裡，真理是掌握在知識精英手中的，他們才真正能明辨是非、衡量善惡，公眾是矇昧迷信的，需要被灌輸正確的觀念，才能脫離不成熟狀態，戰勝懶惰和怯懦。影片中的米格爾老師，實際上就是後一種啟蒙觀的化身，他是學生的靈魂工程師，也是“浪潮”的總設計師。他犯的錯誤是“致命的自負”，失去了闡釋和說服的耐心，將學生置於被動的位置上去經歷，而不是讓他們在自由的選擇中進行思考。本來所有人是被他引領才在這條道路上狼奔豕突的，眼看到了懸崖邊，這位領路人卻突然化身成救世主，告訴人們，遊戲結束了，一切回覆原狀，往回走才是正道。這就像一九四九年開始，你被老大哥灌輸了一種觀念，富裕是可恥的。然後到了一九七九年，突然老大哥告訴你，正確答案是，貧窮才是可恥的。這個版本的思想啟蒙運動，最終勝利的當然不可能是理性的知識，從頭至尾就只有權力的操弄而已。
回溯歷史來看，每一次極權主義的興起伴隨著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自稱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活躍其中，他們以教育群眾、改造人性為名，為全能的權力出謀劃策，製造出了千奇百怪的人間地獄。例如紅色高棉，高層人物都是留學法國的知識分子，師承啟蒙思想家法農和薩特，結果乾的全是慘絕人寰的骯髒事。當然這個話題，一扯就扯遠了，需要我們走進近現代的觀念史裡去仔細檢視。到底啟蒙在何種意義上引發了極權主義，始終還是一個錯綜複雜的謎題。作為一部電影，它只是以一種簡單、生動、直觀的方式告訴我們，極權主義是一種知識分子現象。實際上，這是非常新穎的視角，至少在納粹題材的電影裡，它顯得獨樹一幟，格外引人深思。依我之見，這部電影可以當成對《朗讀者》的一次有力反駁。在《朗讀者》裡面，面對極權主義，知識充當了救贖的力量，啟蒙最後驅除了“平庸的邪惡”。而這部《浪潮》卻從反方向說：知識可以成為權力的偽飾，啟蒙可以成為操縱的藉口；極權主義沒有在歷史中消亡，他就在講臺上發號施令，只是你們還沒有發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