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狀》背後的歷史與真實。
1.
自17至19世紀以來，人口持續增加，尤其是從美洲引入了馬鈴薯等高產作物之後，人口的增加更為顯著。到了19世紀中葉，人口已經增長至四億三千萬。這對於中國的自然資源與現存政治體系都提出了重大的挑戰。當自然資源無法養活足夠的人口時，平民階層就存在著非常大的不穩定因素。
而讀書人也在持續增長，這使得地方社會中的“士紳”這一個階層在規模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壯大。
簡單來說，“士紳”可以理解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與諸多有學銜但卻並沒有獲得政府官職的讀書人的結合體。有財力、有身份地位、有學識的團體。
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主要透過“科舉制度”來對官員進行選拔，透過最初級的考試“鄉試”之後會成為“生員”，即我們俗稱的“秀才”，獲得生員資格的考生可以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即“會試”，透過之後即可獲得“舉人”的頭銜，進而參加更高同時也是最高一級的殿試，獲得成為“進士”的機會。
最初，任何頭銜的讀書人都可入仕成為官方任命官員，可是由於人口增長，獲得學銜的人越來越多，而政府卻完全沒有這麼多的官職來提供，所以水漲船高，到了1850年左右，便只有進士才最有機會獲得任命（整個帝國，不論高低，有學銜的人共有一百四十萬個，但政府所能提供的官職，卻只有兩萬個）。
大量沒有獲得一官半職卻又有學銜的讀書人便在地方上成為了“士紳”這一階層的組成部分。理論上來說，雖然很多讀書人並沒有獲得官方所授予的官職，但是在地方事務上卻比普通百姓擁有更多的話語權。而由於人口增多，致使基層的管理也越來越困難，各級官員便僱傭大量生員成為佐吏來輔助自己進行管理，到了十五世紀，越來越多的下層士紳開始在地方政府中擔任非正式角色。
上層士紳則主要是身份地位顯赫的世家大族。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為私塾的收費頗高，能夠考取功名的人本身就更有可能出自財力雄厚的望族。
清朝中葉之後，隨著八旗制度衰微，朝廷的軍事力量遭遇嚴重的削弱。前面已經說到，人口暴漲對於帝國的生態容量提出巨大的考驗，當自然資源不足以養活足夠農民之時，叛亂便會爆發。清朝中後期，大大小小的叛亂不計其數，朝廷正規軍疲於應付。規模最大的太平天國一度危及中央王朝。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不得不對地方下放軍權，允許地方士紳私募軍隊，組織民兵打擊叛亂。這個口子一開，便意味著產生了一系列複雜的連鎖效應。地方士紳開始結合成為緊密的政治團體，不僅擁有兵權，還擁有稅收、維持地方治安等一系列權力，逐漸的，地方管理權實質上已完全落入士紳階層之手。
理想狀況下，在叛亂平定之後，朝廷會下令地方官員解散地方武裝，以消除潛在的威脅。然而隨著內憂外患的狀況愈發嚴重，中央政府逐漸發現想要收回兵權變得愈發困難。而士紳在面對國內外的敵人時也發現，舊有的政治秩序已不足以應對，這也迫使他們不得不設法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秩序。這已經造成了中央與地方實質上的割裂。
第一個體現這種狀況的集大成者是晚晴名臣曾國藩。
當朝廷正規軍無力抵抗太平天國摧枯拉朽般的攻勢之時，曾國藩成為了被賦予權力的地方士紳之一（彼時的曾國藩正在家鄉湖南守孝。事實上，朝廷最開始任命的有資格組織地方團練的大臣之中有43位乃是在家鄉守孝的朝廷高官）。他仿效當時戚繼光組建新軍的方法，組建了自己的以儒家優良傳統為理念、軍紀嚴明的新軍，湘軍。
隨後，雖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是湘軍最終撲滅了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隨後也剿滅了同樣深刻動搖帝國統治根基的捻軍叛亂。在這之後，朝廷下令讓曾國藩解散湘軍，但是此時湘軍已成為一個緊密團結的利益集團，並且掌管著長江中下游地區。曾國藩本人夾在朝廷和湘軍之間，態度始終模稜兩可，最終被調離兩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投名狀》的原型故事“刺馬案”發生了。
2.
兩江總督馬新貽（龐青雲的原型）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客張汶祥（姜武陽的原型）刺殺，而張汶祥本人在行刺之後並不逃跑，而是就地大喊，“刺馬者，張汶祥是也”（刺龐者，姜武陽是也），等待被抓捕。當時張之洞的從兄張之萬負責審理案件，可是耗費了數月案情也沒有實質性進展。張汶祥自己的供詞充斥著模糊、矛盾之處，讓人感覺不可輕信。在這期間，南京城內已開始發酵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流言、故事與戲曲唱段，版本眾多，馬新貽、曹二虎（人物事蹟與姓名最初來源已不可考）、姜武陽結義、馬新貽垂涎曹二虎之妻並誅殺曹二虎的故事就是在這段時間發酵併成型，這也只是眾多故事之中的一個。張之洞從兄張之萬在審理案件幾個月之後擬定出一份頗為草率、甚至有些前後矛盾的結案陳詞呈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動怒，又派當時的兵部尚書鄭敦謹協同曾國藩一道徹查此案。又過了幾個月，鄭敦謹向太后啟奏，維持張之萬原判。朝廷下旨凌遲處死張汶祥（即影片的刪減片段）。在這之後，鄭敦謹慨嘆官場黑暗，竟未返回朝廷，直接辭官還鄉。曾國藩沒過多久也死在了兩江總督任上。此後兩江總督之職基本由湘軍系將領所把持。
案件審理過程中的疑雲重重、鄭敦謹在審查期間的裹足不前與審理後的辭官歸鄉，加上馬新貽在正式調任兩江總督之前與慈禧太后的秘密照會都讓人有理由相信，“刺馬案”涉及到了不為人知的秘密和陰謀。馬新貽很可能是奉太后之命暗中監視甚至調查湘軍（有一種說法是馬新貽乃是太后為調查“天國聖庫”而安插在湘軍腹地的眼線），繼而被湘軍系中的利益集團設計害死。甚至連市面上所流傳的各色頗具江湖意味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人為故意散佈的。
直至今日，“刺馬案”依舊未有一個清晰的真相。而慈禧太后在曾國藩死後便不再追究刺馬案，似乎也是與湘軍達成了心照不宣的和解，默許了現狀。
3.
曾國藩死後，地方軍事化由李鴻章繼續推動。李鴻章最初為曾國藩幕僚，後被提拔至江蘇巡撫，這也讓李鴻章能夠有機會組建自己的淮軍。
在剿滅“捻軍叛亂”的過程中，淮軍勢力逐步壯大（同時壯大的還有左宗棠的軍隊）。之後李鴻章又透過自己的活動，逐漸控制了上海的關稅稅收，將其用作自己淮軍的軍費。相較於其他的漢人將領，此時的李鴻章已經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財政獨立。這筆錢不僅支撐淮軍的日常開銷，也為李鴻章開辦諸如機械局、礦場、工廠、鐵路、陸軍、水師等等，李鴻章的這一系列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也推進了中國的近代化，因為這一系列的工業機構開始慢慢取代國家機關，新的專業技術人員開始要求上位
到了中日甲午戰爭時，李鴻章已經是中國當時很多領域執掌著極為重要的話語權，成為實力最強的一位漢人幕僚。事實上擊潰捻軍不久，朝廷就下令解散淮軍，可是隨後中國的對外關係急轉直下，衝突一觸即發，朝廷中也就不再有解散淮軍的聲音。
然而甲午海戰，卻已經開始凸顯中國日漸各自為戰的現實。
甲午海戰時的中國北洋海軍，事實上為李鴻章的私人軍隊，而此時執掌湘軍、同時也是中國另一支近代海軍南洋水師統帥的劉坤一（時任兩江總督），在甲午海戰之中拒不出戰，致使甲午海戰實際上乃是李鴻章的淮軍系在單獨支撐，而慘敗的結果也另李鴻章“幾乎賠光了家底”。
想想《投名狀》中，龐青雲的落難便是因為魁字營出爾反爾；而一到打仗的時候，三位大人便推三阻四，並且在面對帝國的敵人的時候完全不願意互幫互助，“陳公的這一點家底要是賠光了，以後在朝廷說話就更沒有底氣了。”幾乎就是晚晴“準軍閥割據”狀況的真實寫照。
1900年，義和團在北京上演了一場肆虐的排外運動，大量基督教堂被焚燬，信徒慘遭屠殺，甚至數名外國大使慘遭屠戮。這場混亂最終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
清政府此時向十一國宣戰，但是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卻並未響應中央的命令。他們與外國達成和平協議，並在自己的管轄之地違抗“支援義和團”的命令，他們的理由乃是清廷向國外的宣戰詔書，是在義和團挾持之下的“亂命”。
這便是著名的“東南互保”事件。
這一事件可以說明，此時的中央政府已經幾乎完全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中國傳統的地方與中央的均勢已全然不復存在。待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傳統的政治秩序與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而新的秩序卻尚未形成，中國便進入了軍閥混戰的年代。
《投名狀》背後的歷史與真實。
1.
自17至19世紀以來，人口持續增加，尤其是從美洲引入了馬鈴薯等高產作物之後，人口的增加更為顯著。到了19世紀中葉，人口已經增長至四億三千萬。這對於中國的自然資源與現存政治體系都提出了重大的挑戰。當自然資源無法養活足夠的人口時，平民階層就存在著非常大的不穩定因素。
而讀書人也在持續增長，這使得地方社會中的“士紳”這一個階層在規模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壯大。
簡單來說，“士紳”可以理解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與諸多有學銜但卻並沒有獲得政府官職的讀書人的結合體。有財力、有身份地位、有學識的團體。
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主要透過“科舉制度”來對官員進行選拔，透過最初級的考試“鄉試”之後會成為“生員”，即我們俗稱的“秀才”，獲得生員資格的考生可以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即“會試”，透過之後即可獲得“舉人”的頭銜，進而參加更高同時也是最高一級的殿試，獲得成為“進士”的機會。
最初，任何頭銜的讀書人都可入仕成為官方任命官員，可是由於人口增長，獲得學銜的人越來越多，而政府卻完全沒有這麼多的官職來提供，所以水漲船高，到了1850年左右，便只有進士才最有機會獲得任命（整個帝國，不論高低，有學銜的人共有一百四十萬個，但政府所能提供的官職，卻只有兩萬個）。
大量沒有獲得一官半職卻又有學銜的讀書人便在地方上成為了“士紳”這一階層的組成部分。理論上來說，雖然很多讀書人並沒有獲得官方所授予的官職，但是在地方事務上卻比普通百姓擁有更多的話語權。而由於人口增多，致使基層的管理也越來越困難，各級官員便僱傭大量生員成為佐吏來輔助自己進行管理，到了十五世紀，越來越多的下層士紳開始在地方政府中擔任非正式角色。
上層士紳則主要是身份地位顯赫的世家大族。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為私塾的收費頗高，能夠考取功名的人本身就更有可能出自財力雄厚的望族。
清朝中葉之後，隨著八旗制度衰微，朝廷的軍事力量遭遇嚴重的削弱。前面已經說到，人口暴漲對於帝國的生態容量提出巨大的考驗，當自然資源不足以養活足夠農民之時，叛亂便會爆發。清朝中後期，大大小小的叛亂不計其數，朝廷正規軍疲於應付。規模最大的太平天國一度危及中央王朝。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不得不對地方下放軍權，允許地方士紳私募軍隊，組織民兵打擊叛亂。這個口子一開，便意味著產生了一系列複雜的連鎖效應。地方士紳開始結合成為緊密的政治團體，不僅擁有兵權，還擁有稅收、維持地方治安等一系列權力，逐漸的，地方管理權實質上已完全落入士紳階層之手。
理想狀況下，在叛亂平定之後，朝廷會下令地方官員解散地方武裝，以消除潛在的威脅。然而隨著內憂外患的狀況愈發嚴重，中央政府逐漸發現想要收回兵權變得愈發困難。而士紳在面對國內外的敵人時也發現，舊有的政治秩序已不足以應對，這也迫使他們不得不設法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秩序。這已經造成了中央與地方實質上的割裂。
第一個體現這種狀況的集大成者是晚晴名臣曾國藩。
當朝廷正規軍無力抵抗太平天國摧枯拉朽般的攻勢之時，曾國藩成為了被賦予權力的地方士紳之一（彼時的曾國藩正在家鄉湖南守孝。事實上，朝廷最開始任命的有資格組織地方團練的大臣之中有43位乃是在家鄉守孝的朝廷高官）。他仿效當時戚繼光組建新軍的方法，組建了自己的以儒家優良傳統為理念、軍紀嚴明的新軍，湘軍。
隨後，雖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是湘軍最終撲滅了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隨後也剿滅了同樣深刻動搖帝國統治根基的捻軍叛亂。在這之後，朝廷下令讓曾國藩解散湘軍，但是此時湘軍已成為一個緊密團結的利益集團，並且掌管著長江中下游地區。曾國藩本人夾在朝廷和湘軍之間，態度始終模稜兩可，最終被調離兩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投名狀》的原型故事“刺馬案”發生了。
2.
兩江總督馬新貽（龐青雲的原型）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客張汶祥（姜武陽的原型）刺殺，而張汶祥本人在行刺之後並不逃跑，而是就地大喊，“刺馬者，張汶祥是也”（刺龐者，姜武陽是也），等待被抓捕。當時張之洞的從兄張之萬負責審理案件，可是耗費了數月案情也沒有實質性進展。張汶祥自己的供詞充斥著模糊、矛盾之處，讓人感覺不可輕信。在這期間，南京城內已開始發酵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流言、故事與戲曲唱段，版本眾多，馬新貽、曹二虎（人物事蹟與姓名最初來源已不可考）、姜武陽結義、馬新貽垂涎曹二虎之妻並誅殺曹二虎的故事就是在這段時間發酵併成型，這也只是眾多故事之中的一個。張之洞從兄張之萬在審理案件幾個月之後擬定出一份頗為草率、甚至有些前後矛盾的結案陳詞呈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動怒，又派當時的兵部尚書鄭敦謹協同曾國藩一道徹查此案。又過了幾個月，鄭敦謹向太后啟奏，維持張之萬原判。朝廷下旨凌遲處死張汶祥（即影片的刪減片段）。在這之後，鄭敦謹慨嘆官場黑暗，竟未返回朝廷，直接辭官還鄉。曾國藩沒過多久也死在了兩江總督任上。此後兩江總督之職基本由湘軍系將領所把持。
案件審理過程中的疑雲重重、鄭敦謹在審查期間的裹足不前與審理後的辭官歸鄉，加上馬新貽在正式調任兩江總督之前與慈禧太后的秘密照會都讓人有理由相信，“刺馬案”涉及到了不為人知的秘密和陰謀。馬新貽很可能是奉太后之命暗中監視甚至調查湘軍（有一種說法是馬新貽乃是太后為調查“天國聖庫”而安插在湘軍腹地的眼線），繼而被湘軍系中的利益集團設計害死。甚至連市面上所流傳的各色頗具江湖意味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人為故意散佈的。
直至今日，“刺馬案”依舊未有一個清晰的真相。而慈禧太后在曾國藩死後便不再追究刺馬案，似乎也是與湘軍達成了心照不宣的和解，默許了現狀。
3.
曾國藩死後，地方軍事化由李鴻章繼續推動。李鴻章最初為曾國藩幕僚，後被提拔至江蘇巡撫，這也讓李鴻章能夠有機會組建自己的淮軍。
在剿滅“捻軍叛亂”的過程中，淮軍勢力逐步壯大（同時壯大的還有左宗棠的軍隊）。之後李鴻章又透過自己的活動，逐漸控制了上海的關稅稅收，將其用作自己淮軍的軍費。相較於其他的漢人將領，此時的李鴻章已經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財政獨立。這筆錢不僅支撐淮軍的日常開銷，也為李鴻章開辦諸如機械局、礦場、工廠、鐵路、陸軍、水師等等，李鴻章的這一系列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也推進了中國的近代化，因為這一系列的工業機構開始慢慢取代國家機關，新的專業技術人員開始要求上位
到了中日甲午戰爭時，李鴻章已經是中國當時很多領域執掌著極為重要的話語權，成為實力最強的一位漢人幕僚。事實上擊潰捻軍不久，朝廷就下令解散淮軍，可是隨後中國的對外關係急轉直下，衝突一觸即發，朝廷中也就不再有解散淮軍的聲音。
然而甲午海戰，卻已經開始凸顯中國日漸各自為戰的現實。
甲午海戰時的中國北洋海軍，事實上為李鴻章的私人軍隊，而此時執掌湘軍、同時也是中國另一支近代海軍南洋水師統帥的劉坤一（時任兩江總督），在甲午海戰之中拒不出戰，致使甲午海戰實際上乃是李鴻章的淮軍系在單獨支撐，而慘敗的結果也另李鴻章“幾乎賠光了家底”。
想想《投名狀》中，龐青雲的落難便是因為魁字營出爾反爾；而一到打仗的時候，三位大人便推三阻四，並且在面對帝國的敵人的時候完全不願意互幫互助，“陳公的這一點家底要是賠光了，以後在朝廷說話就更沒有底氣了。”幾乎就是晚晴“準軍閥割據”狀況的真實寫照。
1900年，義和團在北京上演了一場肆虐的排外運動，大量基督教堂被焚燬，信徒慘遭屠殺，甚至數名外國大使慘遭屠戮。這場混亂最終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
清政府此時向十一國宣戰，但是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卻並未響應中央的命令。他們與外國達成和平協議，並在自己的管轄之地違抗“支援義和團”的命令，他們的理由乃是清廷向國外的宣戰詔書，是在義和團挾持之下的“亂命”。
這便是著名的“東南互保”事件。
這一事件可以說明，此時的中央政府已經幾乎完全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中國傳統的地方與中央的均勢已全然不復存在。待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傳統的政治秩序與社會結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而新的秩序卻尚未形成，中國便進入了軍閥混戰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