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如下特點：一、主張創新，以嶺南特有景物豐富題材；二、主張寫實，引入西洋畫派；三、博取諸家之長；四、發揚了國畫的優良傳統，在繪畫技術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沒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一）革命精神；（二）時代精神；（三）相容精神；（四）創新精神。革命精神是“嶺南畫派”的思想基礎。這種革命精神,又是和“嶺南畫派”創始人的特殊經歷和思想傾向分不開的。時代精神，“嶺南畫派”在題材內容上大膽革新，也是這一畫派能夠永葆青春的原因。相容精神,也就是“折衷中外，融合古今”，這是“嶺南畫派”最重要的主張,是它的藝術原則，也是“嶺南畫派”革新的途徑。創新精神,這是嶺南畫派前進的動力，也“嶺南畫派”歷久不衰的奧秘。只有創新,它才有生命力，而創新本身既是目標，也是這個畫派發展的動力。“嶺南畫派”所以能夠不斷的發展、狀大，就是有創新精神作為推動力。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嶺南三傑”，師出同源，信奉同一藝術原則,但各有創新,風格不一樣。第二代的傑出畫家關山月、黎雄才、趙少昂等，也風格各異。他們的後輩楊之光、陳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畫家,也各有自己的面目。高劍父不希望學生學得跟他一樣,他聲稱這是沒有出息的表現。他要求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嶺南派”的名字並不是一開始便有的。當高、陳三位自日本學成歸國，以嶄新的風貌而令畫壇場側目的時候，他們是自稱為“折衷派”的。這名稱有個來歷。《史記·孔子世家·贊》雲：“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折中，就是折衷，取正的意思。高、陳幾位用來表示自己酌取眾長而得其中正的藝術觀點。如1912年出版的《真相畫報》十一期裡，編者高奇峰的一幅“麻雀圖”便標明“折衷派”。稍後，又稱為“新派”或“新國畫派”。如1915年出版的二高一陳作品合集，便命名《新畫選》；1929年出版的《良友畫報》三十八期上，高奇峰的作品被稱為“新派國畫”；高劍父在《我的現代繪畫觀》裡，則自稱“新國畫”，傅抱石《民國以來國畫之史的觀察》一文，對他們亦採用同樣的稱呼。還有稱之為“革命畫派”的。俞劍華在1934年撰文道：“廣東二高（高劍父、高奇峰）參用日本畫法以畫國畫，一洗國畫重筆墨骨法的原理，而用潑色，光怪陸離，色彩斑斕，遂以新派自命，而又嘗從事革命工作，遂有革命畫派之目。”另外，尚有“新宋院派”、“新文人畫派”種種名目。最籠統、最含糊的稱呼莫過於把自古及今（包括二高）的廣東畫家一鍋端，通通算作“廣東畫派”的了，如今人李滌塵的《鑑別畫考證要覽》一書便是那麼做的。至於在今天普遍通行的“嶺南畫派”一名，則遲至1948年才出現（用黃志堅說）。關於這一名稱的由來，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約定俗成”說，一種是“自己商量”說，還有一種是“北方來源”說。第一說雲：“關於‘嶺南畫派’這個名稱。並不是哪個嶺南畫家自封的，而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群眾創造的。當年高劍父先生留學日本，受到日本畫家參酌西方繪畫以革新日本畫的啟發，同時又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火熱鬥爭的洗禮，於是立志對固有的舊中國畫進行革新。他和陳樹人、高奇峰先生以異軍突起之勢，揭起新國畫的旗幟，以自己的天才功力和嶄新的畫風，給當時畫壇以耳目一新的印象，時人為表示敬仰，稱他們為嶺南三傑。後來‘嶺南畫派’這個名稱，也就約定俗成地保留下來了。”“當年”‘二高一陳’被時人尊為‘嶺南三傑’，並因此引申出‘嶺南畫派’的稱號，其實也是人們沿著習慣的思路，猶如稱‘揚州八怪’為‘揚州國派’一樣。”其餘兩說則見於香港趙世光的《嶺南畫派界說及其發展導向》一文。其中“自己商量”說已見前引；“另一說則是解放後關山月、黎雄才兩位大師到北京畫展，當地報刊因其來自嶺南，故一致宣傳為‘嶺南派’，並把其師稱為嶺南畫派的始創者”。同屬“北方來源”的還另有不同的一說：“‘嶺南派’這一帶有地方色彩的稱謂，是建國初期，由鄭振鐸依北方人的習慣，在中國近百年繪畫到海外展覽時，撰文介紹時冠上的，後來便加以沿用。”評斷一下各說的是非，如果真是“在1948年以前，還沒有‘嶺南派’這個稱號”的話，那麼，高奇峰早在1933年已去世，當時尚未有“嶺南畫派”之名，何來三人商量之事？可見那一說是不可信的。另外“北方來源”之說亦靠不住，因為它們的時間都在解放以後，比1948年要遲了好幾年。可見，揆之以理，只有“約定俗成”一說比較可信。回到派名爭議的問題上來。那麼多頂“帽子”，又是“折衷派”，又是“新派”、“革命派”，又是“嶺南派”……到底哪頂最合適呢？是否非得恢復“折衷派”的名稱，便不能“體現它的思想實質”、“鮮明宗旨”呢？“新派”、“革命派”今天是不好再叫的了，至於“折衷派”一名，固然可以顯示它“吸收外來營養”的偏於技術性方面的特點，卻仍然難以體現它“藝術革命”的全部宗旨，尤其是有關“藝術與人生”的重要內容。再從這一畫派的實際情況看，它發源於嶺南地區，創始人及其他主要成員又都是嶺南人，而今天這個畫派的“大本營”仍在嶺南一帶，那麼，按中外畫派命名的第一條通則，稱為“嶺南畫派”還是比較適當的。可是，為什麼外國現代的一些美術流派，如野獸派、立體派、表現派等等，又多據藝術表現特點命名呢？須知那些都是重形式的畫派，所以那樣取名是理所當然。但嶺南畫派不同，它是形式與內容並重的畫派。假使勉強效法國外表現主義的現代諸流派，定要擁“折衷”命名之，那豈不是有違自己畫派的本旨？從邏輯學、詞彙學的角度看，“名”與“實”之間其實並沒有必然的聯絡，它們的關係是多元的、可變的，本來就是“約定俗成”的。“嶺南畫派”這一名稱只要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它身然便具有了如上所述的內涵。正如“揚州八怪”、“上海派”等也有它們的包括內容風格、技巧形式等各種藝術追求在內的特定含義一樣。所以我們說，擔心本畫派一旦冠以“嶺南”之名，便會顯不出它的“思想實質”、“鮮明宗旨”，或容易使人產生“以為只是狹窄的地區性的畫家集團”的誤解，其實都是過慮。嶺南畫派是嶺南文化至具特色的祖國優秀文化之一，是中國傳統國畫中的革命派，它有如下特點：一、主張創新，以嶺南特有景物豐富題材；二、主張寫實，引入西洋畫派；三、博取諸家之長；四、發揚了國畫的優良傳統，在繪畫技術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沒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嶺南畫派始於晚清時期，二高一陳即為早期著名創始人，二高即為高劍父、高奇峰，陳即為陳樹人，其弟子多成名家，形成一海內外華人都喜歡的著名畫派。在香港的趙少昂、楊善深，在廣州的黎雄才、關山月，這四位大師，是當代嶺南畫派的主要代表。趙少昂被譽為高奇峰以後最佳傳人，海外友人多以收藏少昂花鳥為貴。黎雄才、關山月都在美術院任教，弟子頗多。楊善深在香港主持他開創的“春風畫會”，傳授畫藝。他們於八十年代初期，合作完成了百餘幅作品，每幅作品都凝聚著集體的智慧，體現了四位大師諧和默契、心照神交的深厚友情，可謂：“嶺南四家薈萃一堂歎為觀止”。“嶺南畫派”的產生和發展，體現了一種新的文化精神。這種新的文化精神包含了四個方面的內容：(一)革命精神，這是“嶺南畫派”產生和發展的思想基礎；(二)時代精神，這是“嶺南畫派”在區別於舊國畫流派的主要特徵；(三)相容精神，這是“嶺南畫派”的藝術主張，是革新的重要途徑；(四)創新精神，這是“嶺南畫派”不斷髮展的動力。這四種精神是互相聯絡的,它構成了“嶺南畫派”相當完整的體系，也是這一畫派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革命精神是“嶺南畫派”的思想基礎。這種革命精神，又是和“嶺南畫派”創始人的特殊經歷和思想傾向分不開的。時代精神，“嶺南畫派”在題材內容上大膽革新，也是這一畫派能夠永葆青春的原因。相容精神,也就是“折衷中外，融合古今”，這是“嶺南畫派”最重要的主張，是它的藝術原則，也是“嶺南畫派”革新的途徑。創新精神，這是嶺南畫派前進的動力，也“嶺南畫派”歷久不衰的奧秘。只有創新，它才有生命力，而創新本身既是目標，也是這個畫派發展的動力。“嶺南畫派”所以能夠不斷的發展、狀大，就是有創新精神作為推動力。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嶺南三傑”，師出同源，信奉同一藝術原則，但各有創新，風格不一樣。第二代的傑出畫家關山月、黎雄才、趙少昂等，也風格各異。他們的後輩楊之光、陳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畫家,也各有自己的面目。高劍父不希望學生學得跟他一樣,他聲稱這是沒有出息的表現。他要求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它有如下特點：一、主張創新，以嶺南特有景物豐富題材；二、主張寫實，引入西洋畫派；三、博取諸家之長；四、發揚了國畫的優良傳統，在繪畫技術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沒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一）革命精神；（二）時代精神；（三）相容精神；（四）創新精神。革命精神是“嶺南畫派”的思想基礎。這種革命精神,又是和“嶺南畫派”創始人的特殊經歷和思想傾向分不開的。時代精神，“嶺南畫派”在題材內容上大膽革新，也是這一畫派能夠永葆青春的原因。相容精神,也就是“折衷中外，融合古今”，這是“嶺南畫派”最重要的主張,是它的藝術原則，也是“嶺南畫派”革新的途徑。創新精神,這是嶺南畫派前進的動力，也“嶺南畫派”歷久不衰的奧秘。只有創新,它才有生命力，而創新本身既是目標，也是這個畫派發展的動力。“嶺南畫派”所以能夠不斷的發展、狀大，就是有創新精神作為推動力。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嶺南三傑”，師出同源，信奉同一藝術原則,但各有創新,風格不一樣。第二代的傑出畫家關山月、黎雄才、趙少昂等，也風格各異。他們的後輩楊之光、陳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畫家,也各有自己的面目。高劍父不希望學生學得跟他一樣,他聲稱這是沒有出息的表現。他要求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嶺南派”的名字並不是一開始便有的。當高、陳三位自日本學成歸國，以嶄新的風貌而令畫壇場側目的時候，他們是自稱為“折衷派”的。這名稱有個來歷。《史記·孔子世家·贊》雲：“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折中，就是折衷，取正的意思。高、陳幾位用來表示自己酌取眾長而得其中正的藝術觀點。如1912年出版的《真相畫報》十一期裡，編者高奇峰的一幅“麻雀圖”便標明“折衷派”。稍後，又稱為“新派”或“新國畫派”。如1915年出版的二高一陳作品合集，便命名《新畫選》；1929年出版的《良友畫報》三十八期上，高奇峰的作品被稱為“新派國畫”；高劍父在《我的現代繪畫觀》裡，則自稱“新國畫”，傅抱石《民國以來國畫之史的觀察》一文，對他們亦採用同樣的稱呼。還有稱之為“革命畫派”的。俞劍華在1934年撰文道：“廣東二高（高劍父、高奇峰）參用日本畫法以畫國畫，一洗國畫重筆墨骨法的原理，而用潑色，光怪陸離，色彩斑斕，遂以新派自命，而又嘗從事革命工作，遂有革命畫派之目。”另外，尚有“新宋院派”、“新文人畫派”種種名目。最籠統、最含糊的稱呼莫過於把自古及今（包括二高）的廣東畫家一鍋端，通通算作“廣東畫派”的了，如今人李滌塵的《鑑別畫考證要覽》一書便是那麼做的。至於在今天普遍通行的“嶺南畫派”一名，則遲至1948年才出現（用黃志堅說）。關於這一名稱的由來，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約定俗成”說，一種是“自己商量”說，還有一種是“北方來源”說。第一說雲：“關於‘嶺南畫派’這個名稱。並不是哪個嶺南畫家自封的，而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群眾創造的。當年高劍父先生留學日本，受到日本畫家參酌西方繪畫以革新日本畫的啟發，同時又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火熱鬥爭的洗禮，於是立志對固有的舊中國畫進行革新。他和陳樹人、高奇峰先生以異軍突起之勢，揭起新國畫的旗幟，以自己的天才功力和嶄新的畫風，給當時畫壇以耳目一新的印象，時人為表示敬仰，稱他們為嶺南三傑。後來‘嶺南畫派’這個名稱，也就約定俗成地保留下來了。”“當年”‘二高一陳’被時人尊為‘嶺南三傑’，並因此引申出‘嶺南畫派’的稱號，其實也是人們沿著習慣的思路，猶如稱‘揚州八怪’為‘揚州國派’一樣。”其餘兩說則見於香港趙世光的《嶺南畫派界說及其發展導向》一文。其中“自己商量”說已見前引；“另一說則是解放後關山月、黎雄才兩位大師到北京畫展，當地報刊因其來自嶺南，故一致宣傳為‘嶺南派’，並把其師稱為嶺南畫派的始創者”。同屬“北方來源”的還另有不同的一說：“‘嶺南派’這一帶有地方色彩的稱謂，是建國初期，由鄭振鐸依北方人的習慣，在中國近百年繪畫到海外展覽時，撰文介紹時冠上的，後來便加以沿用。”評斷一下各說的是非，如果真是“在1948年以前，還沒有‘嶺南派’這個稱號”的話，那麼，高奇峰早在1933年已去世，當時尚未有“嶺南畫派”之名，何來三人商量之事？可見那一說是不可信的。另外“北方來源”之說亦靠不住，因為它們的時間都在解放以後，比1948年要遲了好幾年。可見，揆之以理，只有“約定俗成”一說比較可信。回到派名爭議的問題上來。那麼多頂“帽子”，又是“折衷派”，又是“新派”、“革命派”，又是“嶺南派”……到底哪頂最合適呢？是否非得恢復“折衷派”的名稱，便不能“體現它的思想實質”、“鮮明宗旨”呢？“新派”、“革命派”今天是不好再叫的了，至於“折衷派”一名，固然可以顯示它“吸收外來營養”的偏於技術性方面的特點，卻仍然難以體現它“藝術革命”的全部宗旨，尤其是有關“藝術與人生”的重要內容。再從這一畫派的實際情況看，它發源於嶺南地區，創始人及其他主要成員又都是嶺南人，而今天這個畫派的“大本營”仍在嶺南一帶，那麼，按中外畫派命名的第一條通則，稱為“嶺南畫派”還是比較適當的。可是，為什麼外國現代的一些美術流派，如野獸派、立體派、表現派等等，又多據藝術表現特點命名呢？須知那些都是重形式的畫派，所以那樣取名是理所當然。但嶺南畫派不同，它是形式與內容並重的畫派。假使勉強效法國外表現主義的現代諸流派，定要擁“折衷”命名之，那豈不是有違自己畫派的本旨？從邏輯學、詞彙學的角度看，“名”與“實”之間其實並沒有必然的聯絡，它們的關係是多元的、可變的，本來就是“約定俗成”的。“嶺南畫派”這一名稱只要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它身然便具有了如上所述的內涵。正如“揚州八怪”、“上海派”等也有它們的包括內容風格、技巧形式等各種藝術追求在內的特定含義一樣。所以我們說，擔心本畫派一旦冠以“嶺南”之名，便會顯不出它的“思想實質”、“鮮明宗旨”，或容易使人產生“以為只是狹窄的地區性的畫家集團”的誤解，其實都是過慮。嶺南畫派是嶺南文化至具特色的祖國優秀文化之一，是中國傳統國畫中的革命派，它有如下特點：一、主張創新，以嶺南特有景物豐富題材；二、主張寫實，引入西洋畫派；三、博取諸家之長；四、發揚了國畫的優良傳統，在繪畫技術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沒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嶺南畫派始於晚清時期，二高一陳即為早期著名創始人，二高即為高劍父、高奇峰，陳即為陳樹人，其弟子多成名家，形成一海內外華人都喜歡的著名畫派。在香港的趙少昂、楊善深，在廣州的黎雄才、關山月，這四位大師，是當代嶺南畫派的主要代表。趙少昂被譽為高奇峰以後最佳傳人，海外友人多以收藏少昂花鳥為貴。黎雄才、關山月都在美術院任教，弟子頗多。楊善深在香港主持他開創的“春風畫會”，傳授畫藝。他們於八十年代初期，合作完成了百餘幅作品，每幅作品都凝聚著集體的智慧，體現了四位大師諧和默契、心照神交的深厚友情，可謂：“嶺南四家薈萃一堂歎為觀止”。“嶺南畫派”的產生和發展，體現了一種新的文化精神。這種新的文化精神包含了四個方面的內容：(一)革命精神，這是“嶺南畫派”產生和發展的思想基礎；(二)時代精神，這是“嶺南畫派”在區別於舊國畫流派的主要特徵；(三)相容精神，這是“嶺南畫派”的藝術主張，是革新的重要途徑；(四)創新精神，這是“嶺南畫派”不斷髮展的動力。這四種精神是互相聯絡的,它構成了“嶺南畫派”相當完整的體系，也是這一畫派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革命精神是“嶺南畫派”的思想基礎。這種革命精神，又是和“嶺南畫派”創始人的特殊經歷和思想傾向分不開的。時代精神，“嶺南畫派”在題材內容上大膽革新，也是這一畫派能夠永葆青春的原因。相容精神,也就是“折衷中外，融合古今”，這是“嶺南畫派”最重要的主張，是它的藝術原則，也是“嶺南畫派”革新的途徑。創新精神，這是嶺南畫派前進的動力，也“嶺南畫派”歷久不衰的奧秘。只有創新，它才有生命力，而創新本身既是目標，也是這個畫派發展的動力。“嶺南畫派”所以能夠不斷的發展、狀大，就是有創新精神作為推動力。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嶺南三傑”，師出同源，信奉同一藝術原則，但各有創新，風格不一樣。第二代的傑出畫家關山月、黎雄才、趙少昂等，也風格各異。他們的後輩楊之光、陳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畫家,也各有自己的面目。高劍父不希望學生學得跟他一樣,他聲稱這是沒有出息的表現。他要求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