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學，清代江藩稱為“漢學”，孫星衍稱其“考據學”，梁啟超、胡適則稱其為“乾嘉之學”。稱其“樸學”，是因為它比空疏的宋學顯得質樸；稱其“漢學”，是因為它否定宋學，旨在恢復賈(逵)、馬(融)、服(虔)、許(慎)、鄭(玄)一系的東漢經學；稱其為“乾嘉之學”，是因為它鼎盛於清代乾嘉時期。
樸學又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樸學，指的是整個清代的考據之學；狹義的樸學，則指乾嘉時期的學術風尚。
“明清實學”向“乾嘉樸學”的轉折，與清朝第一、二代知識分子微妙而複雜的社會心態有關，更與實學思潮發展的內在學術理路有關。樸學家以純學術的態度和方法考訂整理出儒學經典的本來意義和真實面目，抖落了自漢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學經典上的種種綱常倫理說教。正是這種“金粉塵垢”的抖落，使得乾嘉樸學與反封建的近代維新思潮有了某種明顯的相通。樸學思潮作為清代學術史上的主要思潮,它的形成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這個過程離不開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賈而好儒"及知識分子的"立言為上"是促成乾嘉樸學風氣形成的決定性因素.
樸學的淵源是漢代的經學，秦並六國後，焚書坑儒，曾給予儒學以沉重的打擊。漢高祖平定天下後，始意識到思想問題的重要性，於是祭孔子，用秦博士叔孫通、張蒼釐訂法制；惠帝繼承前制，廢除民間挾書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設博士。漢武帝時，經學大師董仲舒，藉助道家哲學，又以陰陽五行的思想融入儒學，透過註釋儒家經典來闡述他“三綱五常”的理論，宣揚了“君權神授”的思想，形成了一個新的儒學體系(主觀唯心論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丁漢武帝維護統一、維護中央集權的需要，因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定完備的五經博士，以通經為選擇人才的標準。從此，研究經學便成為富貴榮顯的捷徑。
漢初經籍的來源有二，一是由漢代的宿儒透過口耳相傳，時人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記錄下來的，如由秦故博士濟南伏生傳下的《尚書》，由魯人申培所傳的《丹詩》，燕人韓嬰所傳《韓詩》及齊人轅固所傳的《齊詩》、齊人胡母生及董仲舒所傳的《公羊春秋》等等，這類所傳的經，稱為今文經，而闡述今文經的學派，後人稱為今文學派。二是西漢末年劉向、劉歌父子在整理皇家“秘府”(國家圖書館)時，發現一部分由河間獻王劉德和孔子後裔孔安國先後獻上的，據說是孔子故宅夾壁中發現的先秦經卷，這些經卷都是用籀文(大篆)所寫，後人稱其為古文經。古文經和今文經不只是書寫的文字和讀法不同，文字訓詁和內容解釋也有很大的不同。今文經學在學術上具有神學化的特點，陰陽五行學與讖緯相結合，妄誕的迷信成分很多，經師為博取利祿、迎合亡意，解經無休止地比附引申，支離蔓衍。而古文經學在學術上則強調“通訓詁”、“舉大義”，認為訓詁不明，經義不彰，應從文字川詁去闡明經義，發揚“五經之道”，古文經派治學態度雖較客觀，注重歷史的根據，但又未免於過分好古、信古。這樣，漢代經學在學術術上就形成了兩個尖銳對立的學派，學派之間進行了長期的激烈鬥爭，古文經學者攻擊今文經的經文和訓詁的訛誤，今文經”學者攻擊古文經是“偽造”。直至東漢，古文經學大師鄭玄，在考汀訓詁的基礎上為《易》、《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等群經作箋註，打破了兩漢以來的師法、家法，以古文經學為本，兼採今文經學可取的內容，實現了今文、古文經學的合流，才結束廠兩漢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紛爭。
從漢末開始，中國進入幾百年分裂動亂時期，以封建政治倫理觀念為主要內容的儒學，失去了政治和學術思想的統治地位，經學進入了衰落時期。此後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相繼在學術上佔／主導地位。直到清朝，經學才重新勃興，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
明末清初，顧炎武等人反對宋學的空談而提倡經世致用，講求實學，扛起了“舍經學無理學”的大旗來複興古文經學，他提倡“引古籌今”，認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於是致力於音韻訓詁之研究，著《音學五書》，詳考古音，離析《唐韻》，分古韻為十部，奠定了清代古音學的基礎。其所作《日知錄》32卷，“凡經義、史學、官制、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證其謬誤”，開創了清代樸學。
樸學在乾嘉時代被徽州考據學家發揮到極致，其科學的考證精神被廣泛運用到音韻、訓詁、哲學、天文、歷算、輿地等各個學術方面而成為專門化的研究。它遠紹東漢古文經學，近承顧(炎武)、閻(若璩)二氏之說，而又自成體系，形成了卓有特色的徽州樸學。這表現在，徽州樸學客觀上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樸學具有經學的性質，小學、天文、歷算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只是經學的附庸；另一方面，樸學的研究範圍廣泛地涉及小芋、大文、歷算、輿地等，這些學科本身屬於科學的領域，正是在對這些具體學科的研究中，樸學家提出了實事求是，推求闕疑的科學原則，從而使這些學科由附庸而蔚為大國。與此相應，徽州樸學家本身也具有雙重身份：他們既是經學家，又多是為考據而進行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者。
徽派樸學
徽派樸學在清代學術的發展中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是開創了"求真務實"的學風,二是創發了具有啟蒙作用和民主精神的"義理"學說,三是構建了小學方面的諸多系統理論,為中國古代語言學在乾嘉時期登上竦桀的高峰,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新安朱子理學，歷經七百餘年的發展、演變，到了明代中後期，逐漸凋零、衰落。理學人物不敢越“朱子之學”雷池一步，識見無大樹，或斤斤計較於一字一義之失，使“朱子之學”流於支離，陷於僵化。清乾隆年間，徽州人江永、戴震、程瑤田等人，繼承了明末清初顧炎武開創的“樸學”精神.徽派樸學作為清代中期乾嘉學派的一脈，其影響力非常廣泛。
徽派樸學的歷史地位得益於其有強大的學術陣營，而支撐這一陣營的則是一批執著且孜孜以求的學者，他們傳承和豐富了徽州樸學的內涵。徽派樸學家向以“求是”為宗旨，不迷信權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側重於文獻的考據與語言文字的音韻訓詁。所謂“考據”，是研究語言、歷史等的一種考證方法，即根據事實考核和例證，提供可信的資料，作出一定的結論。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蒐集整理。所謂“訓詁”，也稱“訓故”、“故訓”，解釋古文中詞句之意。“訓”指用通俗的話解釋詞義，“詁”指用當時的話來解釋古代的詞語，或用普遍通用的話來解釋方言。戴震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中提出一個治學公式：“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於“凡文之不關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顧炎武《與人書》）隨著西學東漸，徽派樸學家也吸收引進了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並廣泛地運用於考據實踐和其他學術研究中，這也是徽派樸學蓬勃發展並超越前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徽派樸學家的著作數以百計，學術研究成果涉獵中華傳統學術文化中的經、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歷算諸多領域，涵蓋了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各個學科，推為名著的歷來甚豐，可謂人才輩出。徽派樸學的成果，在經學（包括小學）方面所佔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韻標準》、《律呂新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原善》、《聲韻考》、《聲類表》，程瑤田的《通藝錄》，金榜的《禮箋》，洪榜的《許氏經義》、《四聲韻和表》，凌廷堪的《禮經釋例》、《燕樂考原》，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王念孫的《廣雅疏證》、《讀書雜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孔廣森的《詩聲類》，汪萊的《衡齋算學遺書》，江有浩的《音學十書》，胡承珙、馬瑞辰、陳奐的《詩》學著作，以及吳承仕《經籍舊音辨證》等，都是各個學術門類中的一流作品，有些還為國際漢學研究學者所矚目。晚近尚有俞樾、吳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墜緒。在清代著名的經學叢書典籍《皇清經解》中，共收書172種，而徽派學者的著述有83種，幾乎佔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學術性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論列中，梁啟超在盤點“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經學”時，推舉清代學者的新疏9種，而徽派樸學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種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華書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學》中，設專章論述了清代古音學家十人，即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錢大昕、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章炳麟、黃侃，其中顧氏被公推為乾嘉樸學的啟蒙，黃侃是章炳麟的學生，他們的治學都烙上徽派的印跡，這十人中只有錢大昕屬吳派。
樸學，清代江藩稱為“漢學”，孫星衍稱其“考據學”，梁啟超、胡適則稱其為“乾嘉之學”。稱其“樸學”，是因為它比空疏的宋學顯得質樸；稱其“漢學”，是因為它否定宋學，旨在恢復賈(逵)、馬(融)、服(虔)、許(慎)、鄭(玄)一系的東漢經學；稱其為“乾嘉之學”，是因為它鼎盛於清代乾嘉時期。
樸學又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樸學，指的是整個清代的考據之學；狹義的樸學，則指乾嘉時期的學術風尚。
“明清實學”向“乾嘉樸學”的轉折，與清朝第一、二代知識分子微妙而複雜的社會心態有關，更與實學思潮發展的內在學術理路有關。樸學家以純學術的態度和方法考訂整理出儒學經典的本來意義和真實面目，抖落了自漢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學經典上的種種綱常倫理說教。正是這種“金粉塵垢”的抖落，使得乾嘉樸學與反封建的近代維新思潮有了某種明顯的相通。樸學思潮作為清代學術史上的主要思潮,它的形成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這個過程離不開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賈而好儒"及知識分子的"立言為上"是促成乾嘉樸學風氣形成的決定性因素.
樸學的淵源是漢代的經學，秦並六國後，焚書坑儒，曾給予儒學以沉重的打擊。漢高祖平定天下後，始意識到思想問題的重要性，於是祭孔子，用秦博士叔孫通、張蒼釐訂法制；惠帝繼承前制，廢除民間挾書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設博士。漢武帝時，經學大師董仲舒，藉助道家哲學，又以陰陽五行的思想融入儒學，透過註釋儒家經典來闡述他“三綱五常”的理論，宣揚了“君權神授”的思想，形成了一個新的儒學體系(主觀唯心論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丁漢武帝維護統一、維護中央集權的需要，因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定完備的五經博士，以通經為選擇人才的標準。從此，研究經學便成為富貴榮顯的捷徑。
漢初經籍的來源有二，一是由漢代的宿儒透過口耳相傳，時人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記錄下來的，如由秦故博士濟南伏生傳下的《尚書》，由魯人申培所傳的《丹詩》，燕人韓嬰所傳《韓詩》及齊人轅固所傳的《齊詩》、齊人胡母生及董仲舒所傳的《公羊春秋》等等，這類所傳的經，稱為今文經，而闡述今文經的學派，後人稱為今文學派。二是西漢末年劉向、劉歌父子在整理皇家“秘府”(國家圖書館)時，發現一部分由河間獻王劉德和孔子後裔孔安國先後獻上的，據說是孔子故宅夾壁中發現的先秦經卷，這些經卷都是用籀文(大篆)所寫，後人稱其為古文經。古文經和今文經不只是書寫的文字和讀法不同，文字訓詁和內容解釋也有很大的不同。今文經學在學術上具有神學化的特點，陰陽五行學與讖緯相結合，妄誕的迷信成分很多，經師為博取利祿、迎合亡意，解經無休止地比附引申，支離蔓衍。而古文經學在學術上則強調“通訓詁”、“舉大義”，認為訓詁不明，經義不彰，應從文字川詁去闡明經義，發揚“五經之道”，古文經派治學態度雖較客觀，注重歷史的根據，但又未免於過分好古、信古。這樣，漢代經學在學術術上就形成了兩個尖銳對立的學派，學派之間進行了長期的激烈鬥爭，古文經學者攻擊今文經的經文和訓詁的訛誤，今文經”學者攻擊古文經是“偽造”。直至東漢，古文經學大師鄭玄，在考汀訓詁的基礎上為《易》、《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等群經作箋註，打破了兩漢以來的師法、家法，以古文經學為本，兼採今文經學可取的內容，實現了今文、古文經學的合流，才結束廠兩漢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紛爭。
從漢末開始，中國進入幾百年分裂動亂時期，以封建政治倫理觀念為主要內容的儒學，失去了政治和學術思想的統治地位，經學進入了衰落時期。此後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相繼在學術上佔／主導地位。直到清朝，經學才重新勃興，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
明末清初，顧炎武等人反對宋學的空談而提倡經世致用，講求實學，扛起了“舍經學無理學”的大旗來複興古文經學，他提倡“引古籌今”，認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於是致力於音韻訓詁之研究，著《音學五書》，詳考古音，離析《唐韻》，分古韻為十部，奠定了清代古音學的基礎。其所作《日知錄》32卷，“凡經義、史學、官制、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證其謬誤”，開創了清代樸學。
樸學在乾嘉時代被徽州考據學家發揮到極致，其科學的考證精神被廣泛運用到音韻、訓詁、哲學、天文、歷算、輿地等各個學術方面而成為專門化的研究。它遠紹東漢古文經學，近承顧(炎武)、閻(若璩)二氏之說，而又自成體系，形成了卓有特色的徽州樸學。這表現在，徽州樸學客觀上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樸學具有經學的性質，小學、天文、歷算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只是經學的附庸；另一方面，樸學的研究範圍廣泛地涉及小芋、大文、歷算、輿地等，這些學科本身屬於科學的領域，正是在對這些具體學科的研究中，樸學家提出了實事求是，推求闕疑的科學原則，從而使這些學科由附庸而蔚為大國。與此相應，徽州樸學家本身也具有雙重身份：他們既是經學家，又多是為考據而進行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者。
徽派樸學
徽派樸學在清代學術的發展中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是開創了"求真務實"的學風,二是創發了具有啟蒙作用和民主精神的"義理"學說,三是構建了小學方面的諸多系統理論,為中國古代語言學在乾嘉時期登上竦桀的高峰,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新安朱子理學，歷經七百餘年的發展、演變，到了明代中後期，逐漸凋零、衰落。理學人物不敢越“朱子之學”雷池一步，識見無大樹，或斤斤計較於一字一義之失，使“朱子之學”流於支離，陷於僵化。清乾隆年間，徽州人江永、戴震、程瑤田等人，繼承了明末清初顧炎武開創的“樸學”精神.徽派樸學作為清代中期乾嘉學派的一脈，其影響力非常廣泛。
徽派樸學的歷史地位得益於其有強大的學術陣營，而支撐這一陣營的則是一批執著且孜孜以求的學者，他們傳承和豐富了徽州樸學的內涵。徽派樸學家向以“求是”為宗旨，不迷信權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側重於文獻的考據與語言文字的音韻訓詁。所謂“考據”，是研究語言、歷史等的一種考證方法，即根據事實考核和例證，提供可信的資料，作出一定的結論。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蒐集整理。所謂“訓詁”，也稱“訓故”、“故訓”，解釋古文中詞句之意。“訓”指用通俗的話解釋詞義，“詁”指用當時的話來解釋古代的詞語，或用普遍通用的話來解釋方言。戴震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中提出一個治學公式：“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於“凡文之不關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顧炎武《與人書》）隨著西學東漸，徽派樸學家也吸收引進了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並廣泛地運用於考據實踐和其他學術研究中，這也是徽派樸學蓬勃發展並超越前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徽派樸學家的著作數以百計，學術研究成果涉獵中華傳統學術文化中的經、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歷算諸多領域，涵蓋了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各個學科，推為名著的歷來甚豐，可謂人才輩出。徽派樸學的成果，在經學（包括小學）方面所佔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韻標準》、《律呂新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原善》、《聲韻考》、《聲類表》，程瑤田的《通藝錄》，金榜的《禮箋》，洪榜的《許氏經義》、《四聲韻和表》，凌廷堪的《禮經釋例》、《燕樂考原》，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王念孫的《廣雅疏證》、《讀書雜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孔廣森的《詩聲類》，汪萊的《衡齋算學遺書》，江有浩的《音學十書》，胡承珙、馬瑞辰、陳奐的《詩》學著作，以及吳承仕《經籍舊音辨證》等，都是各個學術門類中的一流作品，有些還為國際漢學研究學者所矚目。晚近尚有俞樾、吳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墜緒。在清代著名的經學叢書典籍《皇清經解》中，共收書172種，而徽派學者的著述有83種，幾乎佔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學術性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論列中，梁啟超在盤點“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經學”時，推舉清代學者的新疏9種，而徽派樸學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種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華書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學》中，設專章論述了清代古音學家十人，即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錢大昕、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章炳麟、黃侃，其中顧氏被公推為乾嘉樸學的啟蒙，黃侃是章炳麟的學生，他們的治學都烙上徽派的印跡，這十人中只有錢大昕屬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