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中央政府之所以設定更多的藩鎮，其一是想借此分化各路桀驁難馴的大小軍閥，其二也是迫於無奈。因為經過安史之亂，朝廷的聲望一落千丈。唉，這一點各路軍閥也是看到了，所以也就越來越飛揚跋扈，然而，客觀的說，唐朝中後期設定更多的節度使藩鎮後，也確實相對的維持了平衡，使得大唐國運殘延苟喘的又延續了一百多年。

首先，安史之亂並非純由藩鎮割據造成，而更多是因為一系列內憂外患和中樞措置不當造成的，包括停止府兵番上（導致大量使用募兵並引發將兵驕惰跋扈）、大興土木和頻繁對外用兵（導致中央財力不足）、宰相為專權阻止邊將入相、且大量舉薦胡人出任節度使（導致節度使成為常任甚至世襲職務，而不再具備很強的流動性），在這種情況下，藩鎮一旦和中央爆發激烈矛盾就可能釀成戰禍，而未必一定是安祿山，如果當初被調回京師扣住不回的是安祿山，而一直在外的是王忠嗣、封常青或哥舒翰，或許“勤王者”和“反叛者”就會易位——後來的姚令言、朱泚、李懷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麼？

在這種情形下，唐朝皇帝不容易一下得出“藩鎮割據導致禍亂”的結論，畢竟造反的安祿山、史思明是藩鎮，平滅安史的郭子儀、李光弼、獨孤懷恩等也同樣是藩鎮，范陽節度使的藩鎮兵固然造反，但同樣是藩鎮兵的朔方軍、神策軍卻再造了大唐……即便不考慮這些，純出於政策需要，剛剛回到兩京的唐朝皇帝也不可能把所有藩鎮“一棍子打死”，讓好不容易平息的禍亂再起。等一切安定下來，藩鎮已尾大不掉，即便宣宗這樣的令主也無計可施了。

其次，安史之亂持續八年，天下為之凋敝，不論軍力、財力，重新回到兩京的唐朝皇帝都無法強行讓時光回到開元十年以前的大一統狀況，而只能承認既成事實，並在此基礎上儘可能維持一種低代價的平衡。這就意味著對平息叛亂的功臣們，要承認他們透過浴血奮戰贏得的兵權和地盤，讓郭子儀、李光弼等繼續擔任節度使，並加上使相或更高的榮銜；對從安祿山、史思明處“反正”過來的前叛軍部將則要承認其實力、地盤和軍隊，讓他們從“偽燕”的節度使變成“我大唐”的節度使，奉唐朝正朔並多少履行一些臣子的義務，對他們的牽制措施，則包括把他們的部將也封為節度使（郭子儀門下最典型），讓久任一地的節度使入朝為宰相或遷到別的藩鎮（這個例子很多）等。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安史之亂後的大唐已無力純靠武力削平所有藩鎮（事實上德宗、武宗或宣宗等都只能靠聽話的藩鎮為主力去攻打不聽話的藩鎮，且即便獲勝也仍然會產生新的藩鎮，如李愬、劉總、李載義等等）。

在天寶年間，“朝小野大”、中樞兵力不如藩鎮，以及地方軍政合一、財權由藩鎮任意支配、藩鎮幕府和州縣人事權實際上由藩鎮決斷等問題已經形成，安史之亂則讓問題固化，這幾個問題不解決，即便如德宗、宣宗某個階段那樣，似乎削平河朔指日可待，“大一統”也依然是無本之木，難以持久。直到北宋初年在五代後周兩任皇帝基礎上將這幾個問題一一逆轉，首先建立強大的禁軍，然後以軍力為後盾理順財政、人事等權利，才能真正結束藩鎮割據的局面——即便如此，藩鎮的“遺骨”即空有其名的節度使、團練使等武官和州刺史、縣令等文官，仍然和掌握實權的安撫使、知州、知縣並存，直到南宋滅亡。由此足見藩鎮思維影響之強大、頑固，安史之亂剛結束的時候怎可能“一攬子解決”呢？

藩鎮，又稱方鎮，藩意為保衛，鎮意為軍鎮，唐朝設立，長官為節度使。

睿宗景雲年間設立節度使，掌管地方軍鎮，是當地的全權軍政長官。

玄宗時，擴大了節度使的權力，並設立了天寶十節度，分別是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河東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西節度使，安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隴右節度使，劍南節度使，嶺南五府經略使。

而安史之亂的帶頭人安祿山身兼三地節度使，范陽，平盧和河東，權勢滔天，再加上史思明的一臂之力，將唐朝攪了個天翻地覆，玄宗帶著美人楊玉環走到馬嵬坡時，士兵譁變，殺死了楊玉環和楊國忠，玄宗抱頭鼠竄逃入蜀地，玄宗的兒子肅宗便另立朝廷，依靠郭子儀等人平息了這場叛亂，所謂借力打力，不過如此。叛亂平息以後，肅宗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局勢，這也是為什麼藩鎮割據反增不減。

第一，各藩鎮的勢力不容小覷。唐後期有四十多個藩鎮，除了安史之亂中被平叛的藩鎮，剩下的仍舊是各方割據，手握軍權，與中央抗衡，脫離了唐朝的控制，猶如一個一個的國中國，唐初時，這個情況是不曾出現的，唐初注重國計民生，玄宗時是唐朝最繁榮的時候，於是玄宗懈怠了，信任楊國忠和李林甫，開始安逸享樂，政治開始昏暗，讓各地藩鎮有機可乘，迅速發展起來，成長為一個一個威脅唐朝安定的因素。

第三，對平叛有功的將領進行封官。肅宗以藩治藩，以藩定藩，依靠藩鎮平叛，對這些平叛有功的將領，為了獎勵安撫他們，最好的辦法就是封他們為節度使，這樣能暫時遏制他們的野心，於是節度使便大大增加了。

第四，為了應付突厥回紇吐蕃和党項族的進攻。安史之亂的時候，唐朝內部空虛，邊防薄弱，少數民族趁虛而入，平叛以後，便在邊防多設節度使，抵抗少數民族的進攻，此時，是不宜削藩的，不能穩定各節度使，那麼唐朝便真的要分崩離析了。

藩鎮割據的出現是個必然的結果，往往出現於朝代衰敗之時，群雄並起，奪而為王。

胡如雷先生在《唐五代時期的“驕兵” 與藩鎮》一文中指出，“府兵制破壞以後,各藩鎮之所以能招募控制大量的職業兵,是與士兵的經濟地位和生活狀況決定的。 ……唐朝士兵雖然全家隨軍,但國家卻只供給士兵本人衣糧,家口不入軍籍。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得不到合法的保障 ,因而,他們只能募軍籍, 投靠節度使,靠其賞賜以爭取自己甚至整個家族的生存權。”

在這種條件下，安史之亂的平定，只不過是還效忠於朝廷的節度使領兵去打反叛的節度使。在平叛的過程中，皇帝和各節度使之間也存在著各種矛盾，互相猜忌。以鄴城之戰為例。鄴城之戰時，唐軍已經陸續收復了長安和洛央，弒父奪位的安慶緒敗退至鄴城（今河北邯鄲），但唐肅宗沒有趁勝追擊，而是待安慶緒逃到鄴城一年之後才下令討伐，並且發兵數十萬竟不設元帥，因為帶兵的各節度使互不統屬，導致幾十萬唐軍缺乏統一指揮。

結果，唐軍在鄴城外久圍不下，又要迎戰前來營救鄴城的史思明，各自為戰，最終釀成了一次大潰敗。至於安史之亂最後的平定，也是因為叛軍內訌，唐朝還借用了回紇兵，才最終擊潰了叛軍。

安史之亂讓唐中央元氣大損，而在安史之亂中因投降唐軍而豁免的安史餘黨始終把持著河北地區，依舊擔任節度使。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他們為之後的割據藩鎮樹立了“榜樣”。

唐中央當然不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面，唐肅宗之後的德、順、憲三朝就是中央與割據藩鎮不斷拉鋸的過程。德宗順宗兩朝對藩鎮的軍事打擊並不順利，只能被迫接受河北割據的事實。直到憲宗時期才取得了中央對地方藩鎮的軍事勝利，把財政收歸中央，是為憲宗中興，可惜因為憲宗猝然去世，中興成果化為烏有。之後，大唐帝國國勢日衰，江河日下，而藩鎮也隨著中央權威的削弱而日漸離心。

不過，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不像大多數人想象的那樣，藩鎮完全不聽從中央。張國剛所著的《唐代藩鎮研究》中指出，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裡，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即使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只是藩鎮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弊病，中央權威尚在時，朝廷可以大義名分號令藩鎮，但當中央權威削弱，甚至蕩然無存時，擁有完整統轄權力的藩鎮，自然就割據了，野心大者兼併侵吞，野心小者保境安民。唐末黃巢戰爭後，大唐帝國徹底崩塌，於是從唐末諸藩鎮演變而來的五代十國，就這麼開始了。

不是藩鎮割據引發安史之亂，是唐朝廷未及時完善軍鎮制度，未處理好朝廷與軍鎮邊將的矛盾，引發安史之亂。‘’藩鎮割據‘’是唐朝廷平叛後，對部分歸降叛將妥協的產物。藩鎮設定是有合理性的，唐朝廷在中後期主動設定的四十多藩鎮，除河北三四鎮和偶爾其他幾個藩鎮外，絕大多藩鎮是聽命朝廷的，而且對那幾個割據藩鎮是有制衡作用的。主動設定藩鎮也是對府軍瓦解，土地兼併均田衰落，人力土地重新自然分配的比較現實的舉措。唐朝也因此還能延續一佰五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