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去人慾”真的是指傳統禮教這種狹隘的思想嗎？人慾就一定是男女之慾，是西方禁慾主義的說法，也是“五四”以來，對封建禮教抨擊的靶子，是一種否定傳統的歪曲，因為這根本就不是中國古人的邏輯思維。

真正的存天理應是對人應對事物應有客觀的看法，而不能人主觀的“欲”應，就是主觀的想法。這裡是以人為主體的觀察。天是指外物，客觀存在的道理，現在的說法就是客觀物質與規律。人慾則是應該順從客觀的規律，不能脫離客觀而主觀臆斷。

《傳習錄》“只是就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慾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慾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慾，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

這時就是舉例講如何“存天理，去人慾”講盡孝心是天理，是自然的存在的道理，到了夏天想著如何降溫，自然的沒有一點個人的私慾在裡面，這裡的私慾就是“人慾”所以人慾指的是“私心雜念”，引申開來就是超越客觀的規律而產生的脫離客觀的主觀想法。

古人沒有詞語的概念定義的習慣，因此不能望文生義，更需要全面的瞭解，否則是大大地誤解。

“存天理滅人慾”是朱熹理學思想的重要觀點之一，歷來人們對其褒貶不一。後世人評判宋明理學時，多言“存天理，滅人慾”禁錮了人的自由，但是也有部分觀點認為該句意在強調反對貪慾，嚴格要求自己以求更高的道德修養。

在朱熹看來,“存天理、滅人慾”是儒學的精髓之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在“存理滅欲”理論上的作為，更多的在於闡明如何實現“存理滅欲”。在朱熹所指的“欲”是“私慾”，與人的正當慾望並非同一概念。

比如，他說“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他也認為餓了要吃飯，渴了要喝水，這是不能避免的慾望，也無需“滅”之。

再比如他說“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慾。”可見,朱熹所說的“人慾”是指那些超出了正當要求以及違反了社會規範的慾望。因此，朱熹並不是一概反對人的慾望，而是要人們正確區分天理與人慾。

存天理，滅人慾。所表達的意思是，人為對外物所誘惑而喪夫了天理，縱容人的慾望，於是有了各種開邪惡的想法和惡劣的行為。

何為天理？

天理，就是人的與生俱來的仁、義、禮、智等良知。

何為人慾？

人慾是對天理的違背，是為所欲為的不善之舉。主要是指那些超出了正當要求的以及違反了社會規範的慾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非分之想”一類的欲求。

存天理，滅人慾。這一提法的錯誤之處不是在於對“人慾”的否定，而在於將“天理”和“人慾”的相對立，使理和欲之間不是相和諧的關係，而是此生彼滅的相沖突的關係。即，你死我活。

讀過魯迅先生文章，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是痛恨程朱理學的，將理學斥為“吃人的禮教”，認為理學禁錮了華人的思想，讓華人變得麻木不仁。理學中“存天理，滅人慾”的宣言更成為板上釘釘的罪證。

但這實質上是對理學的一大誤解。

所謂理學又稱道學，是儒學到宋代之後發展的必然。伴隨著唐末五代的戰爭，士大夫階層道德淪喪，在位者朝不保夕，這讓趙宋王朝的建立者食不下咽，所以推動儒學復興就成為了一個必然。從這個原因出發，宋代的儒學便走向了極力推崇“道德”的路子。

所以，後人常常說理學是“道德神學”，用西方哲學中本體論的觀點來看，就是將”道德“視為世界的本體，最本質的規律。也就是說，天下萬事萬物，都是圍著道德二字在轉。

而這個道德要求，經常是要求士大夫自己剋制自我，保持高標準的道德情操的。傳統儒家有言：“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意思就是，“禮”這個東西，庶民根本沾不著邊兒，怎麼會用禮教來廣泛約束百姓呢？其實在宋明之際，理學本來算是一門政治哲學，是用來約束皇帝和士大夫群體的。北宋文彥博就曾懟皇帝說，你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和百姓共治天下，士庶之分在那個時代是很嚴格的。

而對於“存天理，滅人慾”的理解，經常存在誤區。這裡的“滅人慾”並不是指消滅人的正常慾望，而是超過一定程度的慾望，如朱熹打比方說過，人要吃飯是天理，每頓都奢侈浪費吃山珍海味就是人慾；人要娶妻是天理，非得三妻四妾就是人慾了。兩宋計程車大夫中，不乏對自身約束極其嚴格的人，名臣司馬光一生就只娶一個妻子，這在古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而理學淪為“吃人的”，這一過程主要發生在封建社會末期，伴隨著時代的發展，理學逐漸走向了僵化、形式化。更不用說滿人以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以少數統治絕大多數，內心是充滿戒懼的。如何能鉗制廣大底層人的思想，如何能讓老百姓變得順從，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理學鉗制思想的作用在這一時期更加變本加厲。

到了清末，這一過程已經積重難返。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在明代的世情小說中，女子改嫁並不是什麼大事兒，而到了魯迅先生的《祝福》中，祥林嫂因為改過嫁，就蒙受了太多的責難，釀成了人間悲劇。

所以，原始的“存天理， 滅人慾”是一句好話，消滅的根本不是我們理解的那種“人慾”，我們會對它產生誤解，是隔著一千年時光用後世的情況去套前代了。

「存天理，滅人慾」，在宋儒而言，是一種理論上的必然。

與佛家對世界持否定、舍離之態度不同，儒家對世界的基本態度，是肯定的。也即是說，儒家認為我們的世界，可以成為「合理」的世界。可現實的世界卻不是「合理」的世界，那麼這也就意味著，儒家認為，「理」有在此世界實現的可能。而「理」如何實現，則是儒家所追求之方向。種種理論，皆以此為本。

宋儒在此「肯定世界」的態度上所建立之理論，大抵不外兩種。

一種是認為有某種「理」或「天道」決定了世界之萬有。世界萬物皆由此「理」生出，循此「理」演化，「事」「理」不離。而此「理」即是價值之根源。人作為萬物之一，自然也是在此「理」籠罩之下，故人亦「應該」循此理。

那麼問題就來了，既然此「理」為決定萬物之本原，萬物皆被此「理」決定。那麼人作為萬物之一，應該也被此「理」決定。而如果人被此「理」決定，那麼人就沒有其他可能，更無「應該」可說。換言之，如果人是被此「理」所決定者，那麼「惡」從哪兒來？

宋儒對此問題，即採用了一個道德生活的二元性來解答。他們用《禮記·樂記》中的「天理」與「人慾」一對觀念來解答這個問題。由於人有「人慾」，此「人慾」之影響，人的活動或可合乎「理」之方向，或違背「理」之方向。

那麼由此推出「存天理，滅人慾」，就是一種理論上的必然了。

當然了，立此「天理」與「人慾」二觀念，並未完全解決上述問題（即何以人能獨悖於理），但宋儒之理論也只能到這兒了。

第二種理論，雖然依舊以為「理」為價值根源，但這個「理」並不是決定萬物的本原，而只是萬物之本性。萬物各有其性，亦各有其理。萬物對其本性這「實現」，即成為一價值標準。

這種理論解決了上個理論中「理」實際決定萬物，則惡從哪兒來的問題。萬物尚未實現其「性」，並不妨礙萬物之此「性」的存有。「事」與「理」是分開的。實際世界中善惡紛亂，皆不礙此「理」之明確存在。

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理」為何會有「未實現」，以及，我們該如何實現？

看到沒有，我們立刻就又回到了與第一個理論相似的困境。對此的解答，仍然是「理」和「欲」的對分。

那麼為了「理」的實現。「存天理，滅人慾」，在理論就又是必然的了。

所以，「存天理，滅人慾」，就宋儒所構建之理論方向而言，是一種理論的必然。

朱熹‘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源自墨子的‘存天志，滅人慾。’

墨家思想，一言蔽之——存天志，滅七情，絕六慾。

儒家的仁愛是親親，即愛自己的親人。仁愛最符合人性。而墨家的兼愛則是對自己父母與他人父母之愛相同，對自己兒女之愛與他人兒女相同。此之謂滅七情。

儒家提倡節用，僅僅是適度節用。目的是安平、豐收之年節用，有餘糧，在饑荒、戰亂之時，使民不至凍餓至死。儒家在節用的同時，亦享受生活。而墨家則是極度借用：

“凡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涼者，其餘皆去之；其為宮室，冬以御風寒，夏以御暑雨，其餘者去之；舟車之道，以車行陵陸，舟以行川穀。以通四方之利。其餘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用者不加，是故財用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

墨家還反對一切音樂、藝術，無視人類的審美需求。墨子謂之：其樂逾煩，其治逾亂。此之謂滅六慾。

墨子的初衷雖好，但完全忽視人的七情六慾。易中天老師在《百家講堂》中舉了一個經典的例子：楊白勞家裡極端貧困，但楊白勞還是給喜兒買了個紅頭繩。

楊白勞不給別人女兒買，只給自己女兒買，因為他愛自己的骨肉。在爹爹給喜兒系紅頭繩時，喜兒真心幸福快樂。即便是最貧困之人，都追求美，有審美需求。

墨子除了不洞察人性外，還不知辯證法。還以節用為例：

諸子百家各個學派，普遍提倡節用。但略有不同。

儒家提倡節用。孔子謂之：“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荀子謂之：“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又享受生活：“食不厭細，膾不厭細。 ”以及適度飲酒、舞樂等等。

黃老學派在提倡節用的同時，還提出適度奢侈的主張。認為不同職務，不同階層。在衣食住行以及喪葬祭祀等各個方面，進行不同的奢侈消費。以滿足人類的慾望，並以此促進社會的進步。這是對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黃老學派最大的辯證法，既節用，亦奢靡——侈則傷貨，儉則傷事。

墨家則提出了極度節用的主張。忽視人類一切慾望和精神需求。

行文至此，無意間總結出一條規律。但凡務實的學派，皆洞察人性，又領悟了辯證法的真諦。儒家、黃老是也；但凡最不務實的學派，即不洞察人性，又不知辯證法。墨家是也。

墨子與朱熹，只看到了慾望是萬惡之源。便主張扼殺人的一切慾望和精神需求。而孔子、荀子等儒家大師，能辯證的看待慾望：慾望確實是萬惡之源。同時慾望也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所以孔子既反對縱慾，又反對滅欲。提倡適欲、節慾。這是中庸之道在情慾方面的具體運用。

當然，墨子主張扼殺國君、卿大夫、士農工商各個階層的慾望。而朱熹只主張扼殺國君和士大夫的慾望。而不包括平民百姓。所謂禮不下庶人。朱熹比墨子更務實一些。

附錄：孔子主張以禮法把君主和權力關進牢籠。今日謂之——憲政。而墨子主張以天志思想把權力關進牢籠。焚書坑儒後，周禮已滅。董仲舒無奈，便效法墨子，以天志思想愚君（並非愚民）。朱熹也效法墨子，以滅欲約束君主。實踐證明，約束和限制君權，禮法最有效，天志次之，滅欲最無力。

"存天理，滅人慾"，自新文化之後，被當成了儒家禁錮個人的罪狀而被批判，時隔百年，傳統文化由此出現斷層，人們對於古代文化的一些提法、範疇已經很難去理解了，往往從字面意思去揣測，容易發生誤解。

"存天理，滅人慾"，在古代，特別是宋明時期，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天理昭昭，人慾昏昏，天理與人慾是此消彼長的相對關係，要想復得天理，必須滅掉人慾。

但"滅人慾"一句很是決絕，在傳統文化精神之外的人看來，豈不是把人變得不吃飯不睡覺，沒有七情六慾的冷冰冰的機器？我曾想是不是把減字誤做了滅？畢竟繁體字中這兩個字很相近，如果改成"存天理，減人慾"，現代人就樂於接受了。不過，這樣改顯然是市井小人的妥協，缺乏終極理想的無限追求，還是用"滅"最好。

人慾，是要區分的，恰當的索取符合天理，超過了自身需求就是人慾，朱熹對此解釋過，以吃飯為例，若是吃飽了就不再需求，這不是人慾，反而符合天理。若是吃飽了，還想著珍饈美食，那就是人慾，是過。過與不及其實都是人慾，就像有時候聽到有人說："飯都不給吃，哪還有天理!"這是不及。

滅人慾，其實是要使自己的慾望保持在"適可而止"的地步，我喜歡看《人與自然》，自然界的動物是"適可而止"的，獅子大開殺戒，只是為了填飽肚子，不會濫殺，吃飽了就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就是這種自然而然的感受。

那麼，是不是要人向動物學習？當然不是，如果獅子會做煙燻臘肉，他的家裡肯定會掛滿臘肉，如果獅子會用冰箱，冰箱裡也會塞滿肉。滅人慾，是高屋建瓴，是從道德修養的高度來看自身的慾望，慾望的滿足是無窮盡的，會因此花費或浪費一生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對於儒家來說，對於自我實現的人來說，把這些時間和精力放在道德修養上，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上更有價值。

陽明先生說，少一分人慾，便復得一分天理。對待人慾，務必要剿殺乾淨才好，活脫脫的全是天理。

存天理，滅人慾與其主要對立面心學一樣，都有失於片面，如果他們象太極圖一樣結合在一起，那就相對完善了！

人與自然的關係包括兩個方面：1，以人為本，以本性為主，向外改造自然，為人類服務，也就是滿足人類慾望衍生的各種需求;2，以天為本，向內修身養性，用滅人慾的極端口號來達到剋制控制自身本能慾望的社會文化效果，以適應自然。兩者都是人的主觀能動性體現，只不過一者是向外改造世界，一者是向內改造自心，前者是心學方向，後者是理學方向，存天理滅人慾屬於後者。這二者相互交錯，一張一弛，此消彼長地影響著社會文化歷史，不僅中國如此，如全面縱橫比較觀察世界（以傳統東西方為主）的物質文明發展史和思想文化發展史，就發現世界也是如此！

重要的關鍵問題來了，這二者怎麼結合？實際上陽明心學已經達到接近答案的境地，那就是人心即是天心！但不完整，不清晰！

全面完整的天人心學或者叫天人道應該包括兩個層面：1，天理規律，2，天人感應。

天理規律的主要框架是由於天體空間的週期性迴圈變化從而帶來時間的週期性迴圈變化，過去的科學讓我們認識了天、月、年，但實際上還有更大規模的時空週期性迴圈，比如元會運世，比如瑪雅曆法，（所有曆法都是天人合一，時空互轉的好東西），在歷史的宗教和玄學都有涉及！

這種週期性的天理運動會透過天人感應帶給人類週期性的生理、心理和情緒變化，典型和明顯的如女人月潮、春情勃發、晝作夜息等，但認真觀察思考和感悟後，可以發現在邏輯上和事實上都存在更大的天人感應活動，比如雅思貝而思的軸心時代，文藝復興宗教革命與陽明心學，其本質是由於空間迴圈帶來時間迴圈，由於天人感應帶來人類週期性變化（勃發或內斂），人只要摒棄現實虛幻和過去執念，靜己心體天心，就能在變化時代找到天人感應！也就是天理在心中！

樓主好！這句話是儒家理學派朱熹的教育思想之一，且該派將道家的一些理念融入“儒家傳統思想體系”，大大增加了此話的內涵。在古籍裡通常從四個角度作解讀和運用，簡介如下，供參考。

1、從聖教角度講，“存”指“學而悟”，“天”指“先天本性”，“理”指“道法”，“滅”指消除，“人”指“後天習性”，“欲”指“追求的心念”。此時，這句話是含義的“前後對比”關係，意思是：前三字統指“聖賢之教”，後三字統指“凡夫之行”，是人生在世的兩種前途。

2、從修證角度講，“存”指“在而不離”，“天”指“本有”，“理”指“圓滿智慧”，“滅”指淨心，“人”指“自己”，“欲”指“邪思”。此時，這句話是含義的“前後並列”關係，意思都指在心上“內省”的兩種功夫。

3、從因果角度講，“存”指“不迷失”，“天”指“道”，“理”指“法則”，“滅”指修行，“人”指“自心”，“欲”指“迷惑”。此時，這句話是含義的“前後主從”關係，意思是：因為做到“存天理”，所以能“滅人慾”，前句決定後句。

4、從繼承角度講，“存”是“延續”，“天”指“大自然”，“理”指“性”，“滅”指效法聖賢而重生，“人”指“自己的身心”，“欲”指“舊錯”。此時，這句話是含義的“前後遞進”關係，意思是要作聖賢，需先“存天理”，再“滅人慾”。

總之，這句話是儒家理學派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講的是“內聖外王、心決一切”的、最高的“自育和育人”思想。

存天理是必須的，但不必滅人慾，而且生而為人，人慾也是無法滅掉的！夫子提倡克己復禮，閒邪存誠就很中正！朱熹這句話太偏激，反而會嚇跑許多有向善之心的普通人！好比爬山，高低起伏，蜿蜒曲折，別人才能上得去，也才願意走！你一來就是懸崖萬丈，壁立千仞，不是讓人望而生畏，斷了凡人的向善之心嗎？！

人慾無法滅，但也不能順，對於絕大多數的凡人，能讓其在禮法的範圍內不氾濫成災就不必苛求，急於求成，反而不成！要求過高，反成畫餅！理論雖美，達不到就毫無意義！一方面嚴明禮法以懲惡，一方面盡力培養眾人的向善之心，惻隱之心，謙讓之心，寬容之心，忠孝之心，覺悟之心……以培善！雖不中不遠矣！

本人以為，儒家的儒是人需文明，所以儒家昃民族文明史的普寫者。老子的《道德經》可說是講道理的普寫者。理解了可箄是道家不理能當然不算家了。

朱熹理學中的重要觀點”存天理，滅人慾“。這句話一直被人們當作朱熹理學禁錮人性的鐵證。那麼，它真如人們傳說中的那麼極端嗎？最先提出這個觀點的人又是誰呢？

事實上，這句話並不是朱熹第一個提出的，而是出自於《禮記》：“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大意是說：人如果完全泯滅天理，只按自己的慾望行事，就會變生出各種各樣荒唐的行徑，就不能稱之為人了。可見，朱熹並不是發明這句話的人；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闡釋。那麼，朱熹認為的“理”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朱熹所說的這個“理”並不僅僅是封建教條。認為：理是世界的起源，是萬物的源頭、它創造了世界；理是所有事物中蘊含的規律；理就是人的本心、人的良知。所以，在這些方面，“理”與道家所講的”道”相似；是一種世界觀方法論。

但是，後人記住的，全都關注在朱熹關於“理”作為道德準則的闡釋方面了。而這個道德準則就是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要求人們遵從“理”來為人處事，不得違反。這也是朱熹備受詬病的一點。

從後來事情的演變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比如說最常見最受人關注的“寡婦再嫁”的問題。 還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原指女子失去貞操，後泛指失去節操。貧困餓死是小事，失了節操，事情就大了。仔細考察，程朱理學的另一個代表人物程頤解釋說：“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人或居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頤說：‘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就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原始出處。需要指出的是，程頤這段話所針對的是男女雙方，並不單指婦女。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看，寡居的女子改嫁固然是失節行為，而男人娶寡婦為妻也是一種失節行為。一個人即使貧困致死，也不能失去品節。其實，程頤考慮了女人一旦寡居，經濟上往往會失去保障，如不改嫁就難以生存。所以，對改嫁女子的批評，還是有所保留的。而男子明知對方孀居卻去迎娶，則是大大的失節。

但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道德的落實、社會踐行的時候就發生了偏差，經過一些環節的演繹，最後變成了偏執、極端狀態；對女人改嫁極端貶斥，而放過了男人娶寡婦的失節問題。

朱熹認為”存天理，滅人慾“並不是消滅所有慾望，而是消滅”不正當“的慾望，比如你是個小民，想要造反，這就不太”正當“，你是個女人，想要改嫁，這也不太”正當“，應該剋制一下，你吃飯為了填飽肚子，那就是天理，為了追求珍饈美味，那就是人慾，必須剋制一下。

水有源樹有根、冤有頭債有主；後來社會上大面積的對婦女極致的殘害，比如說女人“裹小腳”；整個半邊天、漢族一半的人口都整成了殘疾人，這個根源從何而來？由誰來承擔這個責任？那還得說，最早是誰動了古人的乳酪、改變了古人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誰就應該來負主要責任。所以程朱理學並不冤枉。女人“裹小腳”盛行於宋，難道是偶然的嗎？

在所謂“文明風化”很盛的地區，看看那一個個有氣勢的考究的貞節牌坊，為貞潔烈女們禁錮精神的枷鎖，都是由誰而起？一定有官方的身影、一定和讀書人有關，背後一定是社會有影響力的勢力。他們的思想觀念從哪兒來？還得說和這個程朱理學有脫不開的干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