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華人，說美華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華人”。 辜鴻銘，字湯生。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一個英華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華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華人，德華人還是法華人，都不要忘了，你是華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華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華人，說美華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華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華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華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華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華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華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華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華人和美華人、英華人、德華人、法華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華人的特徵之所在：美華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華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華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華人沒有德華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華人心胸博大和英華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華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華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華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華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裡，只要你是一個華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華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罵西方人，反以此而見重於西方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裡，並總能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痴迷的地步。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華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華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辜鴻銘在西方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與幽默。某天，辜鴻銘在他位於北京椿樹衚衕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鴻銘辯才無雙。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在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但卻是新文化的死對頭。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華人，說美華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華人”。 辜鴻銘，字湯生。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一個英華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華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華人，德華人還是法華人，都不要忘了，你是華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華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華人，說美華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華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華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華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華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華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華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華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華人和美華人、英華人、德華人、法華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華人的特徵之所在：美華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華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華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華人沒有德華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華人心胸博大和英華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華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華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華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華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裡，只要你是一個華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華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罵西方人，反以此而見重於西方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裡，並總能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痴迷的地步。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華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華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辜鴻銘在西方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與幽默。某天，辜鴻銘在他位於北京椿樹衚衕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鴻銘辯才無雙。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在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但卻是新文化的死對頭。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