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文化，是以玄宗朝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憲朝，空間分佈涵蓋開元十五道，以西安、洛陽為中心向外呈輻射狀的文化。

玄宗開元天寶間(713～755)，為歷代史家所稱頌的“盛世”，這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超過前期，政治上實行較開明的統治。

而且在文化的各個層面上也都表現出諸多高峰。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態變遷的時代特徵，又有繼承|古老的傳統以通變求新意的民族特質。

以詩歌為表徵，李白杜甫所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高適岑參壯志酬國的邊塞詩和王維等融於自然的田園山水詩，奏起了時代的最強音。史地的發達。

藝術形式的多樣化、代表民間文化的傳奇變文俗講百戲，以及具有起承轉合功能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音符。唐代是佛教文化漸趨融入並中國化的重要年代，也是唐人對古今中外各種學問大加總結提煉的時期，大量綜合性著述的出現反映了唐人總體智力水平。

另方面，玄宗朝長達40餘年的統治，並非一帆風順，天寶十四載（755年）的“安史之亂”，象一塊界標，標誌著時代內容的分野和轉折，這種轉折所帶來的變異特徵。

由於加速度的發展，越到後代越為明顯。然而，在與這一事件切近或同時，在文化的發展中已有了這種變化的端倪。

我們對盛唐文化現象的諸多變異特徵進行探討，進而算是對籠統談論盛唐文化而忽略其時代差異的研究現象的一種反映。

隋唐時期，中日兩國交往頻繁。為密切兩國關係，學習唐朝先進的經濟文化，日本官方十多次派遣使節到唐朝訪問。跟隨遣唐使來華的，還有僧人、留學生等，最多的一次超過500人。

遣唐使完成外交活動後即行回國，僧人和留學生則要在中國生活很長時間，有的甚至終身不歸。

他們當中的不少人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空海、阿倍仲麻呂和吉備真備是突出的代表，中日兩國的史書都記載了他們的事蹟。

【鑑真東渡】唐朝時，很多華人為中日兩華人民的交流作出了貢獻。他們當中，最突出的是高僧鑑真。他不畏艱險，東渡日本。

講授佛學理論，傳播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促進了日本佛學、醫學、建築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兩華人民和佛學界的尊敬。

【玄奘西行】中國古代稱印度半島為天竺。天竺是佛教的發源地。

唐朝貞觀年間，僧人玄奘從長安出發，穿過戈壁，翻越崇山峻嶺，長途跋涉，到天竺學習佛學，求取佛經。遊學歸來，他又和弟子們把大量佛經譯成漢文。

玄奘為中國和印度半島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高僧、旅行家和佛經翻譯家。

唐朝的對外關係前所未有,主要取決於經濟文化的繁榮發達。唐朝和睦的民族關係也為對外交往頻繁提供了必要條件。

因此我們應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繁榮的原則,發展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

唐朝統治者對待外國和外來文化採取開明的態度,重視對外交往.因此,我們應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擴大對外貿易,加強與外國的經濟技術合作。

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都有傑出的貢獻具體有其下幾個大事件:

玄奘西遊

唐朝時，中國通天竺交往頻繁，最傑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貞觀初年，玄奘從長安出發，歷經艱險，前往天竺。他在天竺遍訪有名的佛教寺院，並在佛學最高學府那爛陀寺遊學，成為著名的佛學大師。他在天竺各地講學，受到當地人的尊敬。

玄奘少年時出家，青年時期，在長安、成都等地走訪名師，鑽研佛經。有些疑難問題，眾說紛紜，難得定論。他決心到佛教的發源地天竺去遊學。

那爛陀寺為天竺最大寺院，那時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寺內高僧戒賢法師，已有九十多歲高齡，親自為玄奘講學，對他極為賞識，還安排他為全體僧眾講授佛經。

貞觀後期，玄奘攜帶大量佛經回到長安。他專心翻譯佛經，還以親身見聞寫成《大唐西域記》。這部書，成為研究中亞、印度半島以及中國新疆地區歷史和佛學的重要典集。鑑真東渡唐朝時，封建經濟繁榮，國勢強大，中國和日本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空前繁榮。為了學習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貞觀年間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國的遣唐使併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有一次僅達百濟），還有一次是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赴唐的日使，久未歸國，派使團前往迎接），兩次是"送唐客使"（送回唐朝的專使）。使團中有許多留學生，還有留學僧，其中不乏好學之士和學識淵博之人。

華人也不斷東渡日本進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貢獻最大的是鑑真和尚。

鑑真俗姓淳于，生於唐武則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逝於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763年）。他是揚州江陽縣（今江蘇省揚州）人，14歲時進揚州大雲寺，從聞名天下的智滿禪師受戒學禪門。在名師的指引下，鑑真的學業突飛猛進。三年後，他離開大雲寺到越州（今浙江紹興）龍興寺學戒律，並受"菩薩戒 "。唐中宗景龍元年（公元707年）他雲遊四方求學，到過洛陽、長安。景龍二年，他20歲時，由律宗法師弘景主持，他受了"具足戒"。此後，他不斷鑽研佛教經義，對律宗有很深的研究。733年，他被譽為江淮一帶的授戒大師，在佛徒中的地位很高，成為一方的宗首。

唐玄宗開元元年（公元713年），鑑真回到揚州大明寺宣講戒律，聽他講經和由他授戒的弟子達四萬多人，這時，他已是學識淵博、威望很高的佛學大師了。他還不斷組織僧人抄寫經書，多達33000多卷，他還設計建造過寺院80多所，日本來到大唐的留學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學造詣。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來到大唐。隨團前來的日本留學僧榮睿、普照受日本聖武天皇之命，約請鑑真東渡。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冬十月，榮睿、普照來到揚州大明寺拜謁鑑真，表達日本仰慕之意，並說：佛法雖然流傳到日本國，可是還沒有傳法授戒的高僧，請"大和上東遊興化 "。鑑真問寺內諸僧，有誰願意應此遠請。眾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彥者說："彼國太遠，生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人生難得，中國難生，進修未備，道果未克，是故眾僧緘默。"鑑真聽後說："為法事也（為了宏法傳道），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也。"鑑真去意已定，從此，就開始了東渡日本的準備。

第一次東渡日本，鑑真和弟子祥彥等21人從揚州出發，因受到官廳干涉而失敗。第二次東渡他買了軍船，採辦了不少佛像、佛具、經疏、藥品、香料等，隨行的弟子和技術人員達85人之多。可是船出長江口，就受風擊破損，不得不返航修理。

第三次出海，航行到舟山海面又因觸礁而告失敗。

公元744年，鑑真準備由福州出海，可是在前往溫州途中被官廳追及，強制回揚州，第四次東渡又沒有成功。

748年6月27日，鑑真進行第五次東渡，他從揚州出發，在舟山群島停泊三個月後橫渡東海時又遇到颱風，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到了海南島南端的崖縣。在輾轉返回揚州途中，弟子祥彥和日本學僧榮睿相繼去世，鑑真本人也因長途跋涉，暑熱染病，雙目失明。

唐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第10次遣唐使歸國前夕，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備真備、大伴古麻呂和仕唐多年、歷任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秘書監等職的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等也準備回國，他們同到揚州延光寺參謁鑑真。藤原大使說："早聞大和尚曾五次東渡日本欲去傳教，今日得見，萬分榮幸，若大和尚仍有此願，弟子等有船四艘返日，應用物品俱備，不知肯同行否？"鑑真雖已66歲高齡，且雙目失明，但為了傳教授戒，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及文化交流，便應允了日方懇請。

鑑真欲再度赴日的訊息在揚州傳開後，有關寺院為阻撓此行，嚴密防範。這時正好鑑真弟子仁幹從婺州（今浙江金華市）來揚州，密知師父將要遠行，遂暗中約定由他備船在江頭接候。十月二十九日晚，鑑真及弟子工匠等24人從揚州龍興寺潛行至江頭，迅即登船啟程，出大運河入長江，直趨蘇州黃泗浦（今江蘇省常熟縣黃泗，即黃歇浦）與日本遣唐使船隊會合。

鑑真帶去的物品有如來、觀世音等佛像8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7種、華嚴經等佛經84部300多卷，還有王羲之、王獻之真跡行書等字帖三種。

臨行前，恐官府發覺，經卷有失，於十一月十五日鑑真一行分乘第二、三、四船。直到十一月十六日船隊啟航前鑑真才上

唐朝，國家開放，與國外往來，派唐三藏到印度取真經，設立西域都護府，保護絲綢之路，保護了古代與西方往來貿易的路上之路，沿海開放也與世界其它國家往來交流貿易，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開放發達的中國封建王朝，為中華民族和世界各國曆史舞臺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跟世界互通有無，傳播了優秀的中華文化輸出，是中華文化與世界交流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