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與韓非理論有大的不同，是因為他們面臨的統治地位有很大區別。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商鞅與韓非雖然都是落難王孫，但商鞅通過出走衛國，進軍秦國，已經進入權力中心，而韓非由於口吃，事實上無法在其他諸侯國一展所長，所以遠離了權力的中心。

商鞅面對的權力競爭者，是傳統道家（貴族）的領軍人物甘龍，因為商鞅動了老貴族的利益，導致了傳統道家的反對，而他對兵家武士（類似於軍隊）的領軍人物嬴虔施加刑罰，違背了“刑不上大夫”的道家訓誡，對兵家進行了侮辱，這樣導致了其變法過程中面對的對抗非常激烈。

為了對抗這種強烈的反對，商鞅和秦孝公引入了墨家武士勢力（類似於警察）進行周旋，其中秦孝公與墨家女俠的感情糾葛，是電視劇孜孜不倦的橋段，我們只要看一下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將尋訪長生不老藥的宗教重任交給了齊地墨家鉅子徐福，就可以想象這種信任有多深。

長生不老藥可是深刻的影響了秦王朝的統治根基，導致秦始皇致死沒有冊立太子，秦王朝也二世而亡。

由於對墨家尋訪長生不老藥的無疾而終，道家方士竊竊私語，導致了後來的“焚書坑儒”，以掩蓋秦始皇雖然自命為宇宙主宰卻輕易被騙，是人而非神的事實。

由於商鞅代表的新銳道家是直接與傳統道家相抗衡，所以人們稱之為“法家”，當然，其根源還是道家，只不過是特殊的道家，按照道家“道法自然”的分類，他們不是“道自然”（巧力），而是“法自然”（暴力）。

故此商鞅的思想核心作為掌權者只有“法”，而韓非由於不是掌權者，所以提倡“法”、“勢”、“術”相結合，已經沒有完全的類似於道家王者的自信。

眾所周知，法家提倡以法治國，而老子提倡無為而治。那麼商鞅與韓非子的思想到底有何不同呢？

其實，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他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積累了相當的政治理論，為韓非子的理論構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源泉。簡單來說就是，韓非子繼承了商鞅的部分思想。

商鞅是秦國重要的人物，而他也提倡嚴明厲法。商鞅為衛國公子，“少好刑名之學”，對法律很有興趣。去秦國後，在秦孝公的支援下，商鞅主持變法，使得秦國迅速成為戰國七雄之一，為兼併六國，建立統一國家奠定了基礎。

商鞅進行法制運用簡單的事例向人們詮釋了他的思想主張，得到秦華人的認可和秦王的支援，在當時的秦國建立了行政管理和軍事管理體制。治理秦國的商鞅重法，賞罰恩明，言出必行，致使國富兵強；但其忽視術的存在不能分辨官吏之間的忠與奸，也導致加強大臣們的權力，雖然國富兵強，但君權處於劣勢。

雖然商鞅提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本意是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當時的社會來看，不太現實，因為當時人們對法律不太理解，而且悟性低。對於人們來說，法律過於嚴明，容易留下把柄，所以才會導致一些大臣狂妄，使一些人痛恨他，最後商鞅也沒有好下場。

韓非子師從荀子，受到荀子的諸多思想影響。韓非子承認性惡論，反對孟子的性善論。將人看作是自私自利，將行為歸根於自身的利益，從利益的觀點，反對仁義治國，主張以刑止罰，由此可看出韓非子吸收了發家的思想。

同時他又吸收老子無為的部分思想，無為針對的是君子。因為老子的小國寡民，大概就是使國家治理變得簡單，不用以利器示人，不以善惡來引導人，這樣人們的各種欲求就會減少，國家就會比較和平與穩定。

總之韓非子是為君，而商鞅是為國。韓非子的法相較於商鞅，更具有抽象與普遍的特點。商鞅談及法時，不僅僅明確了法的平等性、普遍性與公開性等特徵，更指一種鼓勵農戰的軍國主義法令，比較嚴厲，缺乏感情。

客觀地說，在實現統一，恢復天下和平秩序後，韓非子的思考更加具備普遍性，因為韓非子吸收了許多思想，實際上為後世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做了思想準備。

韓非子與商鞅思想一脈相承。皆是捍衛君權，奴役臣民。皆是法律體現君主的意志，君主牢牢鉗制刑罰，寧枉勿縱，夷族連坐。無論是商鞅還是韓非，皆是法治的頭號死敵。

舉兩個典型的例子：

一、在寧枉勿縱上。商鞅主張刑用於將過，則大奸不生。韓非子主張禁奸於未萌。

二、在愚民上，商鞅有云：詩書禮樂，仁義孝悌，廉智。國有十善。上無使戰。韓非子謂之：儒以文亂法。

兩人唯一的區別是側重點不同：

商鞅把主要精力用在整治老百姓上：愚民、貧民、弱民、疲民、辱民、虐民。總之：與人民為敵。

韓非子則把兩成精力用在政治老百姓上，把八成精力用在政治大臣、心腹、妻兒上。

對大臣，韓非子謂之：人臣太貴，必易主位。

對妻兒，韓非子謂之：國君立太子後。太子和母親便希望國君早死。非愛非憎，利在君之死。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

韓非子甚至列舉了國君的八大威脅，謂之“八奸”。其中，前三名是同床、在旁、父兄（同父兄弟）。

先秦時期百家爭鳴，這是中國文化發展與形成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形成的思想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發展，產生了儒、道、法、墨、縱橫、兵、雜、小說、陰陽、農、醫家等。百家爭鳴即有不同思想之爭，也有相同思想內不同分支派系之爭等。

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而法家思想對於中國形成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統治奠定了理論基礎，在這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首推商鞅，因為他成功實施了變法，在政治、法治、經濟、軍事為秦國一統天下奠定了基礎，從一定程度上說構建了中國封建專治統治模式，而韓非作為法家的重要的發展人物，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實現“法、術、勢”三者的結合，將法家思想運用到治國當中。

商鞅與韓非的思想不同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戰國時期是奴隸分封制崩潰、封建中央集權制確立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逐漸由奴隸階段與奴隸主的的矛盾，變化為新興的土地所有者與奴隸制之間的矛盾，這一時期商鞅的變法迎合了君王富國強民的需求，維護了新興統治者利益。

而韓非所外時期是戰國末期，秦即將統一六國，東方六國相繼滅亡，這一時期韓非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其理念適應了時代的需要，而這一時期歷史的潮流也趨向統一，迫切需要一種適應統一天下後的治國思想體系。

《史記·商君列傳》記載：“鞍少好刑名之學。”商鞅的法律思想起源於重刑思想，法律是治理國家的手段，商鞅受到法家李悝撰寫的《法經》影響，並且吸收了魏文侯改革和吳起變法的歷史經驗，同時結合秦國當時社會現狀，提出並實行了軍事、政治、農業等一系列具體的改革措施。

韓非最大的特點在於吸收、合併、改進，將商鞅的“法”、申不害“術”、慎到的“勢”相結合，同時吸收了儒家、道家和墨家關於君權統治的部分思想，同時將荀子的人分貴賤也納入體系中，強調君主權力與地位。

商鞅思想，重點在於富國強兵、稱霸天下。商鞅認為圖王霸，要以刑罰為根本。商鞅變化中《墾草令》主要內容改革戶籍制度 、 實行什伍連坐法、明令軍法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度 、建立二十等爵制 、嚴懲私鬥、獎勵耕織重農抑商等。商鞅的變化在經濟上，改變了生產關係，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政治上，使國家機構健全，中央集權制度建立；軍事上，獎勵軍功，提高軍隊士兵戰鬥力，發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制度基礎。

韓非思想，重在治理國家 韓非對法家思想進行總結，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認為君主要想樹立自己的獨尊地位，要用法治的手段制服民眾，要賞罰分明，把刑的威懾力和利的誘惑力結合起來駕馭臣民。

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

《韓子·五蠹》：“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韓非主張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綜述，不管是商鞅還是韓非其法家思想，都是受當時社會環境、歷史發展趨勢、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所形成的，其最終目的都是服務於統治階段的，二者對後世封建統治制度的建立有著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