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寫民國家族史的小說，如果抽離出家族史這個傳奇的部分，完全就是日常生活的風景。英雄並不存在，大人物都是背景，從民國到建國前這麼多年的戰亂生活，彷彿都是遠處傳來的若隱若現的槍聲。我印象最深的情節是日本佔領南京時，主人公一家出外躲避戰亂，幾經輾轉，路遇土匪，遭遇不測，只能又返回家中。那大概就是最為讓人觸目驚心的場景之一。其他大部分都是平淡而內斂的敘事。按照葛亮的說法，這是故意為之，就連結尾處寫到了1947年也是有審美和敘事上考量。
葛亮解釋過，小時候他曾經閱讀過很多筆記小說。這種筆記體對塑造傳統的審美和語感是很有幫助的。但是完全借用筆記體又是不現實的，因為現代讀者的語感形成的審美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如何借用這種傳統的筆記體，把白話文的內容融入其中，形成一種雅順的古典與現代合理嫁接的審美意識，這就是小說很難把握的部分。我印象很深的一個小細節，文笙和仁楨第一次面對面相遇，文笙正在城牆上放風箏，仁楨追了上去。文笙說，我認得你。你就是那個小丫頭。他說：“這滿堂的富貴，獨你一個三心二意，東張西望”。這種文學的語言其實不是為了交流，只是一種審美的需要才說的。所謂新古典主義，大體如此。
葛亮在媒體採訪中解釋說，“無論是知識分子也好，還是販夫走卒也好，在一個時代裡他們都承擔自己的某種位置，外公一生都是一個和時代和解的姿態，這種姿態實際上在我看來是非常動人、溫和與優美的。所以，我希望在作品終止的一剎那，他能進入到一個迴圈：收養了朋友的嬰孩。那一剎那他的人生仍然非常溫和而優美。就這本書而言，他的人生結點是在那個美麗的迴圈上，而之後到上世紀50年代，對一個普通人而言是非常雜亂、沒有選擇的，我覺得不是那麼美。”
我們都是大時代的小人物，時代的驚心動魄折射在小人物身上，就是被動的選擇，隱忍地生活。大時代的動盪，天翻地覆的變化，政權的更替，這些統統與小人物無關。我們都熟知民國這種掃蕩一切的力量，就連文化上也破舊立新，是一種大斷裂。但是這種劇變幾乎不會影響到小人物，在他們身上，我們能窺得那個連續而不變的部分。這大概也是葛亮一直採取那種古舊筆記的寫法的原因。
這部寫民國家族史的小說，如果抽離出家族史這個傳奇的部分，完全就是日常生活的風景。英雄並不存在，大人物都是背景，從民國到建國前這麼多年的戰亂生活，彷彿都是遠處傳來的若隱若現的槍聲。我印象最深的情節是日本佔領南京時，主人公一家出外躲避戰亂，幾經輾轉，路遇土匪，遭遇不測，只能又返回家中。那大概就是最為讓人觸目驚心的場景之一。其他大部分都是平淡而內斂的敘事。按照葛亮的說法，這是故意為之，就連結尾處寫到了1947年也是有審美和敘事上考量。
葛亮解釋過，小時候他曾經閱讀過很多筆記小說。這種筆記體對塑造傳統的審美和語感是很有幫助的。但是完全借用筆記體又是不現實的，因為現代讀者的語感形成的審美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如何借用這種傳統的筆記體，把白話文的內容融入其中，形成一種雅順的古典與現代合理嫁接的審美意識，這就是小說很難把握的部分。我印象很深的一個小細節，文笙和仁楨第一次面對面相遇，文笙正在城牆上放風箏，仁楨追了上去。文笙說，我認得你。你就是那個小丫頭。他說：“這滿堂的富貴，獨你一個三心二意，東張西望”。這種文學的語言其實不是為了交流，只是一種審美的需要才說的。所謂新古典主義，大體如此。
葛亮在媒體採訪中解釋說，“無論是知識分子也好，還是販夫走卒也好，在一個時代裡他們都承擔自己的某種位置，外公一生都是一個和時代和解的姿態，這種姿態實際上在我看來是非常動人、溫和與優美的。所以，我希望在作品終止的一剎那，他能進入到一個迴圈：收養了朋友的嬰孩。那一剎那他的人生仍然非常溫和而優美。就這本書而言，他的人生結點是在那個美麗的迴圈上，而之後到上世紀50年代，對一個普通人而言是非常雜亂、沒有選擇的，我覺得不是那麼美。”
我們都是大時代的小人物，時代的驚心動魄折射在小人物身上，就是被動的選擇，隱忍地生活。大時代的動盪，天翻地覆的變化，政權的更替，這些統統與小人物無關。我們都熟知民國這種掃蕩一切的力量，就連文化上也破舊立新，是一種大斷裂。但是這種劇變幾乎不會影響到小人物，在他們身上，我們能窺得那個連續而不變的部分。這大概也是葛亮一直採取那種古舊筆記的寫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