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的時候，國家內部政治鬥爭，文化鬥爭日益尖銳，社會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統治者肆意收取稅賦，百姓怨聲載道，陽明心學這時興起，王陽明號召追求個性解放，恰逢外敵入侵，外來的軍事壓力逐漸增大，人們心中日益苦悶，這時逐漸衍生出一系列狂放不羈的文人，書法逐漸向狂草方向發展，狂放不羈成為當時世界主流。至於篆刻藝術，明代篆刻藝術逐漸發展為巔峰時期，官印與私印逐漸分離，不同的人各具特色，特點各不相同，因此誕生出諸如汪關，蘇宣等代表人物。

明朝中期以後，政治黑暗，社會動盪，資本主義商業文化得到發展，促動了不同文化階層間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相互影響和滲透，也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繁榮以及鑑藏之風的盛行。在此背景下，晚明書法篆刻生態發生了深刻的文化轉向。

商業精神的大眾化和休閒生活的普適化，薰染了文人的好古情結。在中國民間收藏史上，明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不論在人數還是藏品的豐富程度上都遠遠地超過了宋元時期。尤其在明代中後期，民間的收藏有著極大的發展，明人愛好收藏的風氣涵蓋了各個階層。士商群體的互動和鑑藏意識的普及，推動了行草書風的極盛和藝術經濟的發展。

收藏家對於大量金石碑刻、拓本的收藏，為文人們的學習和鑑賞提供了條件。明代一些藏書家或收藏家本身就是書法家，收藏書畫作品以便經常以真跡臨習，這對書法進步的幫助較大。收藏家對金石碑刻拓本的收藏，使明代許多文人或書家有條件能夠觀賞到這些金石遺文書法，碑刻遺文上的篆隸書、魏碑書必然對他們的審美情趣上產生一定的影響，逐漸成為他們取法的源泉。

晚明時期，書壇興起一股批判思潮，書法上追求大尺幅的震撼視覺效果，側鋒取勢，橫塗豎抹，代表書家有張瑞圖、黃道周、徐渭、倪元瑞、王鐸、傅山等。

徐渭　《七律詩軸》

大幅書法的流行，增加了書家獲利的商機。書畫家與商人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名家的藝術應酬順勢逐漸增多。對書畫家來說，最為便捷的謀利手段，書法便以行草書體為拿手，繪畫則以潑墨寫意見長。若按尺幅和效率論價，大幅行草當然更易謀利。

大幅書法的創作，離不開與書桌和畫案的適配。明代傢俱成為中國傢俱藝術史上的高峰。文人們對於書桌和畫案進行特殊改造，如對傢俱加高加長，適合站立書寫大幅紙絹，同時也便於展觀大軸長卷。尤其站立書寫，在藝術表現和性情揮灑方面就更顯自由。書家在創作時，為了書寫的自由和應酬的快速，行草書體是他們的最佳選擇。

金石碑刻拓本的審美觀念直接影響了文人篆刻家，使晚明文人篆刻家徹底打破了傳統的印璽之風，而趨向於把矇矓殘缺作為一種新的美學趣味來接受欣賞。篆刻家們透過人為製造出來的殘破，極力在他們的印章中追仿剝蝕的古意，如何震利用石章的自然屬性，以得到殘破的效果。

明朝晚期的藝術呈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一方面是商業化的、通俗的藝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小說和戲曲；但最有價值的是高層次的、屬於精英階層也就是一小部分士大夫們所創造、欣賞的藝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書法和篆刻。

明朝的書法長期以來出於被忽視的狀態。好像除了被懂行的或不懂裝懂的書法理論們批倒批臭的“臺閣體”書法之外就是很多類似張弼（東海）水平的書法家，總得水平可以說雖有槐柳之姿，難望松柏之質。但是晚明有一位董其昌（玄宰），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可謂泰山北斗一樣的存在。

董其昌書法

董其昌的書法以行草書造詣最高，而他對自己的楷書，特別是小楷也有信心。明朝中後期的書法是趙孟頫、文徵明二人的天下，而董書超越了二者，取了晉、唐、宋、元各家書風成一體，其書可謂頗有飄逸空靈，風華自足的名士氣質，也就是絕無“進賢氣”。在藝術上則筆畫園勁秀逸，平淡古樸。技巧上則用筆精到，始終以正鋒運筆，少有偃筆、拙滯之筆；在章法上，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分行佈局，疏朗勻稱，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講究，枯溼濃淡，盡得其妙。書法至董其昌，可以說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體”和“八法”在他手下無所不精，據《明史●文苑傳》記載當時董書已經“名聞外國，尺素短札，流佈人間，爭購寶之”。至清朝，聖祖、高宗祖孫皆以董書為法，不僅親臨董書，也常列於座右，晨夕觀賞。康熙曾為他的墨跡題過一長段跋語加以讚美：“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褚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丰神獨絕，如清風飄拂，微雲卷舒，頗得天然之趣。嘗觀其結構字型，皆源於晉人。蓋其生平多臨《閣帖》，於《蘭亭》、《聖教》，能得其運腕之法，而轉筆處古勁藏鋒，似拙實巧。……朕甚心賞。其用墨之妙，濃淡相間，更為絕。臨摹最多，每謂天姿功力俱優，良不易也。”

至於篆刻可以說晚明是一個黃金時代。篆刻藝術就像藝術殿堂中一個最高處的樓閣，歷史上除了幾個東亞人基本就沒人上去過。而在這些人中又數晚明的最多。

明代的篆刻藝術特點首先是藝術上的自我覺醒，在此之前漢代篆刻藝術也達到了相當的水平，但那種美是“渾然天成”，是一種無意識的美。而明代由於印材由傳統的銅、玉、牙、角、水晶、瑪瑙之類改為葉臘石（何震以為“石章始於宋”），從而在器的條件上方便藝術創造，使士大夫能夠直接參與篆刻，從而使工匠的技巧升格為士大夫的藝術。明朝士大夫的篆刻藝術據傳始於王冕、而成於文彭（三橋）。文彭朱文立足於宋元而超乎其上；白文宗漢印，其藝術成就於生前身後皆有盛名。明代王野以為文彭篆刻“法雖出入而以天韻勝”；李流芳則雲“頗知追蹤秦漢”；王穉登概括為“非俗非陋，不徇不拘”。

文彭《七十二峰深處》

文彭之道傳於何震（宗秦漢印，身後“片石與金同價”）、蘇宣（宗漢印，為後世浙派鼻祖）二人皆有青出於藍之譽。之後則有朱簡（宗戰國瓕印）、汪關（宗漢鑄印，時名流鉅公如董其昌皆委託其治印）也為今人難以望其項背。

文彭《琴罷倚松玩鶴》

文彭《東山草堂珍玩》

何震《笑談間氣吐霓虹》

明朝的書法以行楷居多，以纖巧秀麗為美，講究橫平豎直，中規中矩，許多書法大師把自己的作品刻印成字帖，供大家臨摹，形成一股風氣，深受大家的喜歡。這樣一來，書壇就缺乏生氣，沒有重大創新和突破，書法家們也是作繭自縛，停滯不前。到了明朝晚期，書壇上開始了大變革，以張瑞圖,黃道周為代表的書法家不甘寂寞，追求個性，書法上追求大尺幅，草書寫起來是天馬行空，形如流水，筆下生輝。非常張揚，完全顛覆了原來的古板套路。講究橫塗豎沫，標新立異。怎樣美觀就怎樣創作，充分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達到了百花齊放的地步。在晚明書壇，影響最大，開一代書風的還是董其昌，他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的書風，不譁眾取寵，也值得後人的尊敬。 篆刻在明代已非常盛行，大到碑文，小到印璽之類，都非常出眾，可以說是百家爭鳴，流派眾多，各具特色。到了明朝晚期，文人篆刻家們徹底打破了傳統的印璽之風，轉而把殘缺作為美學來欣賞，有時人為製作殘缺以提高其價值。文彭是晚明印壇的佼佼者，是當時公認的印壇領袖，在他們的帶動下，印壇空前繁榮，有些篆刻家們把自己的篆刻心得記錄下來，著書立說，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 社會是進步的，書法和篆刻藝術也在不斷的向前發展，晚明的書法和篆刻也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過程，後人們也記得並認識了那時藝術家們的優秀作品。

明朝晚期的書法在徐渭之後又有了邢、張、米、董。和稱為“晚明四家”。在此之外還有以隸書見長的宋珏等人，他們的書法都比較有特色，各成一家，反映出了明朝中期前期不同的特點，也反映出了不同的書法風貌，並沒有佔據書壇主流地位的現象存在。這其中以董其昌的影響是最大，他的廣泛影響主要發生在清代初期和中期，這是由於康熙皇帝的偏愛書法和提倡才得以盛行的。董其昌可以說是集大成的重要書法家，他的書法融匯了晉、唐、宋、元各家的所長，比較注重古人意趣，他早期從顏真卿入手，有模仿王羲之等人的書法，領得了墨跡的真隨。與董其昌並稱為晚明四家的還有邢侗、張瑞圖、米萬鍾這三個人，其中形同的書法，另闢蹊徑。主要作品有《五言律詩軸》。米萬鐘的書法，主要是擅長行草書。與董其昌並稱為“南董北米”，他的作品主要有《草書軸》。倪元璐與黃道周他們兩個人都是很友善的人，後來的官位也是很高的。他們的書法有著相近之處，都是追求“氣骨”的表現，倪元璐個性鮮明，風格奇特，代表作品有《行草七絕詩軸》，而黃道周的性格比較冷傲，不和其他人一樣落入俗流，字如其人，他的字型剛勁有力，比較渾厚，代表作品主要由楷書的《石齋逸詩》，行草的《自書詩》。另外比較有名的，還有在篆刻方面頗有建樹的文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