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好壞之說。

儒家思想只有一箇中心那就是立規矩。但是立規矩又不是完全的法制。講究各種條陳守則，而這恰恰是皇權統治階級所需要的。但是對於創新創造來說有束縛。

如果說他有好壞那就是看統治階級和他結合的深淺程度。如果當初漢武帝不給它開小灶，可能又是另外情形了。

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識，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與學說則奠定了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基調。

諸如我們民族精神之中的中和精神、仁愛精神、禮讓精神、大同精神以及自強精神等，這些精神雖然也無不打著時代的印記，但其積極的層面都為歷代的仁人志士所繼承和發展，成為中華民族長期發展的巨大力量。

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許多傳統美德，都與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響有重大關係。

因此，我們今天進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應離開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應當吸收、借鑑和弘揚孔子及儒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一、人生理想方面儒家十分重視個人學養的充實和理想人格的培養，塑造具有高尚人格的典範。在儒家看來，人只有具備了完整的知識結構，才會有完善的理想人格，所以，人應當儘量充實自己的學養。具備了這一點，才能夠確立崇高的人生理想目標，才能做到仁、義、忠、信，才能夠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利害，而注重對社會的整體責任，積極為社會和國家多做貢獻。在孔子那裡，仁是人格完善的具體要求，他認為仁就是“愛人”，他的人生價值取向是“泛愛眾而親仁”，因此他本人一生為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四處奔波，希望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推行到各國。他不斷地宣傳個人的仁德思想，宣傳為國為民之道。孔子的學生曾子發揮了他的仁愛思想，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孔子認為，只要認定了志向，就要堅定地奮鬥下去，即使豁出性命也應堅持。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又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這種思想，歷史上鼓舞了成千上萬的民族英雄、志士仁人。孔子的“愛人”“泛愛眾”思想，對於今天的年輕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二、道德修養方面孔子認為，作為人，必須十分注重道德修養。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一書可以說是關於道德修養的教科書，其中的論述具體而且深刻。孔子把道德修養看得很重，認為有道德的人才能稱為君子。在孔子那裡，君子人格的具體要求應該是：1．重“道”。“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學以致其道”；“朝聞道，夕死可也”。2．尚“德”。“君子懷德”；“德不孤，必有鄰”。3．守“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荀志於仁，無惡也”。4．明“義”。“君子義以為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5．謹“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君子敬而勿失，與人恭而有禮”。6．講“信”。“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除具備以上的基本品質外，孔子還強調應注意以下幾方面的修養：1．關於思想性情，孔子主張應當保持良好的心態，心胸開闊坦蕩。他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君子不憂不懼”。人生在世，在遇到困難，處於逆境時，應當泰然處之，有長遠考慮，不應頹靡，不應在困難面前畏縮退卻，一蹶不振。2．關於言語行動，孔子主張“言忠信，行篤敬”，即說話要忠誠老實，行為要忠厚嚴肅。“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認為“巧言令色，鮮矣仁”，討厭言過其實、花言巧語的人。3．關於自身修養，孔子主張嚴格要求自己：“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而修養的目的就是要“安人”“安百姓”。4．關於物質利益，孔子主張“見得思義”，利要合乎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當今社會，時代的主題是發展和進步，社會飛快變化，這就要求人人加強自身修養，使個人的精神狀態與物質生活的提高相適應。孔子的這些道德修養方面的主張，對於今天人們的自身完善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三、人際關係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社會的基本關係，是保證家庭、集體乃至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當前，隨著物質文明的發展，我們社會中人際關係的消極因素也不斷抬頭，這便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遠與淡漠，更有人損人利己、乘人之危、見死不救，還有的虐待老人、殘害兒童，這些人雖是極少數，但其影響卻十分惡劣。當今社會，進一步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的教育很有必要。而這方面的教育，孔子的處世觀念和家庭倫理思想頗值得借鑑。孔子渴望建立一種和諧美滿的人際關係，主張對待別人要像對待自己一樣，以真誠待人，多為別人著想。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還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自己不想做的事、不想要的東西，不強加給別人。自己想成就一番事業，也盡力幫助別人成就事業；想自己事事通達順暢，也盡力幫助別人，使別人也能這樣。幫助別人成就好事，不去促成別人的壞事。如果人人都做到了這些，社會將會非常美滿、和諧。在社會倫理方面，孔子關於“孝悌”的主張佔有重要地位。在回答弟子“問孝”時，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則何以別乎？”孔子把能否在孝方面做到“敬”，看成人與“犬馬”等動物的區別。孔子還認為孝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而應當具有出於內心的至誠，他說：“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可以看出，孔子已經把孝提到了很高的高度。在當今中國，家庭依然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形式，因此，孔子所倡導的孝悌觀念雖有維護封建宗法制度的一面，但他關於父慈子孝、兄弟怡怡的主張仍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他對於中華民族尊老愛老傳統美德的形成起了極大的影響。我們今天雖然並不主張把個人封閉在家庭親情的狹小圈子裡，但這決不等於否定家庭倫理。四、從政為官方面孔子是政治家，他的德政思想為歷代統治者所推重。在他的德政思想影響下，出現了不少的明君賢臣，孔子、儒家的一些政治主張今天看來仍有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孔子關於德政的論述，最為典型的是《論語·為政》中的第一章：“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執政者具有道德、作出榜樣十分重要。這實際也是以身作則的表現，孔子說：“政，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說：“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那麼，為政者如何才能做到身正？孔子認為必須“尊五美，屏四惡”。“五美”即“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四惡”即“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子是周文化的崇奉者，周人的傳統政治觀念對他影響很大，如為政者應當勤政、尚賢、以民為本等，都在孔子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總之，孔子和儒家思想中有助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精華成分很多，這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我們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應忽視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精華，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秀的文化傳統，應當努力吸取和借鑑孔子、儒家思想的精華，使之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儒家思想興盛於漢武帝時期，是漢武帝決定“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那儒家思想的好處也應該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看。

秦朝獨尊法家思想，刑罰過於殘暴，人民不堪忍受，二世即亡；漢朝前期尊崇道家思想，政府無為而治，結果豪強橫行，人民生活困苦。

這種情況下，武帝乃決定用比較中庸的儒家來治國：既要宣傳仁義道德，削減過於殘暴的罰和苛刻的稅負，又要“有為而治”，政府官員要積極行動起來，打擊豪強、興水利等。

這個決定，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和長期穩定，有利於提高政府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