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王安石要高於司馬光。理由如下。

做學問王安石不亞於司馬光，從政的水平前者就高後者太多了。王安石看到了宋朝深重的危機，不顧個人名聲發起了全方位改革，雖然一些改革措施有缺少調查研究和實施方面的問題，但總比嚴重保守總以祖宗成法不可變為理由的司馬光強的多！司馬光之所以成名，完全是仰仗一套《資治通鑑》，這本書是給誰看的?帝王將相，也就是統治階級，這本書之所以頗受好評，是因為統治階級從中找到了延長統治時間的秘訣。《資治通鑑》跟老百姓基本沒什麼關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已經說盡了。

王安石大膽改革，割除舊弊，另宋帝國國富民繞，雖然不夠完美，最大的問題是觸犯了當權者的利益造成了改革的失敗，也形成了高層黨爭的嚴重後果，但如一直如王安石所設想走下去，宋必然繁榮富強。司馬光保守之極，特別是晚年如同中了魔咒，完全摒棄新法，對外政策更是葷招迭出，很多時候甚至出賣國家利益，腐朽之極，難怪哲宗親政後有把其開館戮屍之意。

首先對比兩個人誰厲害，其實就是說誰對後世影響大。

說到對後世的影響，那就要分這幾個方面：文學貢獻、政治貢獻、對歷史的推動作用。

先說文學方面：

王安石，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突出的貢獻是文學的文章方面，王安石寫文章（狹義來說就是散文）寫得好，比如《傷仲永》、給他老師歐陽修寫得祭文等等，而且王安石的散文，偏理科，思路清晰，短小精悍。這一點，王安石勝出！

再說政治方面：

政治成就來說，王安石也勝出。王安石布衣起家，司馬光是官二代。

仁宗時期，王安石的文章透過曾鞏傳到了文壇主席歐陽修手裡，歐陽修看後很是欣賞，便主動數次提拔王安石，王安石也曾給仁宗寫過萬言書，仁宗雖然不重視，但神宗卻想幹一番大事，便起用王安石，就這樣，王安石走向權力中心，人參知政事（宰相）推行變法。

這個變法，從出發點來說，王安石沒有錯，但過程中卻出了大錯：

1、錯在不會用人：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固執的不可救藥，得罪了仁宗時期一大批賢臣，導致他們紛紛請辭或者被驅離權利中央，包括：歐陽修、司馬光、韓琦等。這一大批賢臣被驅離之後，王安石用的人要嗎是不忠不孝之徒，要嘛就是順勢而為毫無忠誠可言的野心家，這是變法失敗原因之一；

2、錯在不聽勸。這場變法，王安石完全是捂起耳朵幹事情，什麼青苗法、免役寬剩錢等等，一開始試行的時候，是不順應民意的，導致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但是他下面的人為了拍馬屁，，不彙報實際情況，報喜不報憂，王安石也就矇在鼓裡，聽不得反對的聲音。

3、錯在為後面新舊黨爭埋下禍根。王安石的變法，引起了北宋長達百年的黨政，直到北宋滅亡，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北宋滅亡的原因之一。

司馬光呢？是變法的反對者，王安石掌權後，司馬光主動申請去洛陽，並在這十幾年完成了《資治通鑑》，王安石罷相後，司馬光重回中央，也擔任了1年多宰相，把王安石的那一套全部幹掉了。

但綜合歷史的程序，王安石還是大膽變革，對推動歷史的作用大於司馬光。王安石勝出！

詩詞方面：

這一點，其實也毫無疑問，你知道司馬光幾首詩詞？知道王安石几首呢？

顯然王安石勝出！但王安石的詩詞也主要是罷相後回金陵那段時間寫的，畢竟經歷了人生起伏，位極人臣，巨浪退去後，自然能寫出流傳千古的詩詞。

史學方面：

毫無疑問，司馬光扳回一局！而且這一局，分量巨大，可以抵前面兩局了！

所以對古人的認識，要從多個方面，他們都是我們後人的榜樣！

最先聽聞肯定是司馬光，因為他小時候砸過缸，而後才是王安石，因為其詩文。再後來，司馬光憑《資治通鑑》，王安石憑改革變法，皆在歷史上留名。

先簡單介紹下二人，作簡要對比。

司馬光

生於1019年11月17日，卒於1086年10月11日，享年68歲。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今陝西夏縣)涑水鄉人。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

真宗天禧三年，司馬光出生於光州光山，此時其父司馬池任光山縣令，故而起名光。

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登進士第甲科，時年20歲，初任華州(今陝西華縣)判官。

慶曆六年(1046年)，奉旨入京，調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後來歷任地方通判，嘉佑三年(1058年)重回中央，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後仁宗下詔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時為翰林學士，後任御史中丞。

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盡廢新法。

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病逝，歷經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王安石

生於1021年12月18日，卒於1086年5月21，享年66歲。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真宗天禧五年，王安石出生於臨川，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

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及第第四名，時年21歲，授淮南節度判官。歷任地方判官，知州等職。多次委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

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神宗召見王安石，二年任命為參知政事，躋身執政之列。1070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推行新法。

哲宗元年(1086年)四月，病逝。歷經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封舒國公，後改封荊國公，追贈太傅，獲諡“文”。

由此可見，二人早年經歷多有相似，後貴為宰輔，也不過是此起彼伏。二人相識，早期還相知，不過後來政見不合，分道揚鑣。司馬光評價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又朱熹對二人各自評說：

司馬光：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王安石：

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毛蔣二人亦對王安石各有一評價：

毛公：

欲行其意而託於古，注《周禮》，作《字說》，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蔣公：

我對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漢以前則推周公，至於秦漢以後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

由此可知，當時人對司馬光評價高於王安石，可能跟司馬光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王安石變法觸及了他們的利益有一定的關係。不過在後來人對王安石評價甚高，因其改革變法之故。

此二人為同輩中人，又同朝為官，後因政見不合，卻不落井下石，皆君子真豪傑也！二人未能鼎力攜手，實為憾事！

王安石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用人唯能力論，對品德不甚注重，這間接導致變法一經由他人接手，就走向了對人不對事的極端！

王安石的這個用人問題，有點像曹操，實際是變法大家商鞅的提法，商鞅在商君書裡明確寫道：

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

用好人來管理百姓，百姓親近的是身邊的人，對制度往往會有不敬，甚至不服管教。

而你用品德低下的惡吏，往往就會事半功倍，政策也能敞通無阻。

王安石要施行變法，有很多阻力，所以他不得不啟用一些道德水準低下的人，儘管出臺了很多對官員的考核標準，而本質上，這些標準不是衡量品德的，而是用來考核能力的。難免會有一些類似Gdp的硬性指標，“惡吏”雷厲風行，不管百姓死活，總會有各種“壞辦法”來達成相關指標，而好官就未必能有好的成績出來。

久而久之，劣幣驅逐良幣。乃至在王安石主政後期，已有黨爭的苗頭，王安石下臺後，守舊派司馬光主政尚能堅持底線，對事不對人。而王安石的門生故舊呂惠卿蔡京等人當權後，情形就每況愈下了。

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

商君的這個指導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會被用於實踐，甚至於近現代的拆遷或農村改造都有其陰魂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