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覺得黃光宇寫的書很有爭議性。應該說，那是一個很嚴謹的作家，雖然我只看過他的一本書，就是那本《萬曆15年》，考記充分，論據有理有節，應該說是一本很嚴肅，很值得讀的歷史著作，在當前細說歷史中，算得上是一泓清泉。也凸顯出老一輩學者治學嚴謹，知識淵博。

黃的弊端是用現代意識硬解古代，尤其是中國古代史。說宋朝繁榮和資本主義萌芽即出自其口。

黃仁宇的歷史觀，是大歷史觀，看歷史不能看短期和區域性，要看較長的時間跨度。這點是對的，但他用後來現代人的觀念去套過去歷史，說王安石的改革猶如資本主義經濟措施，那就扯過了頭。他要用現代資本主義的角度看待歷史，只要抓到看起來似的，就歌功頌德，失敗了可惜云云，這是以論代史的治學手法。

和絕大多數歷史學家不同,黃仁宇從社會的經濟基礎入手開始研究歷史.黃仁宇的博士論文是<明代的稅收>他用2年多的時間讀了133卷的<明實錄>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其結論更加不同凡響.他分析了”洪武財政”的特色: 就是消耗部門與納稅人直接對接，而中央不具備調控中樞作用，這直接導致財政分權下的中央沒錢。每個消耗部門都擁有財政權：兵部徵收軍備物資和兵役，工部徵收營建物資和勞役，宮廷徵收皇室用度消耗……誰更強勢，誰就能收更多的稅。

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2000兩。與此相似，全國佈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1632年，戶部尚書向皇帝上呈全國欠稅報告中， 還列出某縣拖欠宮廷價值二十八兩白銀的蜂蜜這種瑣碎小事。而在廣袤的國土上，徭役們車載牲馱著糧食、棉絮、染料等物資，川流不息地往來於大江南北繳稅，運輸費用常常高於物資價值。

黃仁宇分析比較了當時英國的財政, 情形就更為奇怪，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摺合約銀2000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

加在黃仁宇看來，現代中國的痛苦起源於明代，落後的管理模式與官僚集團，使財政無法核實、軍事積弱不振、法律喪失效用，只能依靠散漫的村莊、低效的文官、空洞的道德支撐一個臃腫帝國。這一切導致了明軍的潰敗.到了1607年，戶部已經欠發邊餉及商價164萬兩。戶部尚書趙世卿為此“顏欲焦，心欲碎”，他給皇帝上書“太倉如洗……九邊之士枵腹告急；額內者之（軍餉

）支調尚難，額外者之（宮廷用銀）嚴催又至”。說明這個時候除了皇帝的內庫外，國家及地方的財政儲蓄基本枯竭。

萬曆皇帝這個時候才做出了少許的讓步，取消了每年從國庫支取的20萬兩買辦銀。但這已經於事無補了，壓垮大明王朝財政的最後一根稻草就在眼前了。1615年，鎮守遼東半輩子的李成梁去世，幾個月後，努爾哈赤稱汗，建立了後金，三年後在盛京以“七大恨”的名義舉兵伐明，朝野震動。

兵部擬出300萬兩軍餉的預算，戶部正在東拼西湊時，貴州、四川、湖廣三省又爆發苗民起義，三省稅銀被當地截留用作剿賊，這時大明亡國之相盡露。

最後明庭正式臨時宣佈加派200萬兩白銀的田賦來作為遼東軍餉，史稱“遼餉”。本想畢其功於一役，誰料迎來的卻是薩爾滸戰役的慘敗。此後遼餉就再也沒有停過，成為明末的財政黑洞，。

1637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面對遼東戰事未定、內地農民起義燎原的局面，決定再度加徵“剿餉”。這反而形成了惡性迴圈，加徵的田賦越多，放棄田地的農民越多，農民起義就越壯大，需要的鎮壓軍餉就越多。一心想要挽大明狂瀾於既倒的崇禎，決定賭一把，在1639年再度加徵用於練兵的“練餉”。

遼餉，剿餉，練餉，最後變成給大明王朝的棺材上敲上了封板的三顆釘子。

腐敗可以簡單地歸結為這樣的過程：中央政府被剝削了實際的財富與權力，它們流入了控制政府的統治階級個人手中。這些人無法無天，他們作為一個階級，負有保護國家利益的責任，但作為個人，他們是腐敗的惟一受益人。雖然他們中的一些人，知道這是錯誤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試圖保護國家利益，但這種努力總是以向社會底層階級加稅，來彌補財政效率的下滑而告終。

最終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員們巧立名目增收，綱銀、辦銀、兵役、餉費等攤派逐漸失控。雖然名義上的稅率低，但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

官僚系統逐漸異化到無官不貪的地步，誰不融入這種利益鏈條，誰就無法立足官場。接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明朝官僚，在經歷這種思想鬥爭時，

大多都選擇屈服。徐階、戚繼光、胡宗憲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既是能臣猛將，其實也都是超級貪官。

這

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

癥結。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糹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雖然許多學者批評明朝稅收過重，但是他們主要是從道德層面進行批評。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揭露徵收者的貪婪和民眾的艱辛，而不是去探尋稅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問題。他們的描述給人們造成這樣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問題都是稅收過重造成的，而實際上這些困難的產生更可能是稅收過低造成的。

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髮，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

中國歷史, 實際上主要是帝王將相,文人精英的歷史,研究經濟活動的不多.二十四史裡面只有十二部<貨食(列傳)志>.

中國歷史,記載農民欠繳地租官家打屁股以後情況幾乎沒有,而從社會的經濟基礎入手開始研究歷史

得到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最終造成全社會潰敗這個振聾發聵結論的歷史學家,唯黃仁宇一人而已.

官僚系統逐漸異化到無官不貪的地步，誰不融入這種利益鏈條，誰就無法立足官場。接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明朝官僚，在經歷這種“既需要仁義道德,又要在艱難的財政條件下生存”的思想鬥爭時，大多都選擇屈服。徐階、戚繼光、胡宗憲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既是能臣猛將，其實也都是超級貪官。民間有言,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實際上一肚子貪汙腐敗.這種雙重人格流傳源遠流長.

中國文化人有”文以載道”的傳統,面對這種雙重人格不可能深入分析,對於黃仁宇這種深入分析許多人難以接受,當然爭議就比較大了.

我們看看在黃仁宇之前,能夠正面分析經濟活動,寫出<貨殖列傳>的司馬遷來說吧,班彪曾經批評司馬遷”序貨殖而輕仁義”我認為司馬遷對於經濟學的認識是遠高於一般歷史學家甚至經濟學家的.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這是實事求是的真實現象,真實故有力.

司馬遷沒有輕視仁義道德的力量”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如果把班彪和司馬遷比較,誰的話更加可信呢? 誰的學術水平更高呢

我認為，黃仁宇的歷史書如果爭議比較大，只能說明黃仁宇著作的獨創性，說明他發現分析問題的深刻，思想的振聾發聵。

如果說司馬遷<貨殖列傳>在中國經濟學相當於英國《國富論》的價值，而因為漢代“獨尊儒術”而沒有發揮《國富論》的作用。那麼我們期望黃仁宇的歷史著作能夠發揮《貨殖列傳》和《國富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