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開題）

胡瑗、孫復、石介被南宋理學家朱熹稱為“宋初三先生”，他們著書立說，廣收弟子，開講學風氣，彼此呼應，共同倡導儒學，在北宋儒學的復興中起過重要的作用，為理學的產生打下了基礎，開闢了道路，“三先生”從而被認為是宋代理學的前驅，他們的活動被認為是“開伊洛之先”。

宋初三先生在當時是齊名的經學家，他們治經並非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了鞏固北宋政權。

他們認為，要想鞏固統治，就必須全力厲行集權，重整倫常。

孫復曾說：“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二者正適合作為統治理論根據，所以，宋初三先生選用儒家經典，特重《易》和《春秋》。

胡瑗以經學聞名當世，他博通五經，其中尤長於《易》學。胡瑗的學術思想是在他的教學過程中透過講授闡發的，今存世著作《周易口義》，是其弟子倪天隱整理而成。他的《易》《洪範》學雖同漢唐所解有所不同，但也並沒有超出前人多少，尚沒有脫出舊有的理論體系。

孫復以《春秋》名家，今存有《春秋尊王發微》12卷。他認為孔子著《春秋》的目的是“尊天子，黜諸侯”，以春秋無道，因而有貶無褒，事事黜之。他對漢唐以來的章句註疏之學持否定態度。他治《春秋》，舍傳求經，直抒“聖人”微旨，在學界造成風氣，對宋儒義理之學起到開啟作用。

石介雖有經學方面的專著，如《易口義》《易解》等，但均已亡佚。從一些零散的資料及其存世的《徂徠集》來看，石介對《易》和《春秋》都曾有所涉獵。

要鞏固政權，就必須振興儒家的忠孝仁義學說；而振興儒家倫常，申論儒家道統是一個重要途徑。

宋初三先生極力標榜儒家正統，突出孔、孟的地位，宣揚儒家正統派的倫理教化。

宋初三先生認為佛、道二教提倡“臣抗於君，子敵於父”，這是與儒家所提倡的倫理綱常不相容的，對於封建統治的鞏固也極為不利，因而極力反對佛、道與儒“峙而為三”。

同時，他們對於當時所流行的四六美文“西昆體”也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有礙於“聖人之道”。

在治經方面，宋初三先生的確有獨到之處，尤其是孫復，他治《春秋》，舍傳求經，破除傳統的“師法”“家法”，變《春秋》專門學為通學，開啟了慶曆學風。

宋初三先生不僅僅是齊名當世的經學家，同時，也是齊名當世的教育家。

他們的學術思想就是在教學過程中透過講授闡發出來的。

北宋開國之初，專重科舉，不注意興學辦教育。

而由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往往不適世用。

當時，國家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在這種嚴峻情況之下，三先生積極從事教育，興辦學校，為國家培養各種專門人才，以整飭國家。

孫復科舉落第後，在石介的幫助下，在泰安建學館，開始聚徒講學。後來，他又到太學講學，影響頗大。

程頤在其《回禮部取問狀》中曾說：“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

石介居喪丁憂在家，在徂徠山下，一邊耕作，一邊講學。據說，石介講學後，“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

胡瑗也是落第之後在蘇州開始聚徒講學，他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方法，被稱為“蘇湖教法”，這也是其教育實踐中最精彩的地方。他的教法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視，“取先生教授弟子之法以為太學法，著為令”，還編成《學政條約》。

宋初三先生都曾經為國子監直講，不僅為國家培養出一大批通今博古的有用人才，而且對於宋及宋以後的學校教育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所以宋末的黃震說：“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

無論是學術思想，還是教育實踐，其最終目的還是為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為鞏固封建統治尋求理論根據，造就人才。

鑑於唐末的藩鎮割據和五代的分裂，三先生在政治上都極力維護王權，以加強宋代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

尤其是石介，他虔誠地擁護北宋政權，熱切地希望自己能為之出力。“好議論都省時事，雖朝之權貴，皆譽訾之”，“雖獲禍，至死而不悔……無所諱忌”，積極支援慶曆新政，是一位激進的思想家。

三先生維護王權，推行王道的政治學說，成為後來理學家政治學說的一個組成部分。

總之，宋初三先生刻苦攻讀聖賢之書，都有復興儒學的決心，並付諸行動。

雖然他們還沒有能夠建構起新儒學理論體系的框架，沒有從哲學的高度上提出儒學需要解決的新問題，沒有建立起一套嚴密的邏輯體系，但他們已為宋代新儒學的產生製造了輿論。

他們都廣收弟子，大開講學風氣，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傳播到各階層人物，為北宋統治階級培養了大批的有用人才，這些人對理學興起也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