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與蘇軾的共性是，他們都是儒家文化的傳承人，杜甫用詩，蘇軾用詞表達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蘇軾用詞反映社會矛盾的同的，以道家情懷品味生活，廣交好友，寄情山水，熱愛生活，創造許多飲食精品。杜甫觀注社會，用詩批判政治黑暗，反映下層人民疾苦

蘇軾的經歷和杜甫不同，蘇軾出身於名門世家，本人也是身兼詩詞大家和政治家，既曾身居高位權貴，也因捲入朝廷政治派別鬥爭而被流放寒苦之地，一生跌宕起伏，造就了他天性豁達、胸懷寬廣的政治家個性和豪放派詩詞風格。而杜甫不同，一生雖有宏大抱負，卻終究不得施展，只好以詩抒懷，且不乏憤世嫉俗、為民而呼之作，故有‘’三吏‘’‘三別‘’流傳於世，因為身世與個人經歷天壤之別，對社會及人生的理解和態度必然不同，所以詩詞風格不能簡單類比。

（一）杜甫: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杜甫雖然生於河南鞏縣城東二里的瑤灣，但他的祖籍是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東南），所以他常常以“杜陵布衣”自稱；而且他的家在杜陵附近的少陵住過，又自稱“少陵野老”。

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晉代名將、當陽侯杜預，從那以後歷代都有人做官。他的曾祖父做鞏縣縣令，從此世居河南鞏縣。他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代的著名詩人。他的父親杜閒做過兗州司馬、奉天縣令。

他在三十五歲以前，家庭經濟狀況較好，又處在開元盛世，所以是他最為快意的時期。讀書，壯遊。南遊吳越，北遊齊趙。打獵取樂，飲酒賦詩。和高適、李白結識。這時候的他，還不像後來那樣接近人民，深入現實。

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從小立下大志。李白說杜甫“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李白以大鵬自況，杜甫以鳳凰自況。都是心存大志，有偉大政治抱負，準備將來輔國安民的人。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從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這十年，是安史之亂的前奏期，朝中奸相李林甫、楊國忠當權。杜甫的抱負落空。過起窮困而屈辱的生活。

困守長安十年，經受著飢寒的煎熬的杜甫，有時甚至想退隱。生活折磨了杜甫，生活也讓他看清楚現實的殘酷，人民的痛苦，統治階級的罪惡，這使他成為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

四十五歲以後，安史之亂，國家處於危難之中。人民陷入水火，長安淪陷，胡人燒殺搶掠，慘象不忍卒睹。

這一時期，《春望》、《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的愛國憂民的作品不斷問世。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他無論窮達都心憂天下。儒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在不在其位都要謀其政。他的政治熱情從不衰退，成為政治性最強的詩人。也是最苦的詩人。

直到公元770年冬，死在從長沙到岳陽的一隻破船上。

（二）蘇軾:政治上是儒家思想，生活上傾向道家。

在政治上，他從儒家思想出發。但他又喜歡佛、道兩家的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灑脫。對他來說，他的思想在儒道釋上既矛盾又統一。

他在少年時代就喜歡讀《莊子》。後來又喜歡和僧人來往。

我曾說過，李白遨遊名山大川，是自己浪遊。蘇軾卻是因為被不斷地貶職、謫遷，也到過不少有名州郡。一個是主動浪遊，一個是被動遊歷。

神宗初年，王安石變法，他上書反對。於是把他從中央調到地方。在地方接觸到現實，他又在詩裡諷刺新法，惹怒了當朝，被丟進了號子。他的政敵想置他於死地。虧了太后說了話，神宗把他給放了。貶到湖北當了個小官。

哲宗即位，招他回京，做了翰林學士。

剛過了幾天安生日子，遇上司馬光要廢除一切新法。蘇軾又主張新法也有些條條有好處，不該全盤廢掉。結果又受到舊派的攻擊，把他一腳踢到地方，先後出任杭、穎、定三州。

當新黨再度執政，他卻一貶再貶，先是嶺南，後是海南的瓊州。

他弟弟說:哥哥在海南啃紅薯，“華堂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

又說哥哥蘇軾的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

可見他是一個樂觀曠達的人。幾起幾落，打不倒他。

不論如何艱難曲折，經受多少磨難挫折，他始終沒有放下對於文藝的執著追求。

由於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前輩的薰陶和自己的努力，使他在青年時期就儲備了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他的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無不精通，造詣深厚，成績斐然。

杜甫和蘇軾，相同的是在各自時代，在文學上堪稱巨匠，領軍。在文學風格上，杜甫風格多樣，但以沉鬱文主。蘇軾的詩清新豪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開創了詞的豪放一派。錢鍾書先生說:

李白之後，大約沒有人能趕上蘇軾這種豪放。

這也許跟他們各自的天性和後天形成的性格有關係。蘇軾的灑脫和曠達，是受到佛家和道家的影響，特別是受到莊子的影響，很有關係。

杜甫和蘇軾都是中國文化史上偉大的先賢，其影響力遍及古今中外，所以，將他們兩個人放在一起進行對比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覺得只要在對比中不犯“關公戰秦瓊”的錯誤，就談不上對錯的問題。

下面我想簡單談一下我自己心中的杜甫和蘇軾。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陽，自號少陵野老。

蘇軾（1037~1101），字子瞻，祖籍河北欒城，號鐵AVANCIER人、東坡居士。

兩人雖相差三百多年，但經歷上卻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兩位的出身半斤八兩，蘇軾家境豐厚，而杜甫則基本上就是一個官二代。所以二人在年輕時衣食無憂，意氣奮發。四十歲以後兩個人都開始不同程度的嚐到了生命的苦澀，並且兩人都經歷了喪子之痛，晚年都是在滿懷希望的迴歸途中黯然離世。

蘇軾當年在王安石和司馬光的夾縫中求生存，杜甫則於李林甫楊國忠的淫威下討生活。“烏臺詩案”讓蘇軾一貶再貶，“安史之亂”令杜甫流離失所。

歷盡坎坷，雖然表現為一個“沉鬱”一個“豪放”，但相同的是兩人一顆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

最後，引用王國維《文學小言》裡的一段話：“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莊子、陶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知有也。”

一個是在香港紅堪體育館載歌載舞的張學友歌神

一個是在天津火車站門口拉三輪車的白芳禮先生

怎麼比？

怎麼可以這樣比？

東坡生活在太平年代，衣食無憂，少年成名，家國無缺，文載天下，是人見人愛的天皇巨星。

杜公奔波於戰亂時期，三餐無繼，疾病纏身，親人分離，壯志難酬，是擦肩而過的路人甲丁。

如果換過來，東坡處在安史之亂，杜公生於太平之世，會如何？

可想而知，東坡會放下書法，放下繪畫，放下烹飪和棋琴，然後四處奔走，寫詩抨擊腐敗，怒罵不平，或者棄筆從戎，上陣平逆。

可想而知，杜公雖然性格木訥，但也會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在國子監或翰林院窮首皓經，閒暇時一飲小酒，或許也會吟哦風月。

竊以為，古代名人只能橫向比，比性格，比才學，比際遇，比文筆，比心胸，比什麼都可以。但不能縱向比，因為時代不同，環境不同，你無法要求杜公遊長江然後寫出一篇赤壁賦，比一比誰寫得漂亮。同樣也不能要求東坡夜宿荒村，吟一首石壕吏，比一比誰寫得更傷痛。

誠然，命運是由性格所決定的，但性格卻是由環境所支配的，如果杜公也是衣食無憂，天賦驚人，少年成名，那麼杜公會如何，顯然，憑杜公的初心和耿直照樣會貶來貶去，不得安寧。弄不好一樣是“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反之，如果東坡同樣困居長安十年，每天四處投簡歷卻找不到工作，好不容易當上一個倉庫主管又辭職回家，結果一進家門發現小兒子被活活餓死。試問東坡如何豁達起來，又如何瀟灑起來。然後安史之亂就來了，東坡也會帶著老婆孩子四處逃難。你讓東坡如何寫得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氣勢之作。

所以，小可認為，這種比較是錯的！因為如果換過來，東坡可能會變成半個杜甫，而杜公可能會變成半個東坡。

之所以只是半個，性格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