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非常感謝在這裡能為你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帶領你們一起走進這個問題，現在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由於古籍記載簡約，使後人對向國的歷史所知甚少，以至於對向國的都城坐落位置也有很大爭議。本文試透過古籍中稀少的文字記載，來分析春秋向國的地望所在。
關於春秋向國的地望，主要有安徽說和山東說。
中國歷史上有一本非常與從不同的史書，名叫《竹書紀年》，這本書是西晉咸寧五年被一個盜墓人發現的，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的史官合作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這段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
這本書出土以後震撼了所有人，因為它記錄了夏朝到戰國時期的很多血腥政變和軍事衝突，許多地方與《史記》差別極大，價值取向也完全不同。比如，據《史記》記載，商朝的伊尹囚禁太甲3年以後見太甲改過自新了便將國家還給了他，《竹書紀年》卻說，伊尹放逐太甲以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了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堯幽囚，舜野死”，上古的禪讓都是假的。史學界也迷惑了，上古到底有沒有禪讓呢？這本書記載的內容到底是真是假呢？我對這件事也很感興趣，就從個人的角度談一點看法，還請大家批評指正。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大家都知道，從某些方面來看這句話的確很有道理，但是不要忘了，歷史這個小姑娘雖然可以任人打扮，但你無論怎樣打扮她都是個小姑娘，就算你給她女扮男裝了，那也是個假小子，明白了這個道理再看歷史的時候就不會輕易被誤導了。
如何判斷《竹書紀年》裡面與《史記》等書相沖突的內容的真假呢？在沒有挖到足夠的史料作為證據以前直接從內容上推理是很難下結論的，所以，我們得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從哪個角度呢？魏國，這本書出自魏國，魏國的出現三家分晉的結果，三家分晉又是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分水冷，意義深遠。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這樣描述了三家分晉：“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在三家分晉以前，懾於*河蟹*的名聲太壞、後果嚴重，實力再強的卿相都不敢篡奪諸侯之位，春秋五霸都是打著周天子的旗號幹私活的，明面上絕對不敢亂來，現在周天子卻把韓、魏、趙三家封為諸候，此舉純屬是在鼓勵*河蟹*，之後天下就徹底亂套了。
魏斯被封為魏文侯以後魏氏家族的胃口更大了，魏斯的孫子魏罃又搞了個“ 五國相王”，與韓、趙、燕、中山等國家相互稱王，本來周室是希望用封侯的方式拉攏一下魏氏家族的，結果適得其反，人家徹底反了。但是，魏氏家族的所作所為畢竟不符合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在那個年代，一個政權如果沒有合法性很容易被人找個理由滅掉的，魏氏家族應該如何為自己找到合法性呢？從當時諸子百家的學說裡是找不到的，周朝立國以來的政治傳統也不支援，怎麼辦呢？《竹書紀年》一書出現了。這本書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按這本書的說法，上古就沒有禪讓，只有血腥的政變，既然如此，三家分晉就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為王也就完全正確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來了。魏氏家族搞出這本書來本來是大逆不道的，卻沒被諸侯討伐，原因何在呢？當時各家諸侯都象魏氏一樣有爭奪天下的野心，既然魏氏願意出頭為大家造輿論洗白，各家諸侯當然是樂見其成的。
滅智氏起於魏氏，三家分晉起於魏氏，五國相王同樣起於魏氏，足見魏氏家族雖然出身比其他稱王的諸侯低，只是卿相，卻是非常積極上進的*河蟹*派。有人願意在前面開路，各家諸侯也就高高興興得跟在後面了，*河蟹*的輿論支援就是《竹書紀年》。《韓非子·說疑》中有一句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韓非子是韓王的兒子，南韓也是滅智伯、分晉和五國相王三大事件的參與者，韓非子能說這些事做得不對嗎？跟《竹書紀年》的口徑一致才符合韓非子的身份。
第二，這本書的結構跟史記不一樣，是編年體，《史記》是記傳體，編書的人用心良苦。這兩種文體有什麼區別呢？記傳體每篇記錄一個人的平生，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平一目瞭然，編年體按年份分隔內容，看一個人物就象看草原上羊群裡的一隻羊一樣，根本分不清它要去哪裡。如果用記傳體來寫一個歷史人物，這個人從少年立志到功成名就人品操守清清楚楚，是非功過明明白白，蓋棺定論非常容易，但用編年體就失去了焦點。
魏斯父子是*河蟹*的領頭羊，如果用記傳體寫世人一眼能看出他們爺三個是逆首，用編年體就不一樣了，當時“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按年份寫每年都有一堆諸侯大夫們胡來，魏氏家庭就不顯眼了。本來他們家是始作俑者，現在連影子都不好找了。
第三，還有更嚴重的事情，史官在《竹書紀年》一書中對滅智伯、三國分晉、五國相王這三件最能給魏氏定罪的事情上全都進行了隱形處理，滅智伯的晉陽之戰和五國相王事件書裡沒有記錄，三家分晉也只記了一句話，“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魏氏的*河蟹*行為不見了！
現在大家都看明白了吧，魏氏家族想盡了一切辦法來打扮了歷史這個小姑娘，為了給自己家族開脫罪名把上古的禪讓史都篡改了，小姑娘被他們打扮成了個假小子，可他們依然露了馬腳。既然血腥的政治鬥爭和軍事較量是合理的，一直都存在，你們把滅智氏、分晉和自立為王這三件大事情藏起來幹什麼？如果革命是合理的，這三件大事可是魏斯爺三個的蓋世功勳所在，應該濃墨重彩地大書特書才對！藏起來不是掩蓋領導人大功嗎，史官不想混了？史官當然不傻，不寫清楚的原因只有一個，魏氏家族做賊心虛，史家替他們打埋伏。
史官是一份非常難做的工作，不實事求是不行，實事求是得罪了當權者又容易丟命，比如春秋時期的齊國，太史記錄了“崔杼弒其君”一事，崔杼一怒之下就把太史殺了，崔杼又命太史的弟弟改寫，結果對方照寫不誤，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殺了，之後太史的二弟仍然照寫，在外地的南史氏聽說崔杼連殺兩位史官，趕緊往都城趕，準備照寫。崔杼一看再殺就徹底犯眾怒了，只好罷休。董狐秉筆直書的故事也是大家熟知的，司馬遷為了寫《史記》也忍受了宮刑，多麼不容易！
正是靠著這些負責任的史官的努力，中國的歷史才成了信史，考古的時候只要能發現地下的墓，一翻史書和地方誌就能推測出是誰的墓，挖都不用挖，八九不離十，但寫《竹書紀年》的史官相當不負責任，居然把滅智伯、三國分晉、五國相王這三件天大的事情全部隱形處理了，如果唐朝的史官也這麼記錄歷史，我們就不知道玄武門之變了。
現在可以做結論了，《竹書紀年》一書是魏氏家族啟動的一個透過篡改歷史來為魏氏政權尋找合法性的輿論工程。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反推了，《竹書紀年》一書中與《史記》等書中內容相沖突的基本都是假的，特別是與*河蟹*有關的內容。
現在，《竹書紀年》裡面造假的內容也有找到證據的了，比如伊尹被太甲殺害的記載，透過對不同地區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譯發現，伊尹在整個商朝都是師權的象徵，地位尊崇，伊尹放逐與迎回太甲的記載都有，伊尹的後人在整個商朝都有很高的地位與權力，甲骨文的記錄比《竹書記年》更早，而且是不同地方出土的古骨文，又跟《史記》等書的口徑相吻合，《竹書記年》上的記載可以確定是假的。商朝距離《竹書紀年》成書不過700年，是周朝的前一個朝代，中國的傳統是後一個朝代給前一個朝代修史，歷史資料是不缺的，《竹書紀年》都敢亂編，“堯幽囚、舜野死”的事情就更不靠譜了，這些內容迎合了魏氏自立為王的合法性，又與其他的史書相沖突，也可以確認是假的。
魏氏家族為了一家之私利不惜誣陷上古多位聖人，自毀中華歷史，其心歹毒，魏國的國運自然不可能好了。魏文侯一家子苦心經營使得魏國成為中原的強國，可惜，魏罃稱王以後便“東敗於齊，西喪秦地七百餘里，南辱於楚”，國力由盛轉衰。秦始皇開始統一天下之後，魏、趙、韓這三個開啟了戰國時代的國家也最先被秦國所滅。本來，秦國跟晉國的關係是非常好的，兩國經常通婚，“秦晉之好”就是描述的這個情形，但是，魏、趙、韓三家把晉國給分了，結果他們成了最先被秦國滅掉的諸侯國，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以在上的分享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個人的意見與建議，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到大家。
首先非常感謝在這裡能為你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帶領你們一起走進這個問題，現在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由於古籍記載簡約，使後人對向國的歷史所知甚少，以至於對向國的都城坐落位置也有很大爭議。本文試透過古籍中稀少的文字記載，來分析春秋向國的地望所在。
關於春秋向國的地望，主要有安徽說和山東說。
中國歷史上有一本非常與從不同的史書，名叫《竹書紀年》，這本書是西晉咸寧五年被一個盜墓人發現的，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的史官合作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這段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
這本書出土以後震撼了所有人，因為它記錄了夏朝到戰國時期的很多血腥政變和軍事衝突，許多地方與《史記》差別極大，價值取向也完全不同。比如，據《史記》記載，商朝的伊尹囚禁太甲3年以後見太甲改過自新了便將國家還給了他，《竹書紀年》卻說，伊尹放逐太甲以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了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堯幽囚，舜野死”，上古的禪讓都是假的。史學界也迷惑了，上古到底有沒有禪讓呢？這本書記載的內容到底是真是假呢？我對這件事也很感興趣，就從個人的角度談一點看法，還請大家批評指正。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大家都知道，從某些方面來看這句話的確很有道理，但是不要忘了，歷史這個小姑娘雖然可以任人打扮，但你無論怎樣打扮她都是個小姑娘，就算你給她女扮男裝了，那也是個假小子，明白了這個道理再看歷史的時候就不會輕易被誤導了。
如何判斷《竹書紀年》裡面與《史記》等書相沖突的內容的真假呢？在沒有挖到足夠的史料作為證據以前直接從內容上推理是很難下結論的，所以，我們得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從哪個角度呢？魏國，這本書出自魏國，魏國的出現三家分晉的結果，三家分晉又是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分水冷，意義深遠。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這樣描述了三家分晉：“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在三家分晉以前，懾於*河蟹*的名聲太壞、後果嚴重，實力再強的卿相都不敢篡奪諸侯之位，春秋五霸都是打著周天子的旗號幹私活的，明面上絕對不敢亂來，現在周天子卻把韓、魏、趙三家封為諸候，此舉純屬是在鼓勵*河蟹*，之後天下就徹底亂套了。
魏斯被封為魏文侯以後魏氏家族的胃口更大了，魏斯的孫子魏罃又搞了個“ 五國相王”，與韓、趙、燕、中山等國家相互稱王，本來周室是希望用封侯的方式拉攏一下魏氏家族的，結果適得其反，人家徹底反了。但是，魏氏家族的所作所為畢竟不符合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在那個年代，一個政權如果沒有合法性很容易被人找個理由滅掉的，魏氏家族應該如何為自己找到合法性呢？從當時諸子百家的學說裡是找不到的，周朝立國以來的政治傳統也不支援，怎麼辦呢？《竹書紀年》一書出現了。這本書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按這本書的說法，上古就沒有禪讓，只有血腥的政變，既然如此，三家分晉就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為王也就完全正確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來了。魏氏家族搞出這本書來本來是大逆不道的，卻沒被諸侯討伐，原因何在呢？當時各家諸侯都象魏氏一樣有爭奪天下的野心，既然魏氏願意出頭為大家造輿論洗白，各家諸侯當然是樂見其成的。
滅智氏起於魏氏，三家分晉起於魏氏，五國相王同樣起於魏氏，足見魏氏家族雖然出身比其他稱王的諸侯低，只是卿相，卻是非常積極上進的*河蟹*派。有人願意在前面開路，各家諸侯也就高高興興得跟在後面了，*河蟹*的輿論支援就是《竹書紀年》。《韓非子·說疑》中有一句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韓非子是韓王的兒子，南韓也是滅智伯、分晉和五國相王三大事件的參與者，韓非子能說這些事做得不對嗎？跟《竹書紀年》的口徑一致才符合韓非子的身份。
第二，這本書的結構跟史記不一樣，是編年體，《史記》是記傳體，編書的人用心良苦。這兩種文體有什麼區別呢？記傳體每篇記錄一個人的平生，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平一目瞭然，編年體按年份分隔內容，看一個人物就象看草原上羊群裡的一隻羊一樣，根本分不清它要去哪裡。如果用記傳體來寫一個歷史人物，這個人從少年立志到功成名就人品操守清清楚楚，是非功過明明白白，蓋棺定論非常容易，但用編年體就失去了焦點。
魏斯父子是*河蟹*的領頭羊，如果用記傳體寫世人一眼能看出他們爺三個是逆首，用編年體就不一樣了，當時“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按年份寫每年都有一堆諸侯大夫們胡來，魏氏家庭就不顯眼了。本來他們家是始作俑者，現在連影子都不好找了。
第三，還有更嚴重的事情，史官在《竹書紀年》一書中對滅智伯、三國分晉、五國相王這三件最能給魏氏定罪的事情上全都進行了隱形處理，滅智伯的晉陽之戰和五國相王事件書裡沒有記錄，三家分晉也只記了一句話，“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魏氏的*河蟹*行為不見了！
現在大家都看明白了吧，魏氏家族想盡了一切辦法來打扮了歷史這個小姑娘，為了給自己家族開脫罪名把上古的禪讓史都篡改了，小姑娘被他們打扮成了個假小子，可他們依然露了馬腳。既然血腥的政治鬥爭和軍事較量是合理的，一直都存在，你們把滅智氏、分晉和自立為王這三件大事情藏起來幹什麼？如果革命是合理的，這三件大事可是魏斯爺三個的蓋世功勳所在，應該濃墨重彩地大書特書才對！藏起來不是掩蓋領導人大功嗎，史官不想混了？史官當然不傻，不寫清楚的原因只有一個，魏氏家族做賊心虛，史家替他們打埋伏。
史官是一份非常難做的工作，不實事求是不行，實事求是得罪了當權者又容易丟命，比如春秋時期的齊國，太史記錄了“崔杼弒其君”一事，崔杼一怒之下就把太史殺了，崔杼又命太史的弟弟改寫，結果對方照寫不誤，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殺了，之後太史的二弟仍然照寫，在外地的南史氏聽說崔杼連殺兩位史官，趕緊往都城趕，準備照寫。崔杼一看再殺就徹底犯眾怒了，只好罷休。董狐秉筆直書的故事也是大家熟知的，司馬遷為了寫《史記》也忍受了宮刑，多麼不容易！
正是靠著這些負責任的史官的努力，中國的歷史才成了信史，考古的時候只要能發現地下的墓，一翻史書和地方誌就能推測出是誰的墓，挖都不用挖，八九不離十，但寫《竹書紀年》的史官相當不負責任，居然把滅智伯、三國分晉、五國相王這三件天大的事情全部隱形處理了，如果唐朝的史官也這麼記錄歷史，我們就不知道玄武門之變了。
現在可以做結論了，《竹書紀年》一書是魏氏家族啟動的一個透過篡改歷史來為魏氏政權尋找合法性的輿論工程。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反推了，《竹書紀年》一書中與《史記》等書中內容相沖突的基本都是假的，特別是與*河蟹*有關的內容。
現在，《竹書紀年》裡面造假的內容也有找到證據的了，比如伊尹被太甲殺害的記載，透過對不同地區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譯發現，伊尹在整個商朝都是師權的象徵，地位尊崇，伊尹放逐與迎回太甲的記載都有，伊尹的後人在整個商朝都有很高的地位與權力，甲骨文的記錄比《竹書記年》更早，而且是不同地方出土的古骨文，又跟《史記》等書的口徑相吻合，《竹書記年》上的記載可以確定是假的。商朝距離《竹書紀年》成書不過700年，是周朝的前一個朝代，中國的傳統是後一個朝代給前一個朝代修史，歷史資料是不缺的，《竹書紀年》都敢亂編，“堯幽囚、舜野死”的事情就更不靠譜了，這些內容迎合了魏氏自立為王的合法性，又與其他的史書相沖突，也可以確認是假的。
魏氏家族為了一家之私利不惜誣陷上古多位聖人，自毀中華歷史，其心歹毒，魏國的國運自然不可能好了。魏文侯一家子苦心經營使得魏國成為中原的強國，可惜，魏罃稱王以後便“東敗於齊，西喪秦地七百餘里，南辱於楚”，國力由盛轉衰。秦始皇開始統一天下之後，魏、趙、韓這三個開啟了戰國時代的國家也最先被秦國所滅。本來，秦國跟晉國的關係是非常好的，兩國經常通婚，“秦晉之好”就是描述的這個情形，但是，魏、趙、韓三家把晉國給分了，結果他們成了最先被秦國滅掉的諸侯國，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以在上的分享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個人的意見與建議，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