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是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的綽號。“拗”的意思是執拗、固執；“相公”有很多意思，比如妻子對丈夫的稱呼，古代對男士、宰相的尊稱等。因為王安石是當時的宰相，所以稱相公。“拗相公”是說王安石這個人特別固執，容不得不同意見，不允許任何人反對他，一心要把他的改革進行到底。

這是王安石的性格特點，是優點，也是缺點。說他是優點，那就是特別自信，個性堅強，認準一個目標，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王安石變法觸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遇到了許多達官貴人的反對，但王安石頂住壓力，不為所動，一步步推動改革，使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實現了國富民強。但從另一方面方面來說，這也是王安石的缺點，那就是剛愎自用，不接受任何人的意見，不管是善意的提醒還是反對的浪潮。這樣一來，他就成了孤家寡人，四面樹敵，不光得罪了反對變法的政敵，連支援變法但渴望有所變通的朋友也得罪光了，蘇軾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正是由於王安石的固執己見，聽不得不同意見，自行其是，在變法期間任用了一些假改革派，導致改革措施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給人民帶來了很大的災難。反對派藉此反擊，王安石被罷相，改革最終失敗。

王安石變法，可以說是“成也拗，敗也拗。”他的性格悲劇告訴我們，人不可他偏激，要學會變通，要學會與人溝通、與人交流，聽取不同意見。

史書，歷代文人大都對王安石變法還有其人品持批評態度甚至是否定的，只是到了近代尤其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對王則是全是肯定了

王安石：被當代人稱為拗相公是有原因。當時北宋經濟困難，底層百姓更生存艱難，在這個情況下，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所以王安石他的拗：一是為國分憂，二為了廣大身處社會底層的老百姓，這是他變法的初衷，最後富國強兵！不料，新法頒佈後，遭到地主利益集團的反對，其中反對的名人有：司馬光、蘇軾…因為新法的實施觸犯了他們的利益，所以後來在新法實施過程中有的大打折扣、變味。本人認為"拗相公"是那些反對變法的人給王安石的蔑稱吧！總而言之，言而總之"王安石是十一世紀中國改革家(列寧語)！

王安石，無論在政治舞臺還是文學歷史上都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王安石可以說是一個全才，堪稱完美的才子：王安石首先是一個政治家，最值得稱道的當然是王安石變法，他是政治家中的改革派，有著敏銳的政治嗅覺和改革意識。

王安石也是一名軍事家，有著遠大的戰略眼光，在一直畏懼遼兵的北宋王朝，王安石是唯一一個具有收復燕雲、統一國家戰略的軍事家，而且在河煌之役對契丹的戰爭中有出色的表現。王安石也是一個經濟學家，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金融資本經營理論的人，他主張青苗法改變了過去民間借貸形式，類似於現在的農業銀行。

王安石還是一個教育家、經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更是一個文學家。他位於唐宋八大家之一，無論詩詞散文都卓有建樹。

如此才華橫溢，可以說驚為天人的王安石，卻有一個“拗相公”的綽號，他的人緣並不怎麼好，即使是欣賞他才華的人也對他有所厭惡和排斥。

王安石的不講衛生是出了名的，他一年也不洗一次澡，衣服髒了也不洗，照穿不誤。王安石在群牧司當判官的時候，和韓維、吳充關係不錯，他們實在看不下去的時候，會強迫王安石去洗澡，換洗的衣服也由兩個人提供。王安石對此卻並不在意，有了新衣服就穿上，從來不管是哪裡來的。當時將韓維、吳充這種行為稱為“拆洗王安石”。

王安石不愛洗澡，不換洗衣物，自然蝨子跳騷橫生，王安石為此還寫了一首詩《烘蝨》，也可以說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奇葩之作了。

王安石的一些行為令人難以理解，有一次，宋仁宗請臣子們釣魚，王安石坐在那裡顯然心不在焉，竟然把一盤魚餌全部吃光了。

當時的大文學家蘇洵曾經暗地裡指責王安石，曰：“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指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性情偏執，晏殊與之是江西老鄉，也非常欣賞王安石才情，對他推心置腹地說，要大度一些，能容於物，物亦容矣。王安石卻非常不屑，認為晏殊作為宰相說這樣的話實在沒有水平，他還譏諷晏殊，“為丞相而填小詞，能把國家治理好嗎？”

王安石就是這樣一個不管人情世故，性情執拗的人，當他推行變法的時候，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些曾經提攜過他的忠臣，富弼、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等都被趕出了京城，而任用的大多是一些順風轉舵、別有用心的小人，這樣的改革又如何能推行下去呢？王安石最終也被彈劾出京了。

一個偉大的人一定有其個性的地方，王安石的個性就在於剛直不變通，而惟其如此，王安石才成為中國歷史上獨特而偉岸的存在。

如果沒有王安石堅定不移的改革態度和強大的意志力，北宋起碼還要早被滅忙50年。“拗相公”可以看著是對他堅定不移的毅力的肯定。

慶曆五年（1045年）三月，名臣韓琦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韓琦到任後，對幕下一名年輕人的做派有些看不過去。此人早晨來到官府時常常蓬頭垢面，不加梳洗，且面帶倦色，令人生疑。韓琦料想這個後生恐怕是夜夜流連於歌樓舞館的酒色之徒，便在一日閒談時對其說道：“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年輕人當時並未作答。離開府衙後，他與人說道：“韓公非知我者。”這個年輕人便是王安石。

“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匿”

對於王安石與韓琦二人此後的關係，史料中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按《宋史》中的說法，王安石當政之後，兩人頻頻因為政見上的分歧而陷入針鋒相對的境地。兩人在朝中勢同水火。以致後來，王安石在與馮京討論歐陽修（歐陽修是韓琦的堅定支持者）的去留時，竟然說出“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這樣的狠話來。而魏泰的《東軒筆錄》中卻說，儘管韓、王二人政見常常相左，但王安石“每評近代宰相”，一定會說：“韓公德量才智，心期高遠，諸公皆莫及也。”韓琦去世時，王安石為他題輓詞二首，其中有言：“心期自與眾人殊，骨相智非淺丈夫。”另有一句，追及到了揚州時的舊事，情感尤為真摯，“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載運靈柩的車）”。這兩種說法雖然矛盾，但也未必能辨出個一真一偽來。

王安石的一生，原本就是極富矛盾，也極具變幻性的一生。大概，當昔日的率性少年漸漸被歲月磨打成垂暮的老翁，即便從前心頭有種種不平之意，也都煙消雲散了吧。

與眾不同：宋仁宗在位之時，王安石擔任知制誥。一日仁宗招待群臣賞花釣魚，用盤子盛魚餌讓大家自己釣魚。王安石誤認為魚餌是吃食，不知不覺中將其全部吃完。目睹此景的仁宗覺得此人不近人情

從“經術”到“世務”

宋神宗在初次與王安石對談之後曾經感慨：“不熟悉你的人啊，還會以為你是個只懂經術，不懂世務的學究呢！”不知宋神宗是從何得來這一印象，從王安石之後的政見來看，這個判斷簡直是錯得離譜了。執政當國後的王安石，恐怕比同朝的絕大多數士人更務實，更善談“世務”。不過，凡事總有因果，這樣一個誤見也並非空穴來風。少年時代的王安石，倒真有幾分只通於經術的樣子。

按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中的說法，王安石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他出生時，父親恰任臨江軍判官。王安石出生在臨江軍治所清江縣內。《清江縣古蹟志》載，清江縣人為紀念王安石在此地的出生，特將其出生之處取名“維崧”堂，大概是取《詩經·大雅·崧高》篇中“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的意象。

王安石的一生，的確稱得上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人物。而他的父親王益，則是北宋時代常見的那一種本分、愛民的地方官。他一生篤行儒家的孝悌仁義之道，用“恩信”治理百姓，曾“歷歲不笞一人”。在王安石童年的回憶裡，父親對家裡的孩子十分慈愛，孩子犯了錯誤也是寬宏訓誡，從不打罵。如此看來，王安石終生難改的“拗相公”脾氣，似乎與他的父親關係不大。倒是他的母親吳氏夫人，是一位頗有些與眾不同的女性。據說，她“好學強記”，對事物的評判常有“人所不能及者”。在不安於“流俗”這一點上，王安石與母親當屬同類。依照自述詩文中的說法，16歲之前的王安石過著風流自賞，吟花弄月的自在生活。所謂“少壯自負恃”，“與日爭光輝”。16歲時，王安石隨父親一起到達六朝古都建康（今南京）。隨著年齡漸長，此時的王安石終於開始安心治學。他給自己立下了宏偉志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像周的始祖“稷”與商的始祖“契”那樣影響歷史走向的大人物（王安石在後世的知名度倒是比這兩位人物要高得多）。

這個階段的王安石專心鑽研儒家經典，漸漸成為一個通於“經術”的人。不過，即使是研讀經典，王安石也總能說出些與別人不同的見解來。王安石認為，讀書人應該大膽地去發現經文的“本意”。另外，“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如果想通曉儒家經典的內涵，就不能只在儒家經典內部轉圈子，而是要摒除門戶之見，廣讀諸子百家的著作，乃至《素問》《本草》等實用之書，才能在學業上有真正的精進。

對王安石的這一主張，蘇軾大為讚賞，認為他在學術上“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斯新人”。王安石大膽出新的治學風格使得他很快在青年學子中出類拔萃。慶曆二年（1042年）的科舉考試中，他更是一度被主考官選為第一名。只因答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語觸犯了皇家的忌諱，他才不幸被降為第四名，與狀元失之交臂。後來，王銍在《默記》中提到這件事，說：“荊公平生未嘗略語曾考中狀元，其氣量高大，視科第為何等事而增重耶！”以“經術”名聞天下並非王安石治學的最高追求，他的理想，是要在“世務”領域有所作為。

拒絕調京工作

慶曆七年，王安石改知鄞縣，第一次登上了施展平生所學的舞臺。鄞縣地處宋代明州（今浙江寧波），是東南富庶之地。王安石到任的第一年，鄞縣的農業還獲得了大豐收。但居安思危的王安石在對縣境進行廣泛實地走訪調查之後，還是發現了隱患：此地臨海，無洪澇之憂，卻有乾旱之虞。錢氏吳越國統治這裡時，曾專設營田卒吏，負責修建疏浚水利設施，蓄藏山谷之水。後來“營田”官被廢止，吳越國時代遺留下來的水利工程也漸漸壅塞，山川之水得不到貯蓄，便直接入海。一旦遇到少雨的年份，必有大旱。這不是天災，而是“人力不至”造成的禍患。為此，王安石在慶曆七年（1047年）十一月，遍走縣內東西14個鄉，督勸百姓趁農閒時節疏浚川渠，頗有成效。此後的三年，在王安石的帶領下，鄞縣百姓“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

從這件小事上，我們能看到王安石身上未雨綢繆的憂患意識。正是這一品質，使得他能在同僚們皆滿足於“本朝百年無事”時，保持清醒的頭腦，發現國家上下的種種積弊，舉起“變法”的旗幟。此外，王安石的實幹精神和親民作風，也在這件小事上有所體現。　　

王安石在鄞縣任期內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慶曆九年，也是王安石在此任上的最後一年，浙東轉運司下公文令各縣納錢，用以“購人捕鹽”，即懸賞鼓勵百姓揭發販私鹽的不法行為。王安石認為此舉是使安分守己的百姓出錢去獎賞“無賴告訐”之人，十分不妥，便上書轉運司，希望上級能“追而改之”。此舉既說明王安石關心百姓疾苦，也說明他膽識過人。　

王安石在任期間，還曾大膽地突破常規，在春季青黃不接時，將縣裡的存糧借貸給貧困民戶，令其秋後償還，幫助這些人家躲過地方豪強的重利盤剝。此種做法後見於王安石新政中的“青苗法”。可以說，此時的王安石已經開始了對其執政主張的早期實踐。

知鄞縣任滿後，王安石被委任為舒州通判，繼續他的地方官生涯。按照宋代對於在科舉考試中成績優異者的優待政策，王安石在外任職滿一任後，就可以申請透過考試獲得史館、集賢院、秘書省等機構的“館職”，調到中央工作。這是一條仕途升遷的捷徑。而王安石似乎對地方官職任格外偏愛，為此多次放棄申請“館職”的機會。甚至，在舒州通判任內，對於朝廷的兩次主動徵召，他也以“家貧口眾，難住京師”為由加以拒絕。這大概是因為他十分珍惜在地方上可以自由揮灑平生所學，造福一方百姓的機會。

有趣的是，王安石的多次辭讓反而讓中央政府對他格外欣賞和重視。皇祐五年（1053年），中央免試直接任命他為“集賢校理”，經其極力辭謝，又在半年後任命其為“群牧判官”。這一任命可氣壞了館閣中一個叫沈康的人。此人覬覦此職位良久，卻是“屢求”而不得。聽到資歷還不如自己的王安石居然獲得此職，沈康不禁惱羞成怒。氣急敗壞之下，他竟然找到負責此事的陳執中，請求“改易”。面對沈康的無理要求，陳執中斥責道：“王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資任也。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未嘗以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學士之顏，視王君宜厚矣。”經此一事，王安石的聲譽在朝中更盛。這雖然不是他有意為之，卻的的確確為其在日後的主政打下了人望上的基礎。

嘉祐二年（1057年），王安石在先後擺脫“群牧判官”和“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等京城中的無聊職任後，終於又一次回到了他所鍾愛的地方官任上。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常州。這是他第一次做州郡一級的長官。也就是在這裡，王安石遭遇了他施政中的第一次挫折。

《韓魏公簪金帶圍圖》軸，清，黃慎，現藏揚州博物館。圖中韓琦正執金帶圍花簪於頭後，另有侍女二人。該圖描繪“四相簪花”的歷史故事，韓琦任揚州太守時，官署後花園中有一種叫“金帶圍”的芍藥一枝四岔，每岔都開了一朵花，而且花瓣上下呈紅色，一圈金黃蕊圍在中間，因此被稱為金纏腰，又叫金帶圍。當時，同在大理寺供職的王珪、王安石兩個人正好在揚州，韓琦便邀他們一同觀賞。因為花開四朵，所以韓琦又邀請路過揚州也在大理寺供職的陳昇之參加。飲酒賞花之際，韓琦剪下這四朵金纏腰，在每人頭上插了一朵。此後30年中，參加賞花的四個人竟都先後做了宰相

“拗相公”的萌芽

與鄞縣的情形相仿，在常州任內，王安石也試圖透過營建基礎設施為百姓造長遠之福。這一回，王安石打算在常州開鑿一條運河。但這一主張並未得到浙西轉運使的認可，這就意味著王安石無法得到來自外部的人力、物力支援，只能靠徵調州內的民夫來完成。開運河自古便是耗費巨大的工程，單靠一州的財力更是難以為繼。此時，常州下屬宜興縣的地方官曾規勸王安石“役大而亟，民有不勝”，不妨從長計議。可以“令諸縣歲第一役”，即讓每個縣輪流承擔，每年只做一小部分，“雖緩必成”。但王安石並未聽取這一意見。（他擔心的可能是工程進度過緩，便不能在自己任期內完成，而後繼者可能會半途而廢。為此，他上任後曾多次上書朝廷要求增加其在常州的任期。）結果，工程開工後不幸遭逢“大霖雨”，最終“民多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

運河工程的無果而終使王安石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安石所以悔恨無窮也。”但在字裡行間，我們還可以看到，王安石雖是悔恨遺憾，卻認為罪責並不全在自己身上，也要怪轉運司“賦功本狹”和老天爺“淫雨不止”。一意孤行，不思悔改，我們似已能從這位年輕的知州身上，看到他日那位赫赫有名的“拗相公”影子。不過，王安石為自己的辯駁其實也頗有幾分道理：“方今萬事，所以難成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放眼北宋官場，銳意進取者少，而因循守成之輩是大多數。這些人在任只求無過，並不求有功於後世。在這樣的環境裡，負有濟世理想的王安石是寂寞無助的。這種無助感讓他一天天對同僚失去了信心，越來越不指望能在朝中找到支援自己主張的夥伴。他由此而變得一意孤行，在他人眼中更是“拗”得無可救藥。

《宋仁宗坐像》軸，故宮南燻殿舊藏，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與“流俗”決裂

大概與運河工程的失敗有關，王安石的常州職任僅僅維持了10個月便宣告結束。嘉祐三年，朝廷任命新提點江南東路刑獄沈康知常州，而讓王安石任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與王安石交換職位的竟然是上文那個因為王安石任“群牧判官”而憤憤不平的沈康，不知是巧合，還是背後另有隱情。）

“提點刑獄”的職責，是巡迴於各州縣之間，考察州縣官吏是否廉潔奉公，有無失職或枉法。王安石這段時期的經歷，在史料中提及甚少。好在他的文集中有一封書信可資參考。這是一篇他為自己申辯的文字，我們可依稀感覺到，在寫下這封信時，王安石正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非難。信的開頭，王安石說，在此任上，他對於官員犯錯處罰原則是：“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於是，有人指責他是“好伺人小過以為明”。

對此，王安石解釋說，他這樣做的原因是：“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治者多。”若糾辦大罪，則勢必要動用重刑，而嚴刑峻法又不能濫用，故而這種方法只能懲辦少數人。而王安石的用意在“正風俗”，他希望每位官吏能受到震懾與懲戒。故而，他專門找那些人人都可能會犯，但卻對官場有極不良影響的小錯來處理，以最小的代價達到教育目的。到頭來，真正受到處罰的也只有五人，“輕者罰金，重者才絀一官”。王安石意圖藉此來彰顯儒家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的傳統。從這裡能看出，後來被人指責好“刑名”之學的王安石，原本也是想要維護自己作為儒家“君子”形象的。他既要遵循自己的本心，正風紀，秉公執法，又絕不願意讓自己被說成擅殺之人。他也曾經在意他人對自己的風評。但是，當他發現自己的百般努力並未收到成效，風評輿論依舊是日趨對自己不利之後，他改變了對風評的態度，由退讓轉為針鋒相對。他說：“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為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

自此之後，這種“流俗之言不足恤”的處事態度幾乎成了“拗相公”王安石的“標籤”。這個“標籤”，使得他在日後不幸與很多昔日好友反目，幾乎眾叛親離；但同時，也正是這個“標籤”，使他擺脫了眾口難調計程車林的糾纏，能夠在變革舊制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葉夢得《石林詩話》中提及一件小事，也發生在王安石任江東提刑期間。一次，王安石到饒州酒務督查，在廳堂上偶見一首小詩：“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王安石向左右打聽，得知此詩是一名叫作劉季孫的下層官吏所作。王安石於是破格提拔劉季孫為饒州州學教授。可見，王安石在提刑任上也不盡是治人之過，對於人才，他也能不拘一格地提拔獎掖。

白釉褐彩題句腰圓形枕，北宋，山西窯口，現藏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此枕枕面書王安石的《順安臨津驛》：臨津豔豔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