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0年正月初二，大唐的第十五任皇帝唐文宗已經快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這一生致力於擺脫宦官的控制，可是最終也沒有擺脫，一直在大宦官仇士良和魚弘志的控制之中，甚至連立太子都十分困難，經過一番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如願立了哥哥敬宗皇帝的兒子李成美為太子。

如果文宗逝世，理所當然應該由太子繼位，可是仇士良和魚弘志兩位公公卻有不同意見，為什麼？因為太子繼位了，得勢的將會是太子身邊的人，兩位公公肯定會被排斥在權利核心圈之外，不甘心失去權利的兩位公公決定另起爐灶，重選一個接班人。而且他們有這個實力，因為他們掌握了軍隊——神策軍。

於是他們謊稱太子李成美有重病，不適宜擔任皇帝這一重要職務，準備立文宗皇帝的弟弟為新任皇帝。於是他們派神策軍去十六王宅迎接，十六王宅是唐朝親王的住所，很多親王都住在裡面。由於當時的形勢極為混亂，神策軍連擁立哪一位親王都不知道，文宗的弟弟安王李溶和穎王李瀍都在十六王宅，因為不知道誰被擁立了，兩位親王都不敢輕舉妄動。

這個時候來了一個宦官，傳了二位公公的旨意，說：“迎接大的，迎接大的！”意思是安王年長，要立安王。但是神策軍的大頭兵們依然搞不清狀況，“迎接大的”也沒說“迎接年紀大的”啊。

正當大家無所適從的時候，一位絕色的女子站了出來，她是穎王李瀍的王妃王夫人，她原本是邯鄲的一個絕色歌姬，她對著蒙圈了的神策軍兵士發表了大唐歷史上最強的一段忽悠，這段忽悠為她的夫君掙來了大唐的皇位。

王夫人說，你們說的“大的”就是穎王殿下，因為穎王身材高大，當今皇帝都稱他為“大王”，而且穎王與你們的上司仇中尉是生死之交，這樣的大事，你們要是搞錯了，小心你們的腦袋。說完，把藏在後面的李瀍推了出來。

神策軍看王夫人說得頭頭是道，顯得胸有成竹的樣子，也覺得是這麼回事，於是一堆人擁著李瀍入宮去了，結果到了宮裡才發現找錯人了，但是沒辦法，兩位公公覺得那就這樣吧，反正立誰都是個傀儡。於是李瀍就這樣稀裡糊塗的成了皇太弟，並在文宗去世之後順利的接班成了大唐的第十六任皇帝，史稱唐武宗。

然而，最終李瀍的表現讓兩位公公大呼上當，他韜光養晦，果敢有為，在短短的六年時間裡面扳到了當權的宦官，整頓朝政，大力滅佛，逼迫很多和尚還俗，從而為國家徵收了更多的稅負，晚唐在他的六年任期內實現了短暫的復興，史稱“會昌中興”。

在唐朝晚期，宦官肆虐，皇帝完全成為一個傀儡，宰相們淪為這群家奴們的秘書，朝廷的官員們在血雨腥風中苟延殘喘，國家政事全由宦官說了算。

其實，唐武宗能當上皇帝，也是宦官弄權操縱的結果。

本來，唐文宗病重後，立了唐敬宗的第六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死前又密旨託孤。

但是仇士良、魚弘志心懷鬼胎，相互勾結，以太子年幼多病為由，否決了太子繼位。

兩人假傳聖旨，將唐文宗的五弟潁王李瀍【chán】（後改名為李炎）推上了皇位，這就是唐武宗，年號會昌。

仇士良仗著皇上是自己擁立的，更加猖獗，儼然以“太上皇”自居，對唐武宗橫加干涉、指手畫腳，凡是唐武宗所寵的人，無論樂工，還是內侍，統統被其誅殺。

宦官之害，讓唐武宗深知這些家奴可以立自己做皇上，也可以將自己廢掉的道理，所以也一直想要削弱他們的勢力，可鑑於宦官掌控著神策軍，知道直接削弱肯定是行不通的。

好在唐武宗有勇有謀，剛毅果斷，喜怒不形於色，雖然內心憎恨仇士良，但表面上對他是尊寵無比。

既然不能直接削弱他們的勢力，那麼就讓他們的對手變強大，對手變強大了，他們的勢力自然就相對削弱了。

第一，任用李德裕為相，加強宰相職權，削弱宦官勢力。

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古代中國的中樞體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宰相輔佐的好壞，其權力行使充分暢通，對封建政治影響很大，直接關係到朝政的優劣。

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玄宗的開元盛世，都是在賢相的輔佐下實現的。

但安史之亂後，政務中樞體制逐漸解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形同虛設，宰相的權力漸遭削弱，發揮不了應有的功能。

“甘露之變”後，形勢更加嚴峻，天下事都由宦官集團決定，宰相淪為家奴專權的附屬品。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九月，他新任命的宰相李德裕向其建議改革吏治，最重要的兩點都與加強宰相職權有關：

其一，確確實實保障宰相應有的職權，與此同時，嚴格限制任期；

其二，恢復中書舍人參與臺閣常務的權力，也就是負責給皇帝起草詔書、誥命的中書舍人參與宰相領銜的常務會議，讓皇上與宰相的溝通順暢起來，從而不被居心叵測之人挑撥離間。

這個建議非常符合唐武宗的意思，馬上予以應允。

透過這種既切實保證宰相權力，又對任期加以限制的做法；既可以很好地行使自己的行政大權，統率百官幹好工作，又能抑制宦官的權力擴張。

於是，他與李德裕密切配合，君臣相幫、相襯、相扶，成為晚唐君臣相知的絕唱，給朝政帶來了新氣象，中書省的職能作用得到較好發揮，家奴勢力確實被削弱了。

第二，重用薛元賞，加強京兆尹力量，削弱宦官勢力。

薛元賞這個人是個只講律法不論其他的直臣、“愣頭青”，在“甘露之變”後不久，也就是宦官與神策軍氣焰十分囂張之時，都敢當眾按律處死神策軍將領。

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天，京兆尹（京師行政長官）薛元賞前往李石府上拜訪。

一進院門，薛元賞就聽見有人在大聲喧譁。瞭解得知，原來是一個神策軍將領在和李石爭吵。

薛元賞做事也講究策略，他沒有直接去斥責那個無禮的神策軍將領，而是假裝批評宰相李石：

“宰相是朝廷的首輔，提拔賢良，貶黜不肖，將賞功臣，懲罰罪惡，這些都是宰相的職責。

天子委以重任，調陰陽，撫四夷，同人心，安百姓，這些都是不能怠慢的事情。

宰相身負如此大任，怎麼能聽任一個小小的神策軍將領這麼放肆？

堂堂天朝宰相受到下屬的呵斥，又怎麼能指望你去能去整頓朝綱，更談不上威震四方了。

禮儀如此無序，朝廷的綱紀怎能不亂？"

說完這些，就將這個神策軍將領帶走斬首了。這可震驚了朝野上下。

在當時，只有神策軍殺朝官的份兒，還沒聽說有哪個朝官敢殺神策軍的。

但由於京兆尹負責整個京師的行政治安，擁有一支比較強大的治安隊伍，在一定程度上能對抗神策軍，所以宦官們也拿他沒轍。

宦官們提起薛元賞，沒有不害怕的。

唐武宗重用薛元賞，加強京兆尹力量，借用這個治安隊伍，牽制神策軍。

第三，剷除禍害，匡正朝局。

仇士良感覺出自己被皇上疏遠，就琢磨著如何擠走李德裕，奪回自己的地位。

正在仇士良處心積慮的時候，機會來了。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李德裕奉皇上之命起草赦書，削減神策軍衣糧及馬草料費用。

仇士良知道後，立刻派人在神策軍中散佈流言想以此鼓動神策軍鬧事，藉機除掉李德裕。

李德裕看穿了仇士良的陰謀，聞訊後即刻進宮向唐武宗面奏此事。

唐武宗聽後馬上明白了其中的蹊蹺，當機立斷，果斷決策，遣中使到神策軍去宣佈御旨：“大家不要聽信謠言，一切都是皇帝的安排，跟宰相毫不相干。”

由於應對及時、反應迅速，成功化解了這一場危機。

仇士良的陰謀被徹底揭穿後，只好惶恐地向唐武宗謝罪。

唐武宗繼續“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沒有對他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還將他提拔為觀軍容使，名義上是升遷，實際上是剝奪兵權。

仇士良知道自己的處境不妙，也明白了唐武宗對他的態度，於是以身體有疾為由，主動提出退居二線。

唐武宗當然順勢同意了他的辭呈，改任他為內侍監。

仇士良在內侍監的位子上沒呆多久，感覺大勢已去，沒有捲土重來的希望了，就乾脆辭職退休了。退休不久，仇士良就亡故了。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由於受一個大案的牽連，仇士良家被搜查，結果一搜搜出了大麻煩——府中藏有幾千件兵器，這可是謀逆的證據。

唐武宗於是下詔，削除仇士良的一切職務，沒收所有家產。由於仇士良在進宮做太監前已成親並育有子女，其家眷全部流放邊關，男者充軍，女子充為營妓。

從此，在唐武宗在任期間，基本匡正了朝局，家奴宦官們不再像往常那般囂張跋扈，不再威逼皇帝、脅迫大臣，皇帝和朝官能正常地履職辦公，政令也基本暢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