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實在不好說，歷朝歷代的組織機構都是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歷史環境來設立的。最初的意思肯定是為解決問題和達成目的，到後面總會隨之出現新的問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很難直接的判斷利弊。

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

《三國演義》作者明裡是講奸雄曹操不要臉，暗裡是諷刺封建統治者不要臉，可是很多讀者還是沒領悟到。

這個世界沒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有相對公平的制度，而這個公平不是掌握在天下人手上，而是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上，特別是封建統治者手下。

封建統治者想還公平於民，就會制定寬鬆的政策於民，比如李世民愛民，就會命令朝庭修法，廢除嚴苛的法律，給百姓相對寬鬆的各種法規，才會有放秋後問斬的死囚回家，到時再回的仁政，感動的所有死囚都不借機逃跑，全部都按時回來。

李世民說過律法就是人穿的衣服，太緊不行，太寬也不行，應該做到合體好穿。

李世民的所作所為，都是以人為本為出發點去考慮問題，設定的三省六部都是以小政府，大市場為大目的，儘可能做到精兵減政，還政於民的大戰略，所以李世民統治的唐朝，才只有七百多名公務員。

宋朝，元朝，明朝的統治者都是以我為中心制定政策，根本不會去學李世民的以人為本的政策，都在實行只有我負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負我的自私自利的政策，造成政府機關設定過多過細，會務員過多又不管事，讓老百姓負擔的過於沉重。

就好比美國央行過去聽總統的話，違背市場經濟規律亂來，印了太多美元，導致1929年的股市崩盤，讓美國進入大蕭條，最後引發民眾不滿，要求取消美國央行，成立民間的美聯儲管控美元印發。

每個朝代有每個朝代的變化，其實都是為了杜絕上一個朝代所出現的問題而進行改變。

1、如宋朝防止五代十國節度使偏大偏強，而軍政分權。看圖片改變

2、明朝君主更加集權，增加廠衛，錦衣衛，東西廠。設定內閣。

3、清朝，其實是所有朝代集大成的一個朝代，尤其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火耗歸公。這個政策非常好。但是經濟太侷限於一塊，不廣開商路。

唐朝的三省六部是從行政角度而言，三省中逐漸突出的是中書省，為主要聯絡皇帝和宰相團隊的中樞，原則上為了壓制太宗和高宗強調的尚書省，例如當時宰相一般都是尚書僕射，尚書省是提前閱覽各地奏報，收集重要的事情組織討論然後請示皇帝，中書省是負責稽核意見，門下省是經過皇帝批准用印以後下發給六部，如人事就給吏部，禮儀接待就是禮部，法律案件就是給刑部等等。但武則天。唐玄宗都壓制尚書省，凸顯中書省。

金朝一度重新恢復重視尚書省，所以當時由兀朮開始行臺辦事就是行尚書檯，而元朝有耶律楚材建議再次強調中書省，所以元朝行省是行中書省的簡稱，一直到近現代，郡縣制行省制都是指地方官府是代表中央中書的機構，有著直屬中央朝廷的含義在內。

那麼宋代三司是在行政範圍內的繼續劃分職權，代表宰相所在的政事堂具體在度支、戶部、鹽鐵方面的一種專辦職能。宋代從開始就面對經濟壓力，眾所周知從太宗伐遼開始，耗費巨大，表面上宋代給人很富裕的印象，當然意味著財政壓力很大。所以，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實在是分權的，而不是集權，集權是從幾個精明強幹的皇帝造成給人們的一種印象，但是其他大多數皇帝都在制度越來越完善，細分的領域適應著歷史潮流，否則我們的歷史不會綿延那麼長，尤其宋明清還都是幾個時間跨度比較長的時代，就連契丹、西夏都是200以上，證明制度化是比較穩定，總體朝著完善在發展的。

而宋代另一個特點是軍事事務很重，所以樞密院統領了軍事事務，但樞密院是延續五代的特色，而這個機構實際由來是唐朝後期的節度使，是軍事要員，只不過後來坐鎮軍事轄區，也包括領導地方職官，因為五代十國基本就是節度使的演變，擁有地方任命官員的權力。宋代仍然保留節度使，只不過成為榮譽的虛職，在朝廷需把軍事盡力控制，同時與一些宰相形成一種制衡力量。

到南宋還出現一種混淆耳目的制置使，同樣是大的軍事轄區的最高地位長官，既有行政色彩也有負責軍事的味道，所以歷來評價宋朝很多職官有繁冗的毛病。很多地方官員到位以後，互相不配合或者誰也不服誰，尤其在重要的歷史節點上，例如對付西夏，對付抗金，最後抗擊蒙古，往往造成悲劇，這些官制在瞭解歷史時期特點是非常重要和微妙的切入點。

所以，最後元朝的行省製出現，實際是綜合金朝行臺和宋朝制置使混合的一種辦法，元朝的行省當時是大轄區，所以其實具有軍事色彩，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政區劃，用今天話說有探索實驗的感覺。州府路才是宋金元的真正行政制度，這是沒有異議的。

明清是行省制度的完善化階段，但是明朝開始行省上是布政使為長官，就是指行政，與軍事無關，明朝的軍事以衛所制度遍佈各地，當然以邊疆為主，軍籍和民籍分開的，所以史書統計明代人口是不包括軍士的，民籍是要繳納賦稅的，而軍戶是世襲的，前面還永遠沒有辦法參加科舉，沒有機會當官的。後來軍戶隨著逃軍現象，可能鬆懈了，管理也沒那麼嚴了，有一些改變。

在傳統中書機構下，明代的內閣出現就是完善元朝中書體制，當時有取消宰相的說法，內閣大學士全是科舉出身，甚至以南方為主，因為南方人口多，城鎮密集，甚至明代前期建都也在南京，功臣集中在淮西淮南和江浙，科舉取士比例長期以三七開六四開比例，哪怕後來定都北京，南方士人也一直居多。

內閣大學士主要也是討論辦法，請示皇帝，但明代一個特點是皇帝長期不愛和內閣六部大臣打交道，除了朱元璋、朱棣和朱瞻基三個皇帝，後來的皇帝其實都討厭文臣，很多人只認為世宗嘉靖和神宗萬曆有一二十年不上朝的荒唐，其實這個問題從很早就有了，明英宗後期已經開始減少上朝了，憲宗、武宗都不喜歡和大臣見面，都只有很少的上朝見大臣案例，也就孝宗弘治有了一些恢復制度的美名，其實孝宗後來還是比較厭倦。最後的崇禎有勤勉的說法，但是他對文臣更是憎惡，隨意撤換也完全體現了他討厭大臣的心態。

所以當時出現內閣制度本身就是為了為皇帝分憂的作用，即便皇帝不見大臣，內閣拿出處理辦法，上報皇帝，得到同意還是可以處理，負責的內閣都會把重要奏疏上呈，也不會刻意欺上，所以皇帝不見大臣也能夠對事情提出意見，根本不影響朝廷運作。所以如果不瞭解古代朝廷官府的運作機制，就自然容易得出明代皇帝十分荒唐昏庸的印象，儘管從個性上看，這是不符合傳統禮法要求，但從治理天下看，明朝是有應對方案的，當然，皇帝有責任心還是會處理，不負責任就會很糟糕了。所以，當時明武宗朱厚照一天到晚在外面，十六年裡據說沒見過幾次大臣，可重要奏疏都統統呈交給他看了的，他並沒有真的放手不管事，很多事情人們都被表面的傳聞所誤導。

最後清朝的制度基礎還是明朝的一套。但隨著時代發展也有一些隨機調整，好比所謂軍機處，顧名思義是一種軍事機構，清朝也是沒有宰相機制，依然是明朝內閣制，但是主要是在順治康熙兩朝，當時處在戰時階段，還在完成最後的統一，內閣大學士地位是最重要的，同時要平衡滿漢關係，所以有著多方面考慮，也是對皇帝處理事務最重要的參謀大臣，不論順治還是康熙時期，也是發生朋黨的核心圈。

所以雍正時期刻意淡化內閣作用，另起爐灶就是軍機處，雍正時代軍事行動並沒有完全消失，尤其雍正本身就是從康熙朋黨和爭儲鬥爭過來的，他對大多數大臣都不大信任，在親信大臣方面幾乎是整肅的很厲害，同時也有大刀闊斧整頓的名義。雍正不是不重視滿清大臣，實際上他很看重，所以重塑旗人的尚武習氣，也加強教育。而且重視藏區，當時的分割蒙古與藏汗的關係，雍正煞費苦心，駐藏大臣就是加強滿清對藏區的控制，淡化蒙古和碩特和準噶爾兩部在西部的影響。同時改土歸流是與這一事務細細相關，都是使滿清的統治深入民族地區。雍正的厲害就在這些細節方面，是穩定西部地區的重中之重。當然難度是很大的，這就是乾隆時期西北沒有完成的準噶爾和西南的大小金川。

所以為什麼軍機大臣會在清朝那麼有地位，因為隨著康乾的總體穩定，滿漢問題相對不再突出，對全國大局的安危是重心，軍機大臣的地位涉及皇帝心腹，不論滿蒙漢，基本都是紅人，以受皇帝倚重為指標，不再以族別看地位。尤其在其他方面，雍正開啟大量官員上密摺，康熙時還很小，到雍正就在他認為重要的地方官員允許直接給他上奏，所以一方面軍機大臣處理重要大事，另一方面透過密摺瞭解地方一些事務，相對掌握全國局勢就比較全面。但久而久之，一旦皇帝不給力，自然軍機大臣容易形成圈子特色，對密摺也容易流於形式，很難有效集思廣益，越到清朝後期越明顯，好比鴉片戰爭開始，茅海建先生就專門指出過，皇帝靠著一份份奏報在瞭解沿海地區資訊，完全憑藉這些文書在做決策，這些官員早已經摸清制度的紕漏，當然就會影響皇帝，完全是不合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