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軟實力來講，近現代中華文明對世界基本無正面影響，或者說是處在疲於防守自保的弱勢。一個沒有信仰沒有人類普世價值自私狹隘落後的實用主義文明，加持裹挾著一個個專制王朝，至今也只能步步為營，蠅營狗苟。

當中國拋棄了老祖宗，二千多年的文化傳承被徹徹底底斷絕，認了外華人做老祖宗。大中華就對世界失去文化影響力，也就是軟實力徹底變零分。

硬實力 戰爭中打贏 軟實力是學習的時候才有的 透過戰爭 通商 留洋 在中國洋人等等交流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引進學習了很多西方文明，一路走來發現老祖宗留下的很多好東西被我們弄丟了，好在近些年有識之士意識到了問題，開始大力發掘傳承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燦爛文化！

近現代的人類歷史社會的發展非常的迅猛，在歐洲，它幾乎涵蓋了從封建、資本、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跨越，因此，社會矛盾非常的激化，從而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看著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看著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矛盾，因為希特勒是極歷反共的。這樣的硬實力其實就是令人悲哀的戰亂，主要是西方對於以中國為主的東方文明的影響，最終，雖然和平好似“戰勝”了戰爭，但這種影響作為歷史事實，是決不會消失的，它會理所當然的作用於當今的社會，時至今日，世界的一切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還一如既往的存在著，在經濟上是貿易戰，在精神上是意識形態的論爭，可以看作是由硬實力向文化軟實力角力的轉變，可以想見，只要不進行實體的戰爭，這種以文化為主的軟實力的角逐將是相當相永久的。但是，人類並不應該止步於這種所謂文化的軟實力狀態，而應該重塑世界的文明，畢竟，以文化易文明，並不算進步。

歐亞草原與早期東西方文明互動

歐亞草原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草原，從中國東北松遼平原，至歐洲多瑙河下游。草原呈連續帶狀延伸，經蒙古高原、哈薩克丘陵、西西伯利亞平原、東歐平原，東西綿延15000多公里，構成地球上最寬廣的草原地帶。考古證明，中新世時歐亞大陸已廣泛存在草原景觀，第四紀以後草原面積逐漸擴大，至晚更新世（距今10萬年）前已形成目前的草原型別。

　　草原民族充當文化交流推動者

　　歐亞草原是草原文明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文明擴散和傳播的起源地之一。關於古印歐人和印歐語系的起源有不同觀點，例如“波羅的海—黑海起源說”“中歐—巴爾幹起源說”“小亞細亞起源說”“黑海—裡海起源說”等，都與古代歐亞草原民族有關。其中“黑海—裡海起源說”認為青銅時代在黑海和裡海北部的半遊牧民創造了原始印歐語，並隨著他們的馬匹和輪車向歐洲和亞洲擴散，此說被稱為“大草原假說”。

　　逐水草而居是遊牧民族共同的生活規律。他們的遷徙一方面造成自身文化的擴散，另一方面也把東西方不同的文明成果傳播到更遠的地方。古印歐人不僅遷到歐洲，也遷移至中亞，南下又進入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即印度古文獻中的雅利安人，他們往南驅逐古達羅毗荼人，創造吠陀文化，把雅利安—旁遮普語族的語言帶到了印度。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前，居住在中亞草原地區，有的部落從這裡向西移入伊朗高原東部，也有的向東遷徙至中國西北地區，新疆地區發現的吐火羅文化被認為與古印歐人有關。

　　安陽殷墟出土玉器達1200件以上，其中有新疆和田玉。玉石文化透過北方草原傳播到西伯利亞地區，在貝加爾湖沿岸青銅時代早期格拉茲科沃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白玉環，形制與中國商代玉器完全相同。蘇聯考古學家吉列謝夫說：“商代的白玉西傳完全證實，在塞伊瑪時期伏爾加河和卡馬河沿岸、西伯利亞貝加爾湖沿岸與中國北方之間曾有聯絡。”

　　古代東西方交通來往的通道還有沙漠綠洲之路和海上絲路，但在人類活動的早期，沙漠綠洲之路和海上絲路的交通工具都不及草原民族的駿馬和輪車，歐亞草原民族充當了東西方文化交流最早的承擔者和推動者。

　　形成溝通歐亞大陸的草原之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郭物根據草原文化考古學資料指出，青銅時代末期和早期鐵器時代，由於馴化馬技術的成熟、氣候的變化，綿羊在畜群中所佔比重的加大，歐亞草原開始了遊牧化的程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倬雲認為，歐亞大陸間遊牧的草原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開始有擴散的現象，其原因之一是以畜牧為生的族群人口增加，二是牧人們學會了騎馬，三是草原上氣候乾燥，生活環境惡劣。中亞遊牧民族的大遷徙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公元前2000年，第二個階段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第三個階段始於公元前700年左右。商周時期，中國北部和西北部都承受了來自草原遊牧民族擴張的壓力，與戎狄的長期戰事就是例證。

　　中亞遊牧民族擴散的第三次浪潮與草原氣候變化有關。據竺可楨研究，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國地區曾有一段寒冷時期，至春秋時逐漸變暖。嚴寒迫使遊牧民遷移，溫暖的氣候適宜草原民族的生活和繁衍，草原人口畜群的增加會造成對水草的爭奪，同時也會向周王朝的領地進行侵擾。當週王朝衰落不能有效抵制其進犯時，西北地區不免受其襲擾，幽王之死與平王東遷皆與此相關。

　　秦穆公時征服“西戎八國”，向西北開疆拓土，迫使活動在河西走廊的允姓之戎和部分大夏人西遷，允姓之戎即塞人。月氏西遷時，也驅趕允姓之戎和大夏人向西遷徙，“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這造成歐亞草原民族遷徙的連鎖反應，居住在伊犁河流域與楚河流域的斯基泰人被迫離開西遷，斯基泰人向西挺進，又迫使黑海之濱的西米里安人西遷。在公元前2000年以來歐亞草原民族遷徙的背景下，隨著斯基泰人西遷，一條溝通歐亞大陸之間的草原之路形成了。

　　公元前7世紀後期，希臘詩人阿里斯提士的長詩《阿里麻斯比》對歐亞大陸間草原遊牧民族活動有所記載，“阿里麻斯比”（獨目人）是居住在裡海與中亞草原間遊牧的塞人部落。阿里麻斯比以東還居住著希帕波里亞人，即中國文獻中的月氏人。往東與蒙古高原相通的大道有三道。第一道在東及巴爾喀什湖西緣時，從東南折向楚河谷地，而後進入伊犁河流域。從這裡沿著天山北麓一直向東，直到東端的博格達山以北。從博格達山北麓向北，還可以走向蒙古高原的西部。第二道，從伊犁河流域偏向東北，進至準噶爾盆地，直抵阿爾泰山西南山麓；或者從東欽察草原東進至額爾齊斯河中游，沿著其支流的河谷和宰桑湖南緣進至阿爾泰山。在阿爾泰山脈上，有不止一處可以越過的通道，著名的達坂（意為“山口”）有三個，即烏爾莫蓋提、烏蘭和達比斯。第三道從東欽察草原東緣向東，渡過額爾齊斯河抵達鄂畢河，然後沿著鄂畢河上游卡通河谷地進至蒙古草原。

　　　在文明互動中發揮重要作用

　　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中國和希臘之間的交流，就是靠中國農耕文化與西北遊牧文化接觸和交流，然後又透過草原遊牧民族繼續向西傳遞而實現的，歐亞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充當了中國絲綢和西域文明的中間商和販運者。因此，這條由遊牧民族活動形成的歐亞草原之路被稱為“斯基泰貿易之路”。

　　中國古代文獻中有西北草原民族“禿頭人”“獨目人”和塞人的記載。《山海經·海外北經》記載“海外自西北陬至東北陬”之國有“一目國”。《漢書·西域傳》中有塞人、塞種。匈奴強盛時，勢力向西擴充套件，月氏人西遷，侵入塞人的居住地，導致塞族的分散。一部分南下征服罽賓等地，一部分留居故地。後來由於匈奴的逼迫，烏孫人西遷，又侵入這一地區，大月氏人則繼續西遷。留下的這一部分塞人與烏孫人混合，史籍中所稱的塞人，大約與西方和印度記載中所稱塞西安人、薩爾馬西安人、釋迦人同族。周穆王西征，中國的絲綢已經傳至歐亞草原上活動的斯基泰人，又透過斯基泰人傳到更遠的地方。俄羅斯巴澤雷克墓、克里米亞半島刻赤和德國斯圖加特市霍杜夫村古墓中發現的公元前五六世紀至公元二三世紀的中國絲織品，勾勒出中國絲綢沿歐亞草原西運的路線。出現在公元前五六世紀希臘藝術中的人物，身著輕薄透明的衣物，被認為是中國絲綢布料。

　　文化交流是雙向的，透過歐亞草原傳播的並不只是中國絲綢。馬的馴化和以馬駕車最早是中亞遊牧民族的成果，鹿石文化遍佈歐亞草原各地，西方的金銀器很早就在歐亞草原地帶擴散，歐亞草原西部的青銅文化進入中國新疆。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的西遷，蒙古人的西征，都是發生在歐亞草原的重大事件，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發生重要影響。當鮮卑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權時，東西方之間的草原絲綢之路進入了一個高潮時期。從中國新疆地區經過中國北方草原，直到北韓半島、日本，考古發現的西方器物，都揭示出歐亞草原之路在東西方文明互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