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該誰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那麼，就很有意思了，於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的罷。”（魯迅通訊《復呂蘊儒》）

此節雖是通訊，但議論之深入，文字的曲折生趣，實在可以給人理智和情感兩方面的啟迪（現今的許多雜文，實在應該留意學習魯迅對文字的講究和喜愛）。

第二節，聶紺弩引了魯迅名文《論諷刺》中的文字：

假如你到四馬路去，看見雉妓在拖住人，倘大聲說：‘野雞在拉客’，那就會被她罵你是“罵人”。……但事實呢，卻的確是‘野雞在拉客’，不過只可心裡知道，說不得，在萬不得已時，也只能說“姑娘勒浪做生意”，……這才不是罵人……

魯迅這段話的意思是，有時所謂“罵人”，其實不過是寫實，是道破真相而已；對於社會惡現象，有時是常常需要揭破遮掩的“罵人”手段的。

對於沈從文說魯迅“冷嘲”，聶紺弩引了魯迅《什麼是“諷刺”？》中的一節：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這便是所謂“冷嘲”。

那麼，怎麼來證明魯迅不是自己文章中所說的“冷嘲”呢？聶紺弩又反轉來引沈從文的文章：

沈先生就說魯迅“態度積極”，作品“感慨沉痛”。既然態度積極，就不是毫無善意和熱情；既然感慨沉痛，就不是讀者得到的只是不足取，無可為——也就不是冷嘲。

用別人的文字來反證別人的誤判，聶紺弩可稱是繼承了魯迅衣缽之高手。

至於說魯迅“厭憎”、“憎恨”，聶紺弩引用了魯迅當年專門針對沈從文的《七論“文人相輕”——兩傷》文中的一節：“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聶紺弩在這裡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和議論：“說魯迅的作品裡有很多憎恨的感情……我個人是並不抱什麼反感的。”為什麼呢？“以為愛與憎只是絕對相反，而毫無相成之處，似乎不算知言。”由此申說開去：“有所愛，就不能不有所憎；只有憎所應憎，才能愛所當愛。”無論從當時或今天看，聶紺弩的這段話，都是理解魯迅文章中“冷嘲”和有所“憎恨”的人應予特別體會的。

文章末，聶紺弩帶有總括性地表述：“我們常常說：魯迅一生的歷史就是戰鬥的歷史，其實只說了一面，就另一面說，魯迅的歷史就是被‘社會’圍剿的歷史。”這就把魯迅文章背景介紹清楚了。把這兩面結合起來，魯迅文字，包括“罵世”、“冷嘲”、“憎恨”等種種情態，就可以有清楚的現實基礎可以解說了。聶紺弩在桂林寫作發表的文字，也許沈從文當時並沒有讀到，但是，沈從文在這一時期，還專門寫有《學魯迅》一文，以別緻的文筆和思路又對魯迅做了種種闡釋。他從主要方面說：

魯迅先生貢獻實明確而永久。分別說來，有三方面特別值得記憶和敬視：

一，於古文學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處。

二，於否定現實社會工作，一支筆鋒利如刀，用在雜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虛偽，自大，空疏，墮落，依賴，因循種種弱點的要害。強烈憎恨中復一貫有深刻悲憫浸潤流注。

三，於鄉土文學的發軔，作為領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筆，從教條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挹取滋養，新文學的發展，進入一新的領域，而描寫土地人民成為近二十年文學主流。

至於對工作的誠懇，對人的誠懇，一切素樸無華性格，尤足為後來者示範取法。

這樣的評述，從一個有相當創作成就的作家口中說出，應當說是領會深刻的。從內容看，將魯迅的古籍整理、雜文小說創作都充分估價了其成績。值得注意的，是說到“一支筆鋒利如刀”的雜文時，有“強烈憎恨中復一貫有深刻悲憫浸潤流注”的認識。這是否是沈從文教學中重讀了魯迅雜感後的新領會，不得而知，不過卻恰恰照應了聶紺弩的辯駁文字。沈從文在行文時，間或有偏執帶情緒的一面，但是，他的領會力實在相當高明，也能夠隨時補充自己的不完善見解。

述及魯迅為人的幾句，著實令人感動。“對工作的誠懇，對人的誠懇，一切素樸無華性格，尤足為後來者示範取法。”這就更全面了。當時許多人以為魯迅“偏狹”，就連沈從文亦說他“憤激”、“罵世”云云，可沈從文卻同時看到了魯迅的“誠懇”和“素樸無華”，這是高人一等、超越一般情緒的深見解。

其實魯迅亦是如此。雖然他對沈從文時有看法，但在1933年2月與美國作家斯諾的談話中，這樣說：“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茅盾、丁玲女士、張天翼、郁達夫、沈從文和田軍是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將沈從文排入新文學運動以來出現的“最好作家”之列，魯迅是眼光精確同時心懷闊大的。

我們有時較多注意到作家間的相互爭辯，卻不大留意他們間的相互理解甚至欣賞。用聶紺弩的話說，未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將這兩方面綜合起來，我們對文壇及文藝家間的熱鬧論爭，看得也許會平衡一些。

雖然經過一番辯駁，沈從文與聶紺弩之間倒並沒有生出什麼嚴重結果。沈從文弟子汪曾祺在沈從文的文物與藝術研究文集《花花朵朵罈罈罐罐》的代序言中，恰好談及於此：

沈先生的捱罵，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對他的大罵，大概有三次。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從桂林發動，有幾篇很銳利的文章，我記得有一篇是聶紺弩寫的。聶紺弩我後來認識，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他後來也因黃永玉之介去看過沈先生，認為那完全是一場誤會。聶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無芥蒂。

魯迅的罵人是其文章的一大特點，主要體現在他那如刀鋒的雜文裡，而且都是有感而發，可以說是彈無虛發。據魯母(一說朱安)說，"大先生"寫文章前自己先氣個半死，再把一腔怒火化為犀利的文章，直刺論敵的胸膛。天天這樣氣鼓鼓的，傷心傷身，難怪魯迅命短早逝，太可惜了。魯迅性子剛烈，罵人威力無比，被他罵的人恐怕一輩子也翻不了身。一句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叫梁實秋終身背伏其臭名聲，雖說也是大儒，文章錄入大中語文課本也不管用。一句流氓加才子，人們立刻想到是郭沫若。郭老大名鼎鼎的大學問家，中國社科院首任院長，文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小說戲劇詩詞歌賦樣樣牛逼，魯迅一句評語就給他定了性，想“翻案"？改變人們固有認識，難，難上加難！一篇《紀念劉和珍君》，把楊蔭榆校長.陳源教授訂上了恥辱柱。這個有點爭議，因為楊老校長為救學生遭日寇槍殺，實為抗日英雄，巾幗不讓鬚眉。魯迅有時也會罵錯人的。綜上所述，魯迅聽罵主要針對時弊，有進步意義，對當時社會確起到振耳發聵的作用，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也不是都罵得對，用詞都準確，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

沈從問文評價魯迅：他“俯首甘為孺子牛”,他一生都為改變整個民族的命運忙碌著；年輕時看到整個民族病弱的狀態激發了他學醫救國的志向,後來在日本學習過程中認識到華人是病在思想上,因此棄醫從文,決心用自己手中的筆改變華人的思想；他的著作無數,其中《阿Q正傳》、《孔已己》、《藥》、《狂人日記》等都深刻反映了當時畸形社會下人們真實的生活狀態和思想狀況.他的著作對當時的社會尤其是青少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站在能站到的最高點，踮起腳眺望南方——猶如當年的沈從文先生站在北京回望著故鄉。他的筆，只要一寫到湘西，寫到他所熟悉的河流及水上岸邊風物，寫到他認識且關懷的、在社會底層掙扎而生命頑強的那一類人物命運，就彷彿生出一種魔力來，雲淡風輕之間，平常人事便生出美的瑩光。同時，他以他寬容的心靈以及慈悲的襟抱，關照著湘西人民對艱難的忍耐和給內心加諸的壓抑，表達著他對湘西人民深切的同情和愛護。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語），同是反映普通民眾的麻木與無知，沈從文先生卻將這一切化為詩意的描述，這詩意之中所隱藏的對所有湘西人的熱愛與不忍，甚至是憐惜和寵溺，叫人讀來不由得不如芒在背——試想，那樣的麻木與無知，若是發生在一個陌生人身上，我們照例是憤恨的，然而，若他們，是你的父母，是你的親人，是你所熟悉並帶有感情的人，我知道，你定然和我一樣，不，定然和他一樣，會帶著那許許多多的不忍與同情！而，帶著那許許多多的不忍與同情的你，我，還有沈老，是善良的。

看沈從文先生的照片：嘴角靜靜的微笑，眼鏡後面閃著平和的目光——你可以理解他文字中浸潤著的感傷悲涼的情調，舒緩自然的筆致，還有那灌注了太多美麗渴望的文字……不禁想起他《生命》起始一句那含著淡淡傷感的話：“我好像為什麼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生命原本無所謂高貴、低賤。而那些驕傲無知的人以生活貧富標準的好壞武斷的評判了生命本身。沈從文先生冷靜的看著這樣既成的事實，但他只是用那悲憫的情懷，環抱著那一方熱土，守護著那裡的靜謐。

而我想說的是，80年代的我們，從小接受著教育，知識教會我們自知、自省。生命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我們不能壓抑，不能浪費，甚至不能猶豫彷徨。我們要勇於面對自我，敢於實現自我，要知道，真實的活著比什麼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