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發現於唐初，共十枚，高約二尺，徑約三尺，分別刻有大篆四言詩一首，共十首，計七百一十八字。內容最早被認為是記敘周宣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宋代鄭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論”開始盛行，清末震鈞斷石鼓為秦文公時物，民國馬衡斷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斷為秦襄公時物，今人劉星、劉牧則考證石鼓為秦始皇時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殘，北宋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範氏《天一閣》藏本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馬薦”鼓已一字無存。原石現藏故宮博物院石鼓館。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為四言詩，為中國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記述秦皇遊獵之事，也稱“獵碣”。字型在古文與秦篆之間，一般稱為“大篆”，石鼓刻於秦前還是秦後，考古界無定論。郭沫若鑑定認為應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時期的作品。劉星、劉牧《石鼓詩文復原譯釋》[1]研究認為石鼓文產生於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書令下三十日之內一段時間的可能性較大。石鼓文是學習篆法的珍貴資料，近代書家吳昌碩臨寫石鼓造詣極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臨習時的借鑑。----《古代碑帖鑑賞》費聲騫2013年1月1日《國家人文歷史》雜誌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國九大鎮國之寶。主周說“主周說”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說、成王說、宣王說等多種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說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葛立方《韻語陽秋》引韋應物《石鼓歌》：“周文大獵兮岐之陽”等，認為石鼓為西周文王時之遺物。但韋詩原句為“周宣大獵兮岐之陽”，故“文王說”的出現應與上述二人誤將韋詩中“周宣”引為“周文”有關。儘管“文王說”立論依據並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場，明代朱國祚《石鼓歌》中仍有“疑義莫定文成宣”這樣的看法。 2.西周成王說持此論者有董逌《廣川書跋》、程大昌《雍錄》、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傳·昭公四年》記載：“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注曰：“成王歸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陽”，且石鼓出土於陳倉並又有與畋獵有關的詩句，於是便以為石鼓記載的畋獵之事與成王大狩之事相合，從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說此說產生於唐初，最早是貞觀時書法家吏部尚書蘇勖於《記敍》卷首提出：“世鹹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李嗣真於《書後品》中贊同。後經張懷瓘在《書斷》中推理，從而得出“石鼓文”為“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也”之論斷。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時焚燬殆盡，秦漢之後很少存留此類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書，辨認無據，於是“史籀說”便成了定論。韋應物因以“諷”而刻詩不好解釋，故在《石鼓歌》中將張懷瓘之“蓋諷宣王畋獵”，改為了“大獵刻石表功”。“宣王說”另一立論依據是因石鼓詩文類《詩》之《車攻》、《吉日》等詩篇，而《車攻》、《吉日》乃是讚美宣王的畋獵詩，於是認為石鼓詩文也應出於此時。這種看法與“史籀說”相呼應，造成了巨大聲勢。“宣王說”影響很廣，唐宋學者也多認從之，其後又得清康熙與乾隆皇帝的認同。直至清末民國初，隨著“主秦說”逐漸佔據上風，“宣王說”方漸漸淡出，但仍未見尾，至今還有部分支持者。[1]主秦說“主秦說”大概有十幾種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獻公、秦惠文王等說。1.秦襄公說楊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對“襄公說”進行了進一步論證，並提出了石鼓“建畤說”的看法。其據《元和郡縣誌》記載，認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與三畤之一的建立有關；又據《汧殹》鼓“汧殹沔沔”與《霝雨》鼓“汧殹洎洎”等與汧水有關的詩句，以及《而師》鼓“天子□來，嗣王始□”詩句中出現的“天子”與“嗣王”稱謂等，認為“石鼓文”內容與襄公八年護送平王東遷和建畤的史實相合，石鼓應是襄公時代之遺物。之後，張光遠在《先秦石鼓存詩考簡說》等文中，進一步認為石鼓產生於襄公十年，詩歌作者是太史由。2.秦文公說清末震鈞《石鼓文集註》和《天咫偶聞》中認為石鼓詩文內容與《史記·秦本紀》所記載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謂之會”等史實相符，而提出此說。其認為：“考《史記·秦記》，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贏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佔曰吉，即營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樹則裡’，皆言營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車）皆言獵事，則七百人東獵事有據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與公雜見，豈有宣王獵碣既稱天子複稱公之理？則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羅振玉、馬敘倫、許莊叔、宋鴻文、楊壽祺、尹博靈、李鐵華等皆支援此說，只是各自立論的依據並不完全相同，石鼓產生的具體時間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別。3.秦德公說王國維《觀堂集林·別集》等文中認為石鼓文字與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銘文，體勢與血脈相承，蓋一時所鑄。其從文字字型等角度對石鼓文字進行了分析，認為石鼓應作於德公遷雍之後。段颺在《論石鼓乃秦德公時遺物及其他——讀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後》一文中認為《作原》鼓內容與德公遷都於雍，整飭三畤原有關，《而師》鼓“天子”與“嗣王”應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論石鼓的時代》等文中支援“德公說”，認為石鼓為雍城初建時所刻。4.秦宣公說主張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論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說》等。李仲操認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則石鼓的刻石年代應在這年”，《而師》鼓“天子”當指周惠王，“嗣王”當指王子頹。其說因認為石鼓出土地點與宣公作密畤地點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載的周天子平息內亂的時間與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論。張啟成在《論石鼓文作年及其與詩經之比較》文中對李仲操“宣公說”進行了補充。胡建人也同樣認為石鼓為秦宣公陳倉作密畤時所刻。5.秦穆公說此說為原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在《石鼓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張，他認為石鼓乃穆公稱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賀時所刻。其文列舉了秦十二器文字與石鼓文字相對照，再以“殹”字用法為例證，在鄭樵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石鼓文”乃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從此說。6.秦景公說主張者有王輝《<石鼓文·吳人>集釋——兼再論石鼓文的時代》、徐寶貴《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輝以鳳翔秦公大墓考古發現為依據，認為石鼓文與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風格極相似，應為同一時期所作，而認為石鼓產生於“景公時的可能性極大，厲共公時的可能性極小”。徐寶貴則從“石鼓文”字形以及與《詩經》關係、所反映的史實等出發，認為“石鼓文的詩”為襄公時所作，內容描寫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規模盛大的田獵活動”，而文字則是秦景公時所寫所刻，石鼓的“絕對時代當在春秋中晚期之際——秦景公時期”。7.秦哀公說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書法與研究》等文中以為“得新證於石鼓本身《吳人》石”，認為石鼓詩歌內容記載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吳大戰的史實，《虞人》鼓“吳人”即是春秋時“吳華人”，而得出了石鼓為哀公三十二年“秦師勝吳人凱旋後之刻石”這一看法。徐暢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援此“凱旋說”。8.秦靈公說最先主張此說的為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唐蘭。其在《石鼓文刻於靈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再因《呂氏春秋·音初》認為的秦穆公時才有詩歌，於是認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時代。其又透過“朕”與“吾”等人稱代詞使用的關係，認為秦景公時代的銅器還都用“朕”，秦惠文王時的《詛楚文》卻用“吾”，而石鼓用“吾”、“餘”、“我”而不用“朕”，進一步推斷石鼓產生年代應在景公之後，跟詛楚文時代接近。同時又據文獻記載的靈公作吳陽上下畤以祭黃帝、炎帝，於是斷定“石鼓文”作於秦靈公時代。蘇瑩輝、那志良等從之。後唐蘭改變了看法，更改為“獻公說”。9.秦獻公說唐蘭1958年發表《石鼓年代考》時提出此說。他從銘刻、文學史、新語彙、字形、書法、發現地、石次內容、地望等八個方面，詳細地論證了石鼓文只能產生於戰國時期，並結合文獻記載，進一步認為石鼓產生於獻公十一年。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說鄭樵《石鼓音序》、羅君惕《秦刻十碣考釋》、程質清《石鼓文試讀》等支援此說。鄭樵以“殹、??”二字見於秦斤、秦權，並透過文字比較和對“天子”、“嗣王”的分析，認為石鼓為秦物，認為石鼓產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羅君惕等亦透過文字等比較分析，對始皇“書同文”前後文字進行了比較與量的統計，其認為時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斷石鼓產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間。11.其它還有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認為石鼓產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黃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關諸問題》，陳昭容《秦公簋的時代問題：兼論石鼓文的相對年代》等認為石鼓產生於春秋戰國之間，等等。[1]主漢、北魏及宇文周等說1.“漢說”始於清代武億《金石跋》。其因《鑾車》鼓“趍趍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發現於唐初，共十枚，高約二尺，徑約三尺，分別刻有大篆四言詩一首，共十首，計七百一十八字。內容最早被認為是記敘周宣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宋代鄭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論”開始盛行，清末震鈞斷石鼓為秦文公時物，民國馬衡斷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斷為秦襄公時物，今人劉星、劉牧則考證石鼓為秦始皇時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殘，北宋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範氏《天一閣》藏本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馬薦”鼓已一字無存。原石現藏故宮博物院石鼓館。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為四言詩，為中國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記述秦皇遊獵之事，也稱“獵碣”。字型在古文與秦篆之間，一般稱為“大篆”，石鼓刻於秦前還是秦後，考古界無定論。郭沫若鑑定認為應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時期的作品。劉星、劉牧《石鼓詩文復原譯釋》[1]研究認為石鼓文產生於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書令下三十日之內一段時間的可能性較大。石鼓文是學習篆法的珍貴資料，近代書家吳昌碩臨寫石鼓造詣極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臨習時的借鑑。----《古代碑帖鑑賞》費聲騫2013年1月1日《國家人文歷史》雜誌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國九大鎮國之寶。主周說“主周說”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說、成王說、宣王說等多種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說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葛立方《韻語陽秋》引韋應物《石鼓歌》：“周文大獵兮岐之陽”等，認為石鼓為西周文王時之遺物。但韋詩原句為“周宣大獵兮岐之陽”，故“文王說”的出現應與上述二人誤將韋詩中“周宣”引為“周文”有關。儘管“文王說”立論依據並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場，明代朱國祚《石鼓歌》中仍有“疑義莫定文成宣”這樣的看法。 2.西周成王說持此論者有董逌《廣川書跋》、程大昌《雍錄》、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傳·昭公四年》記載：“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注曰：“成王歸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陽”，且石鼓出土於陳倉並又有與畋獵有關的詩句，於是便以為石鼓記載的畋獵之事與成王大狩之事相合，從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說此說產生於唐初，最早是貞觀時書法家吏部尚書蘇勖於《記敍》卷首提出：“世鹹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李嗣真於《書後品》中贊同。後經張懷瓘在《書斷》中推理，從而得出“石鼓文”為“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也”之論斷。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時焚燬殆盡，秦漢之後很少存留此類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書，辨認無據，於是“史籀說”便成了定論。韋應物因以“諷”而刻詩不好解釋，故在《石鼓歌》中將張懷瓘之“蓋諷宣王畋獵”，改為了“大獵刻石表功”。“宣王說”另一立論依據是因石鼓詩文類《詩》之《車攻》、《吉日》等詩篇，而《車攻》、《吉日》乃是讚美宣王的畋獵詩，於是認為石鼓詩文也應出於此時。這種看法與“史籀說”相呼應，造成了巨大聲勢。“宣王說”影響很廣，唐宋學者也多認從之，其後又得清康熙與乾隆皇帝的認同。直至清末民國初，隨著“主秦說”逐漸佔據上風，“宣王說”方漸漸淡出，但仍未見尾，至今還有部分支持者。[1]主秦說“主秦說”大概有十幾種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獻公、秦惠文王等說。1.秦襄公說楊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對“襄公說”進行了進一步論證，並提出了石鼓“建畤說”的看法。其據《元和郡縣誌》記載，認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與三畤之一的建立有關；又據《汧殹》鼓“汧殹沔沔”與《霝雨》鼓“汧殹洎洎”等與汧水有關的詩句，以及《而師》鼓“天子□來，嗣王始□”詩句中出現的“天子”與“嗣王”稱謂等，認為“石鼓文”內容與襄公八年護送平王東遷和建畤的史實相合，石鼓應是襄公時代之遺物。之後，張光遠在《先秦石鼓存詩考簡說》等文中，進一步認為石鼓產生於襄公十年，詩歌作者是太史由。2.秦文公說清末震鈞《石鼓文集註》和《天咫偶聞》中認為石鼓詩文內容與《史記·秦本紀》所記載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謂之會”等史實相符，而提出此說。其認為：“考《史記·秦記》，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贏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佔曰吉，即營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樹則裡’，皆言營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車）皆言獵事，則七百人東獵事有據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與公雜見，豈有宣王獵碣既稱天子複稱公之理？則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羅振玉、馬敘倫、許莊叔、宋鴻文、楊壽祺、尹博靈、李鐵華等皆支援此說，只是各自立論的依據並不完全相同，石鼓產生的具體時間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別。3.秦德公說王國維《觀堂集林·別集》等文中認為石鼓文字與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銘文，體勢與血脈相承，蓋一時所鑄。其從文字字型等角度對石鼓文字進行了分析，認為石鼓應作於德公遷雍之後。段颺在《論石鼓乃秦德公時遺物及其他——讀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後》一文中認為《作原》鼓內容與德公遷都於雍，整飭三畤原有關，《而師》鼓“天子”與“嗣王”應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論石鼓的時代》等文中支援“德公說”，認為石鼓為雍城初建時所刻。4.秦宣公說主張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論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說》等。李仲操認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則石鼓的刻石年代應在這年”，《而師》鼓“天子”當指周惠王，“嗣王”當指王子頹。其說因認為石鼓出土地點與宣公作密畤地點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載的周天子平息內亂的時間與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論。張啟成在《論石鼓文作年及其與詩經之比較》文中對李仲操“宣公說”進行了補充。胡建人也同樣認為石鼓為秦宣公陳倉作密畤時所刻。5.秦穆公說此說為原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在《石鼓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張，他認為石鼓乃穆公稱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賀時所刻。其文列舉了秦十二器文字與石鼓文字相對照，再以“殹”字用法為例證，在鄭樵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石鼓文”乃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從此說。6.秦景公說主張者有王輝《<石鼓文·吳人>集釋——兼再論石鼓文的時代》、徐寶貴《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輝以鳳翔秦公大墓考古發現為依據，認為石鼓文與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風格極相似，應為同一時期所作，而認為石鼓產生於“景公時的可能性極大，厲共公時的可能性極小”。徐寶貴則從“石鼓文”字形以及與《詩經》關係、所反映的史實等出發，認為“石鼓文的詩”為襄公時所作，內容描寫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規模盛大的田獵活動”，而文字則是秦景公時所寫所刻，石鼓的“絕對時代當在春秋中晚期之際——秦景公時期”。7.秦哀公說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書法與研究》等文中以為“得新證於石鼓本身《吳人》石”，認為石鼓詩歌內容記載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吳大戰的史實，《虞人》鼓“吳人”即是春秋時“吳華人”，而得出了石鼓為哀公三十二年“秦師勝吳人凱旋後之刻石”這一看法。徐暢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援此“凱旋說”。8.秦靈公說最先主張此說的為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唐蘭。其在《石鼓文刻於靈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再因《呂氏春秋·音初》認為的秦穆公時才有詩歌，於是認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時代。其又透過“朕”與“吾”等人稱代詞使用的關係，認為秦景公時代的銅器還都用“朕”，秦惠文王時的《詛楚文》卻用“吾”，而石鼓用“吾”、“餘”、“我”而不用“朕”，進一步推斷石鼓產生年代應在景公之後，跟詛楚文時代接近。同時又據文獻記載的靈公作吳陽上下畤以祭黃帝、炎帝，於是斷定“石鼓文”作於秦靈公時代。蘇瑩輝、那志良等從之。後唐蘭改變了看法，更改為“獻公說”。9.秦獻公說唐蘭1958年發表《石鼓年代考》時提出此說。他從銘刻、文學史、新語彙、字形、書法、發現地、石次內容、地望等八個方面，詳細地論證了石鼓文只能產生於戰國時期，並結合文獻記載，進一步認為石鼓產生於獻公十一年。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說鄭樵《石鼓音序》、羅君惕《秦刻十碣考釋》、程質清《石鼓文試讀》等支援此說。鄭樵以“殹、??”二字見於秦斤、秦權，並透過文字比較和對“天子”、“嗣王”的分析，認為石鼓為秦物，認為石鼓產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羅君惕等亦透過文字等比較分析，對始皇“書同文”前後文字進行了比較與量的統計，其認為時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斷石鼓產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間。11.其它還有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認為石鼓產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黃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關諸問題》，陳昭容《秦公簋的時代問題：兼論石鼓文的相對年代》等認為石鼓產生於春秋戰國之間，等等。[1]主漢、北魏及宇文周等說1.“漢說”始於清代武億《金石跋》。其因《鑾車》鼓“趍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