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談到，被諸多出版社、諸多“當代國學家”力推的“曾國藩名著《冰鑑》”，不但是一本超級爛書，而且根本就不是曾國藩寫的。
這裡再說一下另一本所謂的“曾國藩名著”《挺經》。
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挺經》封面
一、曾國藩沒寫過《挺經》
與《冰鑑》一樣，這本書也很爛，也不是曾國藩寫的。
翻查正規的曾國藩文集，無論是曾死後李鴻章等人編撰的《曾文正公全集》，還是嶽麓書社上世紀九十年代整理出版的《曾國藩全集》，都找不到所謂《挺經》的蹤影。市面上所有以《挺經》為名的圖書，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的產物，是出版社追趕“曾國藩熱”而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產品”。創造的具體方法，是輯錄一堆曾國藩的家書、日記和文章，再以編寫者自己對“挺”字的認知為漿糊，把這些家書、日記和文章粘成一坨，然後在封面印上“曾國藩著”字樣，就算大功告成。
讀者以為自己是在看“曾國藩的《挺經》”，但他讀到的只是曾國藩的隻言片語和編寫者自以為是的漿糊。
其實，民華人也偽造過《挺經》。下圖是民國文化人劉樹鵬自己腦補出來的《挺經》，刊登在中央週刊1946年第34期上。與今人不同的是，劉樹鵬明言這三十條是自己編造的，並沒有將《挺經》弄成正兒八經的“曾國藩著”。他在文章的開篇處說得很明白：曾國藩的《挺經》沒寫成，如今已無從查考，實在是太遺憾了。所以“區區妄擬挺經”三十條，以彰顯我們湘人的氣質。
圖：劉樹鵬創作的《挺經》
二、曾國藩否定了沒寫出來的《挺經》
《挺經》這本書，唯一絕對真實的，就是《挺經》這個書名。該書名最早見於晚清筆記史料《水窗春囈》。作者是做過曾國藩幕僚的湖南湘潭人歐陽兆熊。
歐陽兆熊的原話是：
“文正一生每三變：……又（1）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2）至出辦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嘗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3）咸豐七年在江西軍中丁外艱，聞訃奏報後即奔喪回籍，朝議頗不為然。左恪靖(宗棠)在駱文忠(秉璋)幕中，肆口詆譭，一時譁然和之。(文正)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嘗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文正嘗言吾學以禹墨為體，莊老為用。可知其所趨向矣。”
這段話談的，是曾國藩處世哲學的三次變化（歐陽兆熊的理解）：（1）早年做京官，信奉儒家的程朱理學。（2）回鄉辦團練，改信申不害、韓非子的法家理念，期間有意寫一本《挺經》。（3）遭受朝廷和官僚系統（尤其是同僚）的集體詆譭與排斥後，又拋棄了法家理念，改信黃老“柔道”之術。
依據歐陽兆熊的這段敘述，可以知道：
第一，曾國藩辦團練期間，確曾動過念頭，想要寫一本書叫做《挺經》。但這本書最後並沒有寫出來。
第二，曾沒寫出來的這本《挺經》，以法家理念為底色，核心主旨是“言其剛也”。什麼叫“言其剛”？就是如商鞅、韓非所主張的那般，以嚴刑峻法治理團練，以條條框框與同僚相處，絕不通融絕不遷就。所謂“挺”，就是硬而直的意思。
第三，當代人編寫的偽書《挺經》是一本成功學讀物，曾國藩那本沒寫出來的《挺經》，帶給曾的卻是失敗。曾遇挫後拋棄了“挺”和“剛”，該走“柔道”路線。他對歐陽兆熊說自己的成功之道是“禹墨為體，莊老為用”，其中沒有了法家的“挺”和“剛”。
也就是說，曾國藩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否定了沒寫出來的《挺經》。今天流行的那些“曾國藩著《挺經》”，其實質不過是“曾國藩：我以前想寫本《挺經》；書商：我們替你寫好了”。
圖：《水窗春囈》封面
三、還有一個李鴻章版《挺經》
翻看今人杜撰的各版本《挺經》的目錄，會發現它們基本上都是十八條。且第一條肯定會講一則相同的“爭道”故事：一個挑菜擔的人，與一個挑貨擔的人，在水田的田埂上迎面碰上，誰也不願下到水田裡去給對方讓路。然後來了一位老者，他提出由自己下到水田裡，幫二人用頭頂起菜擔和貨擔。這種“挺身而出”讓挑貨擔的人過意不去，放棄僵持主動下到水田，化解了一場糾紛。
之所以是十八條，之所以要講這個故事，是因為晚清官員吳永在筆記史料《庚子西狩叢談》裡說，李鴻章告訴他曾國藩有18條《挺經》，且第一條就是這個挺身而出化解爭道糾紛的故事。
吳永做過李鴻章的幕僚。因為他是曾國藩的孫女婿（但沒有見過曾國藩），李鴻章對他頗為親近，一度讓他“晨夕左右”陪伴自己，還會將自己對朝廷的一些牢騷說給他聽，也會和他說許多當朝典故。據吳永回憶，李鴻章對他談曾國藩的《挺經》，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當時，李鴻章閒住北京賢良寺，事業遭受了巨大打擊，人生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某日，李對吳說：
“我老師的秘傳心法，有十八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我試講一條與你聽。一家子，有老翁請了貴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間就吩咐兒子，前往市上備辦餚蔬果品。日已過巳，尚未還家。老翁心慌意急，親至村口看望。見離家不遠，兒子挑著菜擔，在水塍上，與一個京貨擔子對著。彼此皆不肯讓，就釘住不得過。老翁趕上前婉語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裡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過去，豈不是兩便麼?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麼他下不得呢?老翁日：他身子矮小，水田裡恐怕擔子浸著溼，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些，可以不致於沾水，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其人曰：你這擔內，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溼，也還可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著水，便是一文不值。這擔子身分不同，安能教我讓避?老翁見抵說不過。乃挺身就近曰：來來，然則如此辦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於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岔過，再將擔子奉還。何如?當即俯身解襪脫履。其人見老翁如此，作意不過，曰：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爾擔過去。當即下田避讓。他只挺了一挺，一場爭競，就此消解。”
李鴻章還告訴吳，這個故事“便是挺經中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但說完這一條之後，李就不肯再說其他了。吳永開口請他多說一說，李的迴應是含笑揮手拒絕，說“這此一條，夠了夠了，我不說了”。李沒有再說其餘的十七條，後世之人偽造《挺經》，就只好循著李鴻章對“挺”字的理解，再憑空捏造十七條。
按歐陽兆熊的敘述，曾國藩的“挺”指的是嚴刑峻法和嚴守章程，是法家處理政務人事所主張的“剛”，也就是不搞通融，不玩彈性。與法家“挺剛”對立的是黃老“柔道”。到了李鴻章這裡，“挺”卻變成了挺身而出、堅持不退——袁世凱勸李鴻章辭職歸隱時，李明確拒絕，且回覆說“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如何擺佈？”
兩相比對，自然是歐陽兆熊的敘述更可信。給吳永講“老者挺身而出化解爭道糾紛”這個故事時，李鴻章正遭受到朝野鋪天蓋地的輿論壓力。這故事裡，其實全是他自己的影子。他其實是在把挺身而出踏入泥田的老農，對應自己“挺身而出”前往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為甲午中日兩國戰事善後。遺憾的是，吳永沒能體會到這層訊息，反追著李鴻章要聽另外十七則挺經故事。意興闌珊的李鴻章，自然只能以“夠了夠了，我不說了”作為迴應。
李鴻章這種借他人酒杯澆自身塊壘的心境與做法，學者羽戈也有精闢的洞察：
“吳永是老實人，想來不會說謊，李鴻章天馬行空，不拘小節，完全可能代老師立言，……縱觀曾國藩一生行事，論成功秘訣，與《挺經》關係實在不大，而當歸於黃老之學。……相比曾國藩，李鴻章顯然與《挺經》更加親近。他這一生，都在堅守一個‘挺’字。《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清議洶洶，積毀銷骨，幾欲殺之而後快，李瀚章見狀，給弟弟李鴻章寫信，相約一同告老還鄉，息影林泉，李鴻章不從，答以‘當與國同休戚’。這一挺，挺到了庚子年。”（羽戈，《李鴻章的＜挺經＞》，中國經營報2017年12月2日）
遺憾的是，今人偽造的《挺經》，既見不到李鴻章這種幽深的心思，也與曾國藩之“挺”風牛馬不相及。
之前談到，被諸多出版社、諸多“當代國學家”力推的“曾國藩名著《冰鑑》”，不但是一本超級爛書，而且根本就不是曾國藩寫的。
這裡再說一下另一本所謂的“曾國藩名著”《挺經》。
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挺經》封面
一、曾國藩沒寫過《挺經》
與《冰鑑》一樣，這本書也很爛，也不是曾國藩寫的。
翻查正規的曾國藩文集，無論是曾死後李鴻章等人編撰的《曾文正公全集》，還是嶽麓書社上世紀九十年代整理出版的《曾國藩全集》，都找不到所謂《挺經》的蹤影。市面上所有以《挺經》為名的圖書，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的產物，是出版社追趕“曾國藩熱”而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產品”。創造的具體方法，是輯錄一堆曾國藩的家書、日記和文章，再以編寫者自己對“挺”字的認知為漿糊，把這些家書、日記和文章粘成一坨，然後在封面印上“曾國藩著”字樣，就算大功告成。
讀者以為自己是在看“曾國藩的《挺經》”，但他讀到的只是曾國藩的隻言片語和編寫者自以為是的漿糊。
其實，民華人也偽造過《挺經》。下圖是民國文化人劉樹鵬自己腦補出來的《挺經》，刊登在中央週刊1946年第34期上。與今人不同的是，劉樹鵬明言這三十條是自己編造的，並沒有將《挺經》弄成正兒八經的“曾國藩著”。他在文章的開篇處說得很明白：曾國藩的《挺經》沒寫成，如今已無從查考，實在是太遺憾了。所以“區區妄擬挺經”三十條，以彰顯我們湘人的氣質。
圖：劉樹鵬創作的《挺經》
二、曾國藩否定了沒寫出來的《挺經》
《挺經》這本書，唯一絕對真實的，就是《挺經》這個書名。該書名最早見於晚清筆記史料《水窗春囈》。作者是做過曾國藩幕僚的湖南湘潭人歐陽兆熊。
歐陽兆熊的原話是：
“文正一生每三變：……又（1）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2）至出辦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嘗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3）咸豐七年在江西軍中丁外艱，聞訃奏報後即奔喪回籍，朝議頗不為然。左恪靖(宗棠)在駱文忠(秉璋)幕中，肆口詆譭，一時譁然和之。(文正)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嘗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文正嘗言吾學以禹墨為體，莊老為用。可知其所趨向矣。”
這段話談的，是曾國藩處世哲學的三次變化（歐陽兆熊的理解）：（1）早年做京官，信奉儒家的程朱理學。（2）回鄉辦團練，改信申不害、韓非子的法家理念，期間有意寫一本《挺經》。（3）遭受朝廷和官僚系統（尤其是同僚）的集體詆譭與排斥後，又拋棄了法家理念，改信黃老“柔道”之術。
依據歐陽兆熊的這段敘述，可以知道：
第一，曾國藩辦團練期間，確曾動過念頭，想要寫一本書叫做《挺經》。但這本書最後並沒有寫出來。
第二，曾沒寫出來的這本《挺經》，以法家理念為底色，核心主旨是“言其剛也”。什麼叫“言其剛”？就是如商鞅、韓非所主張的那般，以嚴刑峻法治理團練，以條條框框與同僚相處，絕不通融絕不遷就。所謂“挺”，就是硬而直的意思。
第三，當代人編寫的偽書《挺經》是一本成功學讀物，曾國藩那本沒寫出來的《挺經》，帶給曾的卻是失敗。曾遇挫後拋棄了“挺”和“剛”，該走“柔道”路線。他對歐陽兆熊說自己的成功之道是“禹墨為體，莊老為用”，其中沒有了法家的“挺”和“剛”。
也就是說，曾國藩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否定了沒寫出來的《挺經》。今天流行的那些“曾國藩著《挺經》”，其實質不過是“曾國藩：我以前想寫本《挺經》；書商：我們替你寫好了”。
圖：《水窗春囈》封面
三、還有一個李鴻章版《挺經》
翻看今人杜撰的各版本《挺經》的目錄，會發現它們基本上都是十八條。且第一條肯定會講一則相同的“爭道”故事：一個挑菜擔的人，與一個挑貨擔的人，在水田的田埂上迎面碰上，誰也不願下到水田裡去給對方讓路。然後來了一位老者，他提出由自己下到水田裡，幫二人用頭頂起菜擔和貨擔。這種“挺身而出”讓挑貨擔的人過意不去，放棄僵持主動下到水田，化解了一場糾紛。
之所以是十八條，之所以要講這個故事，是因為晚清官員吳永在筆記史料《庚子西狩叢談》裡說，李鴻章告訴他曾國藩有18條《挺經》，且第一條就是這個挺身而出化解爭道糾紛的故事。
吳永做過李鴻章的幕僚。因為他是曾國藩的孫女婿（但沒有見過曾國藩），李鴻章對他頗為親近，一度讓他“晨夕左右”陪伴自己，還會將自己對朝廷的一些牢騷說給他聽，也會和他說許多當朝典故。據吳永回憶，李鴻章對他談曾國藩的《挺經》，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當時，李鴻章閒住北京賢良寺，事業遭受了巨大打擊，人生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某日，李對吳說：
“我老師的秘傳心法，有十八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我試講一條與你聽。一家子，有老翁請了貴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間就吩咐兒子，前往市上備辦餚蔬果品。日已過巳，尚未還家。老翁心慌意急，親至村口看望。見離家不遠，兒子挑著菜擔，在水塍上，與一個京貨擔子對著。彼此皆不肯讓，就釘住不得過。老翁趕上前婉語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裡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過去，豈不是兩便麼?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麼他下不得呢?老翁日：他身子矮小，水田裡恐怕擔子浸著溼，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些，可以不致於沾水，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其人曰：你這擔內，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溼，也還可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著水，便是一文不值。這擔子身分不同，安能教我讓避?老翁見抵說不過。乃挺身就近曰：來來，然則如此辦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於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岔過，再將擔子奉還。何如?當即俯身解襪脫履。其人見老翁如此，作意不過，曰：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爾擔過去。當即下田避讓。他只挺了一挺，一場爭競，就此消解。”
李鴻章還告訴吳，這個故事“便是挺經中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但說完這一條之後，李就不肯再說其他了。吳永開口請他多說一說，李的迴應是含笑揮手拒絕，說“這此一條，夠了夠了，我不說了”。李沒有再說其餘的十七條，後世之人偽造《挺經》，就只好循著李鴻章對“挺”字的理解，再憑空捏造十七條。
按歐陽兆熊的敘述，曾國藩的“挺”指的是嚴刑峻法和嚴守章程，是法家處理政務人事所主張的“剛”，也就是不搞通融，不玩彈性。與法家“挺剛”對立的是黃老“柔道”。到了李鴻章這裡，“挺”卻變成了挺身而出、堅持不退——袁世凱勸李鴻章辭職歸隱時，李明確拒絕，且回覆說“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如何擺佈？”
兩相比對，自然是歐陽兆熊的敘述更可信。給吳永講“老者挺身而出化解爭道糾紛”這個故事時，李鴻章正遭受到朝野鋪天蓋地的輿論壓力。這故事裡，其實全是他自己的影子。他其實是在把挺身而出踏入泥田的老農，對應自己“挺身而出”前往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為甲午中日兩國戰事善後。遺憾的是，吳永沒能體會到這層訊息，反追著李鴻章要聽另外十七則挺經故事。意興闌珊的李鴻章，自然只能以“夠了夠了，我不說了”作為迴應。
李鴻章這種借他人酒杯澆自身塊壘的心境與做法，學者羽戈也有精闢的洞察：
“吳永是老實人，想來不會說謊，李鴻章天馬行空，不拘小節，完全可能代老師立言，……縱觀曾國藩一生行事，論成功秘訣，與《挺經》關係實在不大，而當歸於黃老之學。……相比曾國藩，李鴻章顯然與《挺經》更加親近。他這一生，都在堅守一個‘挺’字。《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清議洶洶，積毀銷骨，幾欲殺之而後快，李瀚章見狀，給弟弟李鴻章寫信，相約一同告老還鄉，息影林泉，李鴻章不從，答以‘當與國同休戚’。這一挺，挺到了庚子年。”（羽戈，《李鴻章的＜挺經＞》，中國經營報2017年12月2日）
遺憾的是，今人偽造的《挺經》，既見不到李鴻章這種幽深的心思，也與曾國藩之“挺”風牛馬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