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啊，《聖經》裡有一個所羅門王審判嬰兒的著名典故：兩個婦人告狀到所羅門王那裡，都說嬰兒是自己生的。在找不到人證、物證的情況下，所羅門王判道：“既然搞不清楚孩子是誰的，我只好依法公斷，把嬰兒一剖為二，各分一半”。
其中一個婦人聽了，忙說：“我不要了，求陛下把孩子判給她吧。”所羅門王於是知道她是真正的母親，把嬰兒判給了她，處罰了冒領嬰兒的婦人，在科學極其發達的今天，只需要化驗一下嬰兒的血液，就可以正確的作出判斷。而在古代，偵察和審判案件往往依靠個人的智慧判斷能力和邏輯推理。
印度民間傳說裡還有這樣的故事：有個求婚的男人喬裝打扮成女人，混在女人堆裡，請求聰明的公主從較遠距離把那個男子識別出來。公主叫這些婦女排成一行，迅速地向她們腿問扔一隻檸檬，叫她們接住。女人們都張開兩膝，用裙子去接檸檬，只有那男子本能地把兩腿一夾，想把檸檬夾住，於是那男子的身份立刻暴露出來。
從“審判嬰兒”和“分辨女人”這兩個故事中，不難得出偵探小說的雛形。
西方的懸疑小說主要分三大類：偵探小說、問諜小說和犯罪小說。
歷史悠久的偵探小說，起源於什麼時候？這裡就牽涉到偵探小說的定義。
有的把寫犯罪（主要是謀殺）題材的文學作品一概說成是偵探小說，因此說偵探小說起源於聖經；又說古希臘的大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劇《俄狄浦斯王》
（寫俄狄浦斯在襁褓中被遺棄荒野，長大後在不認識父母的情況下殺父娶母，後來知道了自己的罪行，弄瞎了自己的雙目以贖罪）和英國偉大詩人、戲劇家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哈姆萊特》（又譯作《王子復仇記》，寫哈姆萊特的叔父殺兄娶嫂、篡奪王位，哈姆萊特向他復仇的故事）都是偵探小說的前驅。
這些說法抹殺了偵探小說與寫犯罪題材的嚴肅文學之間的界限，顯然言不成理。當然，偵探小說作為文學的一種樣式，與文學傳統（包括民間文學）自然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英國著名女偵探小說家道洛西·賽耶斯在她一九二八年編選的短篇偵探小說集的序言中論述偵探小說發展史時，強調了東西方文學傳統對偵探小說的影響.尤其是邏輯推理和犯罪心理學兩個因素。上述印度的民間故事就是她在序言中所列舉的，藉以說明揣測人的心理對偵探小說發展的影響。西方評論界已公認美國作家愛倫·坡是偵探小說的鼻祖，因此簡略地介紹一下愛倫·坡在這方面的創作，對理解西方偵探小說的發展是很有必要的。
愛倫·坡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個主張純藝術的作家，他認為文藝的任務既不是反映客觀現實，也不是抒寫作家的內心世界，而在於創造某種“預定的氣氛”，給人以“美的享受”，這樣，他把藝術創作看成是純粹的主觀思維過程。
他最初寫詩，他的詩從“懷才不遇”的情緒出發，描寫怪誕、病態的形象，有濃重的頹廢色彩。
他從三十年代開始寫短篇小說，一生共發表了大約七十部短篇小說，各種體裁和內容的都有，其中只有五篇是偵探小說，而這五個短篇偵探小說卻對後世偵探小說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尊為寫偵探小說的五種模式。
第一篇《毛格街的謀殺案》發表於一八四一年，一個青年婦女和她母親在住處被謀殺，被害者在死時發出了連續慘叫聲，鄰居聽聞後連忙趕到，樓房的出口被死死的堵住，所以兇手決不可能從門口逃出。房內門窗緊閉，而且樓層又較高，兇手在四樓開窗逃脫的可能性幾乎沒有。然而警察破門而入時，只見屍體，不見兇手。警方逮捕了一個無辜的嫌疑犯，卻始終破不了案。
業餘偵探——杜平到了現場，發現了一些被警方疏忽的線索，用演繹推理的方法，斷定兇手是從視窗跳出去的，逃跑時撞了下百葉窗，使窗子又自動關上了。要跳窗緣著離窗約五尺半拮燈的長木杆逃跑，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被害者手中又有一些奇怪的毛髮，不象是人身上的；此外兇手似乎有超出一般人的巨大力氣，說話聲也不象是普通人的語言。從這些線索推論，杜平斷定兇手是隻大猩猩。
這個短篇小說包含了後世偵探小說的幾個基本要素：
一、錯捉嫌疑犯，警方把過多注意力用於發掘嫌疑犯的犯罪動機、方法等等，反而忽略了真正的重要證據和線索；
二、密封的犯罪現場，迷惑住一般人，使案件帶有神秘氣氛；三、用意料不到的結論破案。
業餘偵探破案成功的關鍵是兩點：
一，有較高的推理能力；
二、基築於推理能力上的敏銳觀察。
小說還體現了被後世看作“偵察科學”的兩個基本原理：
一、排除了一切不可能性以後，剩下的就是事實（不管它如何離奇和迷惑人）；
二、案情越反常，破案越容易。從藝術手法上，這個短篇也有巨大的影響。其一，它首先塑造了智慧比警方高出一籌的業餘偵探形象，這個形象成了一系列同類小說的主角；其二，故事由一個偵探的朋友講述出來，他本人的才智比偵探低，因而很崇拜偵探本人。這個手法後來被廣泛採用，包括柯南道爾寫福爾摩斯和他的朋友華生，克麗斯蒂寫保洛和他的朋友哈斯丁斯上尉，甚至包括日本漫畫《名偵探柯南》中江戶川柯南借毛利小五郎之口講述案件的來龍去脈。
愛倫·坡的第二篇偵探小說《瑪麗·羅傑之謎》更是純粹用演繹推理法解謎，業餘偵探杜平坐在家中椅中，犯罪現場什麼的從來不去，做的只是把報紙中提供的許多零星材料和線索拼湊起來，加以推論，就得出了正確的結論。
更加有趣和神奇的是，這篇小說完全是根據當時的真實案情彙總寫成的，可見愛倫·坡那時有意透過案件來考察和訓練自己偵探案件的推理能力。
真實的案情是紐約有一個年輕姑娘被謀殺，屍體漂流在紐約哈德遜河上，警方好幾個月都捉不到兇犯，輿論譁然。
愛倫·坡於是把背景移到巴黎，改換了人名、地名，把這件兇殺案改寫成小說，發表在雜誌上。由於當時案件尚未破獲，小說沒有正式結論，而是用演繹推理的方法對案情的許多關鍵問題（如犯罪的現場、人證、物證、可能的兇手）都擺出了不同的看法。
後來該案破獲，竟證明愛倫·坡的推論每一細節都是正確的。
由此可見，一些優秀的偵探小說有助於人們提高思考、觀察和推理能力，小說中的邏輯推理往往有科學根據，決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偵探小說完全是虛構、憑空捏造的。
正如福爾摩斯有一次對華生所說的：“偵察工作是——或者應該是——嚴格的科學。
第三篇偵探小說《被偷的信》主題有所不同，偵探杜平不再是個講演繹推理的邏輯學家，而成了一個智慧超群的心理學家。
小說的主題是寫一件貴重物品隱藏在大家都看得見的地方，反而沒有人去注意它。
一個宮廷貴夫人失去一封重要信件，偷信者是宮中大臣，簡直是當著第三者的面從她眼前把信拿走的，這封信的內容如若披露，就會有很大的政治影響，那大臣持信向貴夫人要挾，取得了很大的政治上的好處。
貴夫人許以重酬，委託巴黎的警察局長把信找回。
局長率人趁大臣不在時，簡直把他的寓所翻了個遍，什麼地方都找到了，甚至還叫人喬裝打扮成強盜攔劫那大臣，搜了他全身，卻始終找不到那封信。
警察局長找杜平求助，杜平不讚吹灰之力，就把那封信找到了，原來那封信被揉得皺巴巴的，跟三、四張名片一起放在大臣寫字桌邊人人看得見的信插裡！
"熟視無睹”，最明顯的事物最易被疏忽。
愛倫·坡首先把這個不吉而喻的道理用作偵探小說的主題。後來有些偵探小說家，如英國的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就常常採用這個主題。他的一篇有名的短篇小說《看不見的人》就寫一個罪犯扮成郵差，竟能自由出入一所受到嚴密監視的宅子，因為郵差在特定時刻在那裡經常出入，大家看慣了，對他也就“熟視無睹”了。
愛倫·坡關於偵探杜平的小說只有三篇，其他兩篇偵探小說的主角已不是杜平，但它們的主題和結構對後來的偵探小說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四篇《你就是兇手》寫小鎮上一個有錢人被謀殺，他的好友幫助警方搜捕兇手，找到一系列證據，結果肯定了兇手是死者的年輕侄子，把他判處死刑。
故事的敘述者（一個隱姓埋名的偵探）懷疑那些證據，對所有線索重新進行審查，發現它們都是那位“好友”偽造佈置的，終於在死刑執行前揭發出真正凶手。
這篇故事用戲劇性高潮結尾：兇手是最意想不到的人。罪犯佈置假線索迷惑警方這一手法後來也經常被人模仿。
第五篇小說《金甲蟲》寫的是密碼和隱藏的財寶。主人公由於解開了密碼，最後成功地找到了寶藏。
美國總統林肯在1860年接見美國作家豪威爾斯時說，他最愛讀愛倫·坡的推理小說，每年總要一讀再讀。據說林肯本人在當律師時，也善於用推理方法幫助當事人解決案情中的一些疑難問題。
曾經啊，《聖經》裡有一個所羅門王審判嬰兒的著名典故：兩個婦人告狀到所羅門王那裡，都說嬰兒是自己生的。在找不到人證、物證的情況下，所羅門王判道：“既然搞不清楚孩子是誰的，我只好依法公斷，把嬰兒一剖為二，各分一半”。
其中一個婦人聽了，忙說：“我不要了，求陛下把孩子判給她吧。”所羅門王於是知道她是真正的母親，把嬰兒判給了她，處罰了冒領嬰兒的婦人，在科學極其發達的今天，只需要化驗一下嬰兒的血液，就可以正確的作出判斷。而在古代，偵察和審判案件往往依靠個人的智慧判斷能力和邏輯推理。
印度民間傳說裡還有這樣的故事：有個求婚的男人喬裝打扮成女人，混在女人堆裡，請求聰明的公主從較遠距離把那個男子識別出來。公主叫這些婦女排成一行，迅速地向她們腿問扔一隻檸檬，叫她們接住。女人們都張開兩膝，用裙子去接檸檬，只有那男子本能地把兩腿一夾，想把檸檬夾住，於是那男子的身份立刻暴露出來。
從“審判嬰兒”和“分辨女人”這兩個故事中，不難得出偵探小說的雛形。
西方的懸疑小說主要分三大類：偵探小說、問諜小說和犯罪小說。
歷史悠久的偵探小說，起源於什麼時候？這裡就牽涉到偵探小說的定義。
有的把寫犯罪（主要是謀殺）題材的文學作品一概說成是偵探小說，因此說偵探小說起源於聖經；又說古希臘的大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劇《俄狄浦斯王》
（寫俄狄浦斯在襁褓中被遺棄荒野，長大後在不認識父母的情況下殺父娶母，後來知道了自己的罪行，弄瞎了自己的雙目以贖罪）和英國偉大詩人、戲劇家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哈姆萊特》（又譯作《王子復仇記》，寫哈姆萊特的叔父殺兄娶嫂、篡奪王位，哈姆萊特向他復仇的故事）都是偵探小說的前驅。
這些說法抹殺了偵探小說與寫犯罪題材的嚴肅文學之間的界限，顯然言不成理。當然，偵探小說作為文學的一種樣式，與文學傳統（包括民間文學）自然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英國著名女偵探小說家道洛西·賽耶斯在她一九二八年編選的短篇偵探小說集的序言中論述偵探小說發展史時，強調了東西方文學傳統對偵探小說的影響.尤其是邏輯推理和犯罪心理學兩個因素。上述印度的民間故事就是她在序言中所列舉的，藉以說明揣測人的心理對偵探小說發展的影響。西方評論界已公認美國作家愛倫·坡是偵探小說的鼻祖，因此簡略地介紹一下愛倫·坡在這方面的創作，對理解西方偵探小說的發展是很有必要的。
愛倫·坡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個主張純藝術的作家，他認為文藝的任務既不是反映客觀現實，也不是抒寫作家的內心世界，而在於創造某種“預定的氣氛”，給人以“美的享受”，這樣，他把藝術創作看成是純粹的主觀思維過程。
他最初寫詩，他的詩從“懷才不遇”的情緒出發，描寫怪誕、病態的形象，有濃重的頹廢色彩。
他從三十年代開始寫短篇小說，一生共發表了大約七十部短篇小說，各種體裁和內容的都有，其中只有五篇是偵探小說，而這五個短篇偵探小說卻對後世偵探小說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尊為寫偵探小說的五種模式。
第一篇《毛格街的謀殺案》發表於一八四一年，一個青年婦女和她母親在住處被謀殺，被害者在死時發出了連續慘叫聲，鄰居聽聞後連忙趕到，樓房的出口被死死的堵住，所以兇手決不可能從門口逃出。房內門窗緊閉，而且樓層又較高，兇手在四樓開窗逃脫的可能性幾乎沒有。然而警察破門而入時，只見屍體，不見兇手。警方逮捕了一個無辜的嫌疑犯，卻始終破不了案。
業餘偵探——杜平到了現場，發現了一些被警方疏忽的線索，用演繹推理的方法，斷定兇手是從視窗跳出去的，逃跑時撞了下百葉窗，使窗子又自動關上了。要跳窗緣著離窗約五尺半拮燈的長木杆逃跑，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被害者手中又有一些奇怪的毛髮，不象是人身上的；此外兇手似乎有超出一般人的巨大力氣，說話聲也不象是普通人的語言。從這些線索推論，杜平斷定兇手是隻大猩猩。
這個短篇小說包含了後世偵探小說的幾個基本要素：
一、錯捉嫌疑犯，警方把過多注意力用於發掘嫌疑犯的犯罪動機、方法等等，反而忽略了真正的重要證據和線索；
二、密封的犯罪現場，迷惑住一般人，使案件帶有神秘氣氛；三、用意料不到的結論破案。
業餘偵探破案成功的關鍵是兩點：
一，有較高的推理能力；
二、基築於推理能力上的敏銳觀察。
小說還體現了被後世看作“偵察科學”的兩個基本原理：
一、排除了一切不可能性以後，剩下的就是事實（不管它如何離奇和迷惑人）；
二、案情越反常，破案越容易。從藝術手法上，這個短篇也有巨大的影響。其一，它首先塑造了智慧比警方高出一籌的業餘偵探形象，這個形象成了一系列同類小說的主角；其二，故事由一個偵探的朋友講述出來，他本人的才智比偵探低，因而很崇拜偵探本人。這個手法後來被廣泛採用，包括柯南道爾寫福爾摩斯和他的朋友華生，克麗斯蒂寫保洛和他的朋友哈斯丁斯上尉，甚至包括日本漫畫《名偵探柯南》中江戶川柯南借毛利小五郎之口講述案件的來龍去脈。
愛倫·坡的第二篇偵探小說《瑪麗·羅傑之謎》更是純粹用演繹推理法解謎，業餘偵探杜平坐在家中椅中，犯罪現場什麼的從來不去，做的只是把報紙中提供的許多零星材料和線索拼湊起來，加以推論，就得出了正確的結論。
更加有趣和神奇的是，這篇小說完全是根據當時的真實案情彙總寫成的，可見愛倫·坡那時有意透過案件來考察和訓練自己偵探案件的推理能力。
真實的案情是紐約有一個年輕姑娘被謀殺，屍體漂流在紐約哈德遜河上，警方好幾個月都捉不到兇犯，輿論譁然。
愛倫·坡於是把背景移到巴黎，改換了人名、地名，把這件兇殺案改寫成小說，發表在雜誌上。由於當時案件尚未破獲，小說沒有正式結論，而是用演繹推理的方法對案情的許多關鍵問題（如犯罪的現場、人證、物證、可能的兇手）都擺出了不同的看法。
後來該案破獲，竟證明愛倫·坡的推論每一細節都是正確的。
由此可見，一些優秀的偵探小說有助於人們提高思考、觀察和推理能力，小說中的邏輯推理往往有科學根據，決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偵探小說完全是虛構、憑空捏造的。
正如福爾摩斯有一次對華生所說的：“偵察工作是——或者應該是——嚴格的科學。
第三篇偵探小說《被偷的信》主題有所不同，偵探杜平不再是個講演繹推理的邏輯學家，而成了一個智慧超群的心理學家。
小說的主題是寫一件貴重物品隱藏在大家都看得見的地方，反而沒有人去注意它。
一個宮廷貴夫人失去一封重要信件，偷信者是宮中大臣，簡直是當著第三者的面從她眼前把信拿走的，這封信的內容如若披露，就會有很大的政治影響，那大臣持信向貴夫人要挾，取得了很大的政治上的好處。
貴夫人許以重酬，委託巴黎的警察局長把信找回。
局長率人趁大臣不在時，簡直把他的寓所翻了個遍，什麼地方都找到了，甚至還叫人喬裝打扮成強盜攔劫那大臣，搜了他全身，卻始終找不到那封信。
警察局長找杜平求助，杜平不讚吹灰之力，就把那封信找到了，原來那封信被揉得皺巴巴的，跟三、四張名片一起放在大臣寫字桌邊人人看得見的信插裡！
"熟視無睹”，最明顯的事物最易被疏忽。
愛倫·坡首先把這個不吉而喻的道理用作偵探小說的主題。後來有些偵探小說家，如英國的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就常常採用這個主題。他的一篇有名的短篇小說《看不見的人》就寫一個罪犯扮成郵差，竟能自由出入一所受到嚴密監視的宅子，因為郵差在特定時刻在那裡經常出入，大家看慣了，對他也就“熟視無睹”了。
愛倫·坡關於偵探杜平的小說只有三篇，其他兩篇偵探小說的主角已不是杜平，但它們的主題和結構對後來的偵探小說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四篇《你就是兇手》寫小鎮上一個有錢人被謀殺，他的好友幫助警方搜捕兇手，找到一系列證據，結果肯定了兇手是死者的年輕侄子，把他判處死刑。
故事的敘述者（一個隱姓埋名的偵探）懷疑那些證據，對所有線索重新進行審查，發現它們都是那位“好友”偽造佈置的，終於在死刑執行前揭發出真正凶手。
這篇故事用戲劇性高潮結尾：兇手是最意想不到的人。罪犯佈置假線索迷惑警方這一手法後來也經常被人模仿。
第五篇小說《金甲蟲》寫的是密碼和隱藏的財寶。主人公由於解開了密碼，最後成功地找到了寶藏。
美國總統林肯在1860年接見美國作家豪威爾斯時說，他最愛讀愛倫·坡的推理小說，每年總要一讀再讀。據說林肯本人在當律師時，也善於用推理方法幫助當事人解決案情中的一些疑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