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弱國之土，存無能之人

儘管個人十分推崇法家學說，但在這個問題上，我不得不說出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韓非這個人太狹隘，從他的角度，他熱愛他的祖國南韓，但卻忘記了大一統的重要作用，天下一統才會帶來天下大治，分裂只會導致社會的退步，而不是進化。但是韓非執著的堅持保韓的愛國想法，而不肯助始皇帝一統天下，這才是他失敗的關鍵因素。

帝王之術，為臣之道

韓非將法家三派：法制派商鞅、術治派申不害、勢治派慎道的理論合為一體，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形成了一部完整的法家治國理論體系，其成就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韓非儘管精於權謀理論，但在行動上卻無法靈活運用，因為他的權謀不是為臣之謀，而是帝王之術。

《韓非子》裡面描述的都是帝王如何駕馭群臣，如何管理國家，而不是大臣怎麼做到獨善其身，防止小人陷害，對此我只能說，韓非贏得了戰略，但輸掉了細節。其實《韓非子》中的帝王之術，反過來就是為臣之道，善加運用就可以獲得真正的效果，達到獨善其身的目的。

因才招妒，關鍵之人

韓非和李斯作為荀卿的門人，屬於師兄弟關係，在從師學藝過程中，韓非的學習能力一直在李斯之上，只不過因為其口齒不夠伶俐，才轉而著書立說，發奮研究理論，而李斯則致力於入仕，跟從秦王嬴政一展平生所學。

對於韓非，李斯是既妒且恨，可偏偏始皇帝嬴政非常喜歡看韓非的文章。為了見到韓非，不惜以武力威脅要求南韓交出韓非，看著自己的既得利益，有可能被自己的師兄弟韓非所奪走，李斯是不能容忍，下牢毒殺，這就是李斯的選擇。

“韓非，韓之諸公子，終為秦不為韓”

首先，就是韓非的立場尷尬，韓非南韓公子，他最想改變的是南韓，而且身為南韓貴族也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樣選擇主君，他修習帝王之術，主張以“法”治國、理政、管理臣子，可是韓王昏庸，只圖眼前享樂，不顧後世發展，所以韓非不收重用。在這種情況下，韓非不能像李斯那樣選擇投靠別國，只一心著書，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夠影響後人。

當秦王看到韓非的著作，便十萬大軍壓境，要韓非出使秦國，秦王那個時候是仰慕韓非，崇拜韓非的，但是韓非的身份始終是他們無法跨越的一道坎，他們之間始終不能坦誠，因為韓非要的是自己國家的強大，而秦王要的是天下一統，所以當這個必然的矛盾出現的時候，韓非被下到獄中。

李斯是什麼人，李斯對秦國可謂是忠心耿耿，而且和秦王一路走來，他知道秦王的志向，也知道韓非的志向，所以無論如何韓非都不可能活著離開秦國，至於殘害賢良的壞人誰來做，罵名誰來背，都是他們內部的事情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韓非是一個務實的人，他看到事務客觀的發展規律，他了解人們內心的醜陋，他是第一個替庶民說話的統治者，他說“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他的理論深得歷代帝王的心，自漢代以來，哪個朝代不是掛儒家的羊頭，賣法家的狗肉，只不過沒捅破那窗戶紙罷了。韓非生前沒有收到重用，可惜嗎？不可惜。他的《韓非子》對後世影響之深遠。

韓非是法家集大成者，精於“刑名法學之學”，著有《韓非子》一書，共五十五篇，十萬餘字，文章構思精巧，描寫大膽，幽默。

韓非和李斯同為墨家創始人荀子的學生，李斯在秦國站穩腳跟後，韓非被其引薦給秦王嬴政，但在秦王要重用韓非之前，李斯就把韓非給毒死了。對於韓非和李斯，兩個人之間還沒有開始鬥爭，李斯就把萌芽給掐掉了。

韓非有口吃，不善言辭。在戰國後期，是像張儀蘇秦之類口舌生花的戰略家縱橫捭闔的時代，而韓非因為有口吃，不善言辭，在面見韓王時，縱使胸中有千千計，但口上卻說不出來，所以不受韓王的重用。韓非只能在家著書立作，《韓非子》便是他這一時段的作品《韓非子》流傳到秦王嬴政手裡，嬴政手不釋卷，得治韓非在南韓後，立刻發兵二十萬圍攻南韓只為要韓非。

李斯的嫉妒。李斯知道韓非的才能遠勝於他，如若秦王重用韓非，而他的抱負和地位將大大降低，所以韓非是他在秦國的障礙。於是聯合姚賈誣陷韓非，在韓非下獄後賜其一杯毒酒將昔日的同窗好友給毒死了。

才能大於權術。韓非雖有大才，但僅限於著書立作，其未參與治理秦國便已死去，我們也不敢說其為能臣。而李斯精於權術，非權術之謀，在來秦國受重用及《諫逐客書》都證明了。所以對於李斯來說，韓非就像是小學生，被其玩弄於鼓掌之中，以致慘死。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翻譯：同樣的活，同工不同酬太正常了，早年日本刷盤子能回上海買房，哪怕一國之內，同樣的工作，不同地方差距待遇也很大，一個公司正式工和臨時工待遇天差地別，我們常說人生很有多步，但關鍵的就那麼幾步，為啥，那幾個臺階你上去了，位置不一樣了，錢就不一樣了，上不去，就一輩子那樣了，真正平時乾的活，技術上你覺得差距能有多大，這就是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其實是位置比努力更重要。

明白了這個道理的李斯，離開十八線小縣城要去京滬，離開家鄉舒服安穩的小公務員生活，去京滬那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因為他覺得“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其他話記不住不要緊，這句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的現代翻譯就是“年紀越大，越沒有人會原諒你的窮”，這句詬莫大於卑賤而後被司馬遷寫成詬莫大於宮刑，人總是對自己沒有的東西戀戀不忘。馬雲還不是說：從沒想過當首富 一個月兩三萬最幸福。

這李斯雖然是荀子的學生，相當於現在清華北大畢業生，真到了咸陽，就去了當時最大的公司呂不韋門下做舍人，李斯是真懂老鼠理論的精髓，必須找一個能接近領導的崗位，官職好聽不好聽不重要，這類似某某某曾是某某某的司機，對了，那趙高也是司機，所以英雄不問出路。找一個大單位，就有機會遇到大領導，很快李斯就得到呂不韋的賞識，那就有就會面見嬴政，這時候李斯投其所好，說“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這話無論是馬屁還是事實，領導聽了都喜歡的，比如你對劉老闆說，以我們現在的使用者增長速度，老闆您的英明，很快就能超越馬老闆的公司了。

當然在秦國待著，很快就會遇到戶口問題和秦國是秦華人的秦國之類的論調，那就也會出現守住人口多少千萬的紅線，這時候要發揮自由主義者的文采，來幾句“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就是要海乃百川，有容乃大，其實移民問題既有可能國強民富，比如美帝國20世紀初那個鍍金時代，二戰猶太移民、香港經濟騰飛時候的大逃港，也可能變成五胡亂華、蠻族入侵、歐洲難民等等、這都有可能，沒明顯的對錯，但對要建功立業的遊士來說，宗旨永遠是海乃百川，唯才是舉，因為這樣的政策對自己最有利而已，對趕人政策要讓領導改變決定，千萬別說自己無法建功立業了，而要說這麼做有損大王的霸業，這論調熟悉不，如果趕人，就會影響經濟發展......等到真正天下一統，位極人臣之後，就要從憂患自己無法逆襲，變成憂患如何守住自己的地位，這時候繼續以穩定遊說皇帝，“今陛下並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要讓天下人都變得笨笨的，莫過於文字獄的玩法，絕對不允許討論國事，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就可以了，還要禁私學，卻不說李斯自己也是荀子私學而成的，總之自己上車之後，要麼無限提高其他人上車門檻，要麼讓後人上車的想法想都不要想。

政策方面玩好了，但也憂患，長子做了省長，娶得都是秦國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家裡開個Party，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騖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憂患，就是總覺得自己得到的東西好像不屬於自己，永遠覺得自己不配，那要消除不安全感，採取的做法就要要獲得更多，結果更沒安全感，位極人臣發出這樣的沒安全感的嗟嘆，估計是未來所有權貴的宿命，一生都在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中度過，永遠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所以這就理解了那些權貴，求仙拜佛，玩女人，因為不這樣尋找點刺激和安穩，那晚上是睡不著的，而路徑依賴，要獲得更多安全感，只有一條路走到黑，去佔有更多資源，無論財富、土地、聯姻、意識心態等到均需佔領，而佔領越多，也在反過來消耗自身的組織資源。最後，腰斬夷三族，說了一句“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死前這句話，堪比嵇康的廣陵散，金聖嘆死前說的“豆腐乾與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李斯骨子裡依然是一個有春秋遺風的名士，而非後代科舉取士的官僚，可惜他一手締造的利維坦吞噬中華，也吞噬了自己

庭大院、長於婦人之手的公子哥，最後成為殺伐果斷、統一中國的“始皇帝”，他憑藉的，不僅是秦國強大的軍隊，還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在他成長的過程中，吸收了各種先進科學的學說，這些都成為他最後能夠統一中國的思想根源，而其中有一種學說對他的影響最為深刻，甚至改變了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也對這種學說額開創者推崇備至，可謂是真心的“鐵桿頭號粉絲”。

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看到了他的大臣李斯獻上的一本鉅著，見其文而讚歎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是什麼人竟然有如此魅力，他的著作竟然能引得是始皇帝能生出“能一起游完就死而無憾”地感慨呢？

“結巴”的雄辯者

這個人名叫韓非，戰國晚期南韓人，韓王室諸公子之一，他以前是李斯的同學，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

韓非子口吃（結巴），雖然不善言談，但是善於著述。韓非與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子博學多能，才學超人，思維敏捷，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子寫起文章來氣勢逼人，堪稱當時的大手筆。凡是讀過他的文章的人，幾乎沒有不佩服他的才學的。

韓非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認為是陰謀學家，韓非的著作一大部分關於陰謀。

南韓在戰國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國家，韓非身為南韓公子，目睹南韓日趨衰弱，曾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安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採納。這使他非常悲憤和失望。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容於時的憤懣。

鐵桿粉絲的瘋狂追星

韓非的書流傳到秦國，由老同學李斯獻給了年輕有為的秦王嬴政。嬴政博覽群書，可沒有一部書能給他如此說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感受。

作為一個玩弄政治的行家裡手，看到《韓非子》的嬴政大有一種“吾道不孤”的感覺。

嬴政大體廓清了《韓非子》概貌，一時萬般感慨。透過多年政治鬥爭練就的“火眼金睛”，年青的秦王認定，《韓非子》無疑將成為傳之千古的法家鉅作。這部新派法家大書前所未有地博大淵深，初讀之下難以揣摩其精華所在，精讀之後方能領略其堅不可摧。特別是是將法家法、術、勢熔於一爐而重新構築出一個宏大的法家學陣。

對於以商鞅為軸心的法治派，《韓非子》一如《商君書》明晰堅定，除了更為具體，倒看不出有何新創。這一點，很令景仰商鞅的秦王欣慰，認定韓非是繼商鞅之後最大的法家正宗。很多自己想到了的，書中說的很明白，很多還沒有想到的，《韓非子》為秦王的思緒指明瞭道路。一時之間，一種崇拜之情油然而生，感慨道：“這輩子如果能和他一起游完，人生都沒有什麼遺憾了。”

嬴政畢竟不是一般人，想到就要付諸行動。於是史上最“興師動眾”的追星行動開始了。

霸氣外露的秦王為了能見到“偶像”，虎軀一震，秦國軍隊頓時雲集秦韓邊界，下達了最後通牒：“交出韓非，或者戰爭！”

南韓君臣登時就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七雄之末”如何抵擋秦國日益強盛的兵鋒？於是乖乖地交出韓非，為了兩國之間的“和諧”，派他出使秦國，其實就是作為人質。這樣，秦王也就圓了他的“追星夢”了。

受人崇拜的優質內涵

韓非能讓秦王如此推崇備至，自然有他的過人之處。

牛頓曾經說過：“我之所以能取得現在的成就，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韓非同樣也如此，韓非站在春秋戰國法家先賢的肩膀上，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

韓非認為，“法”與“術”兩者缺一不可，都是國君進行統治的手段。他認為商鞅注重法，使秦國“國富兵強”。但是不懂得國君使用“術”的重要，沒有“術”來察知臣下的不軌行為，因此國家雖然富強，只是增加了大臣的財富和勢力。

也就是說，申不害注重“術”，而“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即是說他不長於法，不注意統一法令，因而引起了社會混亂。所以，韓非批評商鞅、申不害說：“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係，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面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重罰”。

韓非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他讚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的論點。

　　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法家對“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思潮的有力回擊，倡導人與人面對法律都是平等的。

　　韓非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而他的這些思想，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利害關係，人的心理無不“畏誅而利慶賞”，人君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德”二手，便民眾畏威而歸利。

綜上所述，韓非綜合了法家三大思想，以商鞅的法治理論為起點，吸收了慎到的勢治，申不害的術論，並把三者融為一體，建立了一個法、術、勢三者結合的君主專制理論。不僅如此，他還對其政治理論進行了哲學上的論證，從世界觀、歷史觀、人性論上為其學說找到了理論根據，他吸收和改造了老子的辯證法和荀子的唯物主義，發展了性惡論。他的政治理論，實際上為秦統一天下，實行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做了理論上的準備，成為此後中國封建主義政治體制的指導思想。就其主體而言，它實是一部主要論述君主如何才能管好臣民、穩坐江山、富國強兵乃至稱王稱霸的"帝王之學"。

這些帝王之學可謂是撥開了嬴政心中的迷霧，嬴政這些年所做的，不就是《韓非子》中所說的那樣嗎？而且韓非的學說更加系統，更加科學，更加先進。如此學說，自然被嬴政奉為治國的法寶。韓非本人自然也受到“始皇帝”的瘋狂崇拜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馬基雅維利。

尼可羅·馬基雅維利（1469~1527），義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1469年誕生於義大利佛羅倫薩。

他的代表作《君主論》（The Prince,1513）主要論述為君之道、君主應具備哪些條件和本領、應該如何奪取和鞏固政權等。馬基雅維利向君主獻策，闡述了一套統治權術思想，比如：

軍隊和法律是權力的基礎。在和平時期軍隊起到維護社會治安，象徵國家的軍事力量的作用；在戰爭時期，軍隊就成為了君主抵抗外來侵略，保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君主應當大權獨攬，注重實力，精通軍事。君主不應受任何道德準則的束縛，只需考慮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慮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內懷奸詐，亦可效法狐狸與獅子，詭詐殘忍均可兼施。君主應當不圖虛名，注重實際。殘酷與仁慈、吝嗇與慷慨，都要從實際出發。明智之君寧蒙吝嗇之譏而不求慷慨之譽。

他所主張的政治權術思想被後人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sm），其最著名語言是：

為了達到一個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

《君主論》被稱作“邪惡的聖經”，馬基雅維裡主義也因之成為權術和謀略的代名詞。

可是在另一方面，人們會有興趣地注意到，雖然馬基雅維利提倡君王採用切實可行的玩世不恭和殘酷無情的手段，但是他本人卻是個理想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並不很擅長玩弄他推薦的騙術。

同理，韓非本身也是理論家，出身貴族的他和年輕時候就十分清楚“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的十分在意自己富貴權位的李斯相比，其實是拿衣服的，最後陷入惡毒的陷阱，似乎順理成章。

但是，正如丁耀亢所論：

李斯嘗為倉吏，見倉鼠而樂之。吾觀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謀飽，終而齧人。

富貴無極的李斯不過是鼠輩，而韓非子，即使我們不能同意他的政治主張，也畢竟是太史公筆下與老子同傳的思想家。

不是，李斯殺害了韓非子。真兇手是秦始皇，古來臣子背君鍋。

秦始皇殺韓非子的本質原因是，一流的人才與技術，流向直接競爭對手，等於是雙殺，雙倍損失。就像賭局上本來穩贏十塊的牌局，反而輸了二十。疊加起來損失四十。

法家的自私自利性，決定了韓非子必死無疑。這一點韓非子自己心知肚明。

但是，韓非子為了儘早結束戰國時代，解民之戰爭紛擾，實現自己定於一統人生夢想。

必然，求死獻道，成不必在我，小身可以獻祭

謝謝邀請。詳細的情景，我們不得而知，因為留傳下來的未必就是真實，一些影視作品或故事小說之類更是後人的隨心所欲之作，更無參考價值。我們只能按所知的資料去分析，以求有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其一，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是政治家，研究的是哲學，是治國的方略，而不是或者說不側重於揣摩人心，搞陰謀詭計，這在同李斯的爭鬥中首先處於劣勢地位。其二，他的心在於推行他的學說和理論，在於找一個實現抱負的平臺，根本就沒有想著跟誰鬥。在意識上又差了一等。其三，李斯先到秦國，提前打好了人事基礎，環境對李斯有利，如果兩相爭鬥，韓非當然處於不利的態勢。其四，韓非有自己的國家，那是自己的利益集團，且貴為公子，使人不得不懷疑其立場和用心。這給對手留下了把柄。不是李斯，換個人同樣能制他於死地。當然還可以有許多，比如說懷璧其罪，他的主張，他的理論成果都可以使其成為眾矢之的，將自己置於萬劫不覆之地。這裡還包括敵視他主張和窺伺他主張兩方面的人。這種現象古代有，現代也有。中國有，外國也有。政治上有，科學界及其他領域也有。歷來如此。不足為怪。

先來後到吧。李斯先來，有自己穩固的勢力支援，必然容不下別人來和自己搶飯碗。韓非子就算再怎麼有才華有謀略也是他鄉之客，必定受秦人排擠。所以退而著書也是正常。

因為這不是兩個人的鬥爭這是兩個國家兩個利益集團的鬥爭這場爭鬥更本就不是一兩個人能影響和決定的，韓非和李斯一個出生貴族一個是屌絲但是在戰國那個動亂的不堪卻又即將統一的年代對於一個出身低微但是意志堅定靈活變通有才能的人來說未必不是好事，韓非的貴族身份反而對他是一種制約因為他骨子裡可能就堅定了他只能服務於南韓的態度，而南韓卻衰敗不堪那會的時代也不可能找到靠譜的盟友南韓地域小發展受限崛起的可能性很低，最重要的南南韓家政權在一幫貴族手裡王權不絕對中央集權更不可能就算一個人再有才在牛逼在這種國家也會心力交瘁處理好各種關係而不是一心撲在一出，李斯就不同秦國是一個集權國家王權等於一切，民風好戰中央能調動整個國家資源來玩，李斯只需要服務好這個國家的核心權力就行關鍵李斯有上進心也有野心這一點韓非是沒法比的，韓非也希望南韓強大也有報效祖國的心但是通常都是困難重重，所以不論韓非當時多麼天才也不可能一人幹翻秦國的。另外韓非政治智慧要比李斯要低。

有一種人善於弄事，有一種人善於弄權。同去弄事，弄權的人必輸。所以李斯學習幹不過韓非。權謀之學也是學，屬於弄事的範疇。兩種人在弄權的環境遇上，弄事的人必輸。秦國朝堂就是個弄權的地方，又是李斯主場，韓非焉能不輸？弄權的人的弄事弄不過弄事的人，但也不是完全不會弄事，只要把弄事的人弄死，弄權的人就變成最會弄事的人了。所以韓非必死。

韓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但權謀並非法家的學說。只是由於法家主張中積極借用權謀。而使很多人誤認為法家就是權謀家。韓非是研法，立法，法制，和貫徹法制方面的大集大成者，而權謀方面另有專家

韓非的死與李斯何干？韓非的失敗更不是李斯的成功！

韓非以《韓非子》著作奠定其法家集大成者的歷史地位。韓非作為成功的理論學者——他的學說並沒有機會在任一國實踐——除了其自身不世的才華外，也跟他出身的南韓王室有著密切關係。可以說南韓王室是玩權術的高手，更熱衷於玩弄權術，申不害在南韓的變法主要就是以法家權術透過吏治來實現一時強盛的，這與商鞅在秦國以法制條文來治理國家的“笨”方法截然不同。至於後來南韓能想出用水工鄭國去秦國使“疲秦之計”這種不可理喻的方式意欲削弱秦國，可見南韓王室在權術路上走得有多遠，在治國理念上偏得有多離譜。

韓非出身於這樣的王室家族，又師從於當世高人荀子，加上其天生奇才，所以韓非對法家的見解可以說達到爐火純青地步。可是，他的南韓王室身份是一種榮耀，也是種枷鎖，學業有成的韓非不能像同門師兄李斯那樣可以選擇一個能成就功名的國家效力，他只能效力於南韓。而此時的南韓早已無進取之心，醉心於權術，根本無力也無心於發展國力，在絕對優勢兵力國力秦國的打擊下就是個混吃等死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南韓王室依然想著用什麼權術來搞下秦國。

韓非在這樣的國家裡清醒地認識到南韓要想生存只能進行商鞅式的變法不可，但這種傷筋動骨的變法主張在醉心於權術的南韓王室那裡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認可和支援的。不屑於南韓王室權術的韓非自然被朝廷拋棄，不得志的韓非只能在鬱悶和絕望中將自己對法家的認識用文字寫就《韓非子》一書。

《韓非子》傳到秦國後，被奉行商君依法治國理念的秦始皇〈當時還是秦王〉看到，與韓非治國理念想通的秦始皇自然是極為欣賞，所以就想見見韓非。外交通會後，南韓王室對於秦國的要求自然不敢怠慢，一通準備後，韓非就要前往秦國了，善於玩弄權謀的南韓王室居然連這次機會都不放過，想要韓非在秦王面前為南韓討個活路。韓非很無語就上路去了秦國。

到了秦國的韓非自然受到珍惜人才的秦王熱情招待，可惜韓非居然向秦王建言保留南韓的好處，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何許人也，聽到這些話當場就翻臉了，很快韓非就被下獄了，不久就死在獄中，這樣歷史的黑鍋就甩給了直接負責接待的同門師兄李斯。其實想想就明白，韓非在南韓本來鬱郁不得志，著《韓非子》又耗費畢生心血，在秦國言不由衷建言國事被下獄，這純粹是絕望而死的啊。如果真得是李斯妒忌而為，以秦始皇強悍的為人怎會放過他。

所以說，在秦始皇如日中天的時代，韓非的死絕非是與李斯鬥爭的結果，而是對他致死都效忠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南韓的徹底絕望，心死，而後身死。

世間無人沒有缺點，萬事不可能周全無隙，有時優點本身就是缺點。韓非不那麼牛，李斯又怎會專門做局害他？李元昊，朱溫……那麼厲害還不是被自己兒子幹悼，總不能說他們兒子都比他們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