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發生，是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一千兩百名舉人於北京聯名上書清光緒皇帝愛新覺羅·載湉，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公車上書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有名的政治事件，這一事件也被當作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進行資本主義變法革新運動的開端。關於這次事件的爭論開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但需要指出的是爭議的焦點並不在於它是否發生，而在於康有為對於公車上書的全部敘述是不是真實的。

我大概查閱了幾篇相關論文，將爭議的內容整理如下:1.公車上書到底有沒有受到阻撓; 2.參與人數是否屬實; 3.此次事件是否由康有為發起，並且在事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4.事件的具體過程有沒有造假的成分。

關於這些爭論的具體內容，我在這裡不做過多介紹，相關資料在網上有很多，大家可以自行查閱。在這裡我只想從康有為人品的角度，談一談我個人的觀點。

在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撰寫了兩部有關日本維新史的專著。一部是《日本書目志》，另一部是《日本變政考》。據有關學者研究後認為，“在大量收集和閱讀日本書籍的過程中，他對明治維新的史實進行不少改動和捏造，藉以適合中國當時變法改制的需要。這些改動大都和作者所建議的具體變法措施有著密切關係。”

康有為在海外逃亡期間，曾在瑞典買下了一個小島，並在島上搭建了中國式的園林建築“北海草堂”(有一種說法，他在海外逃亡期間，藉著改良救國的名義大肆斂財)。修建的房屋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傢俱及裝飾極其豪華。而且康有為前後共娶了六位太太，真可謂是妻妾成群。甚至在年近花甲之時，仍不顧妻兒的反對仍然娶了年僅18的張光。

康有為可謂是”色”到了極致，雖然家裡已經有了六房太太，可他仍然不能滿足，其本人酷愛招妓。1917年，在上海時，康有為幾乎天天狎妓，最厲害的是他還拖欠嫖資，以至於妓家堵著他的家門口索要。另外他的妻子張光也是他在狎妓遊玩時遇到的，不得不說這人真是厲害！

康有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堅持擁護溥儀，甚至曾和北洋軍閥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溥儀被趕出皇宮後，康有為還曾專門跑去拜見。

總的來說康有為的人品確實讓人無法恭維，這讓我不得不對他的變法的動機產生懷疑。如果說反對共和還有情可原(從政治觀點的角度考慮)，那麼篡改史實和狎妓這些行為徹徹底底暴露了他非君子的行徑！

總之我個人認為，公車上書一事為真，康有為圖謀國家富強之心也有，但私心同樣不小。由此來看他篡改部分公車上書史實，為個人謀的利益也是極有可能的！

當時反對中國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的大有人在人，包括一些官員舉人。類似公車上書的事件天天發生，但據康梁所言，集結1300多舉人的公車上書，當時的都察院日誌並無記錄；1300多舉人來自全國各地，康有為當時並無如此聲望組織這麼多人。該事僅出於康記錄

有過。具體就是幾個讀書人寫了篇文章，要讓光緒皇帝批改一下。皇帝說，批改可以，怎麼批改要向"媽媽"說一聲，結果，皇帝的媽不喜歡文墨，又見幾個讀書人沒帶足夠的銀子，這活兒自然費太后之力而不討好。"媽媽"就罵了兒子一通，再因此而張大一下威風，就發生慘案了……後來，我的富順同姓先輩劉光第就被埋進了沱江邊的小兒山。

中日甲午戰爭後，中方向日本割地賠款，1895年春夏之交，康有為、梁啟超等聯合數千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反對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事在歷史上被稱為“公車上書事件”。公車上書是清末維新派人士登上政治舞臺的標誌，也是士人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開端。

關於公車上書事件，現行的歷史教科書採用是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中的說法。康有為在年譜中自稱，1895年4月15日得到中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訊息後，就與梁啟超等人聯合鼓動在京舉人準備上書光緒皇帝，1200餘名舉人在松筠庵集會，在康有為起草的萬言書上簽名；5月2日，舉人們到都察院投遞萬言書，但都察院以皇帝已在和約上蓋章而拒絕接受。

康有為此說可靠嗎？

歷史學者姜鳴考證，5月2日那天，湖北、江蘇等七省300多名舉人到都察院上書，其他時間也有很多舉人上書皇帝，據清宮檔案記載，所有上書均送達御前，康有為所謂的都察院拒收一事是無稽之談（此說見姜鳴《天公不語對枯棋》第146頁）。

再者，光緒皇帝在《馬關條約》上蓋章的時間是1895年5月3日，《康南海自編年譜》中所說的5月2日已蓋章之說不成立。

那麼，公車上書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1895年夏，《公車上書記》在上海出版，書中有“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寫的序言。此序寫於5月24日，序言中說5月2日康有為與眾舉人們在松筠庵聚會商議，最後認為大局已定，不可更改，於是散去，萬言書遂胎死腹中——依照此說，公車上書是不存在的。

《公車上書記》是康有為等人策劃出版的，也就是說，康有為本人也承認沒有公車上書事件，只是公車集會或者擬上書而已。不過，後來康有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改變了說法，將此事演義成數千舉人上書皇帝的公車上書事件。

歷史學者姜鳴的《天公不語對枯棋》中有《莫談時事逞英雄——康有為“公車上書”真相》一篇，對公車上書做了深刻剖析和考證，姜鳴認為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純屬子虛烏有，是康氏為美化自己而杜撰的。

公車上書目的是為了阻撓馬關條約的簽訂，茅海建等不少學者認為所謂的康有為主持舉人聯名上書一事，實則是由當時的翁同龢、李鴻藻、汪鳴鑾等京城高官發動組織。當時清政府內部已經意識到外部的壓力，強烈的求生欲使得即使是地主階級保守派開始求變，尋找一條自強的路，其中包括了保守派的徐桐和榮祿，也曾對變法做過努力。

公車上書的時候，18省“公車”絕大多數都沒有參加康有為組織的簽名，他只徵集到80名廣東人的簽名。而僅僅是另一人歷史上查無此人的陳景華就鼓動了一場280多人簽名的“廣東公車上書”。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恰逢乙未科進士正在北平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的賠款內容傳到了在北京應試舉人的耳朵中，特別是馬關條約中提及的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島給日本，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大家的悲憤心情沒有渠道宣洩。由康有為牽頭寫成的一萬八千字的上皇帝書，受到了十八個省市舉人的響應，其中有一千二百多名舉人連署。由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在民間影響巨大，拉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其中康有為上書內容包括了：拒絕簽訂馬關條約，都城遷出北京，加強練兵，朝堂之上推進變法。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之後受到了光緒皇帝的重用。光緒皇帝想要變法圖強一方面就是為了擺脫慈禧太后的控制奪回政治權利，兩個人的目的並不完全一致手中沒有實權變法很快就遭到了地主階級頑固派的抵制

但現在不少學者認為，公車上書這件事情就是一件流產的政治事件，康有為是一個善於經營自己的，無論是在進行政治宣傳或者是回憶的時候，都存在著很多吹牛造假現像。

1895年春在京參加會試的學子反對《馬關條約》的簽訂，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的鼓動下於松筠庵集會，康有為慷慨陳詞，將富國強兵的思想寫就《上當今皇帝書》，據稱有1200多人聯合簽署，五月二日大夥到督察院請願，督察院以各種理由拒絕代為上呈，這就是“公車上書”事件。

記得我們以前教科書裡明確過以康有為代表的“公車上書”事件，拉開了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序幕，具體事情的來龍去脈還是比較模糊的，不是輕易否認事件的原委，而是有些問題值得商榷。

有人曾經列出督察院1895年五月二日的全天工作記錄，並沒有找到1200多名學子來請願的事，或許這類事件本身非官方發起，屬於民間突發而沒有記上官老爺的臺帳，但這畢竟是一處疑問。

五月二日之前還沒有發榜，士子們集中在松筠庵聽聽康有為的演講，趕時髦開闊眼界是可能的。這天之後發榜了，大家都關心金榜題名的事去了，在松筠庵只有寥寥幾十人，再說了北京四合院能擠得下1200多人麼。

還有專家提出，督察院沒有理由拒絕煌煌上千人的請願書，收不收是一回事，事後怎麼處理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全國都在聲討李鴻章對日喪權辱國的節骨眼上，遞呈反對《馬關條約》的諫言書，有悖眾怒。況且康有為等人不是白身布衣，都是身有功名各省來京參加會試的舉人，人數又眾多，督察院能怠慢麼，還是那句話，官樣文章，禮節性地收下是必要的。

其實康有為在松筠庵最大的收穫是見到了袁世凱，而且袁世凱表態願意幫助康有為變法，事後康有為寫了摺子，讓袁世凱代為轉奏，這份摺子光緒是看到了，這已經是康有為從1888年第一次上書失敗算起是第三次了。

戊戌變法最後折戟沉沙，康梁流亡，他們變法圖強的動機出發點當然不容置疑，但還是沒有逃脫某些個人因素的桎梏，“公車上書”，光緒的“衣帶詔”，譚嗣同的絕筆詩等等問題的究竟，一直被後人所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