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則辱”，語出《莊子》。意思是說，人生過於長壽，由於種種原因，難免蒙受屈辱，失去人生尊嚴，人生長壽實在是一種痛苦。 人們為什麼會說“壽則辱”或“多壽則辱”呢？”“壽則辱”的原因很多，表現的型別也很多。有些屬於生不逢時，例如張中行先生就講過，梅蘭芳、程硯秋去世早，晚年就不存在“辱”，傅雷、老舍，因為壽稍長，趕上那場史無前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則遭受抄家、批鬥之辱。想不再辱，只能自殺。這當然屬於非常態。 而更多的蒙受屈辱，失去尊嚴，則是屬於人生的自然現象。人到了老年，失去了工作能力，脫離了現實社會，有的甚至因年老體弱，喪失了生活的自理能力，因而自己會為之感到多餘、無用，為之焦慮、悲哀。有的長壽老人又無經濟積蓄，沒有留下“上路錢”，衣食住行都需仰人鼻息，看人臉色，這無疑是一種屈辱，是一種悲哀。在受累者一方看來，長壽者則被視之為 “老不死的”一類，是當為長壽的屈辱。中國古戲曲裡就有長壽老人騎牆頭的諷刺劇。因長壽而需兒女照顧的老人，被兒女們送上牆頭東推西搡，誰也不想照顧。這自然是兒女們的不孝，更是長壽老人們的屈辱。這類現象，在今天似乎亦不乏見。自然多數人的“辱”則來自於年老體衰和疾病纏身，生活無法自理，對活著失去信心。這是人生的規律，恐怕誰也難以避免和逃脫。而且越是長壽越是這樣。 沒錢看病且不說，就算是有錢看得起病，看病、住院的過程，對於多數老年人，恐怕都是畏途。難以讓老年人有長壽者的尊嚴感。我們這個社會是典型的“級別”社會和官本位社會，在醫院看來，你就是再高齡再體弱再需要照顧，而你沒有相當的級別，那你就是個普通病人，你就得飽嘗醫院的冰冷待遇。醫院的上賓是有級別，或者有背景，有關係的。舉個例子來說吧，國學大師張中行先生因病去醫院就診，就曾“一上午”被扔在醫院“冰冷的大廳裡”。所以張中行先生說：這幾年我常去醫院，深有體會，難免有“辱”的感覺。北京大學著名教授王瑤先生病重，因級別不夠不能住進高幹病房，幾個研究生跑上跑下毫無用處，最後在走廊裡躺了一夜。王瑤先生甚至後悔不該走上學術之路，因為如果從政，以他的“革命資歷”，無疑當是高幹了，也就會被視為上賓。 “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生前捐給國家的文物足可建一所大醫院，然而當他病重時照樣躺在醫院的走廊裡，住不進病房。 其實，就是許多得到“上賓”待遇的人，也未必就不“辱”。大名鼎鼎的周揚先生，晚年成為植物人，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好幾年，連他的夫人蘇靈揚女士也是過好幾個月才去看他一眼，直到1989年7月31日悲慘地離開人世。“上賓”似乎也失去了尊嚴。巴金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錢鍾書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自然當屬高幹級別了，最後醫療條件無疑甚好，無奈醫生也是迴天無術，無非讓他們滿身插著管子多活幾天，這實在也算不上不是一種有尊嚴的生活。這種做法作為當事人自然也未必情願，無疑是另一種“辱”。巴金躺在病床上十多年，終於撐到了一百零一歲，然而這樣的活著，簡直就是活受罪，更談不上什麼人的尊嚴。至於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雖然也高壽到98歲，然而最後幾年，他簡直就成了一個政治花瓶，不得不時時回答無聊記者們提出的無聊問題，而且還因為遺產，父子關係鬧得滿城風雨，他的收藏也被秘書、門人們所“收藏”。這難道不也是一種“辱”嗎？ 人活著，一定得活得有意義，有價值，能自理，有尊嚴。倘若活得連自己都失去了信心，都覺得沒有多大意義，那就真的該告別人生，那就真的該走了。何須固守什麼“好死不如賴活著”老觀念,強留於人世。其實，人活得年歲越多，吃的苦頭越多、受的罪也就越多。著名理論家胡繩先生在1999年3月11日致吳江的一封信中曾經寫道：“已到八十多歲了，總是賴在這個世界上不走也沒有道理。”可以說是一種關於人的生死問題的達觀態度。著名作家丁玲先生，晚年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渾身插滿各種各樣的管子，她實在想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此時她已無能為力，只能感慨地說：看來，人要死還真是不容易！ 在中國的民間，向來有把高壽老人去世稱作為“喜喪”的傳統習俗，還要請戲班子唱幾天大戲，或者放幾場電影，為之熱熱鬧鬧高高興興地送行。這在哲學上，無疑也是秉承莊子的“壽則辱”的理念。由此也可見，中國老百姓在人的生死觀念問題上，一向還是非常理智非常超脫非常達觀的。
“壽則辱”，語出《莊子》。意思是說，人生過於長壽，由於種種原因，難免蒙受屈辱，失去人生尊嚴，人生長壽實在是一種痛苦。 人們為什麼會說“壽則辱”或“多壽則辱”呢？”“壽則辱”的原因很多，表現的型別也很多。有些屬於生不逢時，例如張中行先生就講過，梅蘭芳、程硯秋去世早，晚年就不存在“辱”，傅雷、老舍，因為壽稍長，趕上那場史無前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則遭受抄家、批鬥之辱。想不再辱，只能自殺。這當然屬於非常態。 而更多的蒙受屈辱，失去尊嚴，則是屬於人生的自然現象。人到了老年，失去了工作能力，脫離了現實社會，有的甚至因年老體弱，喪失了生活的自理能力，因而自己會為之感到多餘、無用，為之焦慮、悲哀。有的長壽老人又無經濟積蓄，沒有留下“上路錢”，衣食住行都需仰人鼻息，看人臉色，這無疑是一種屈辱，是一種悲哀。在受累者一方看來，長壽者則被視之為 “老不死的”一類，是當為長壽的屈辱。中國古戲曲裡就有長壽老人騎牆頭的諷刺劇。因長壽而需兒女照顧的老人，被兒女們送上牆頭東推西搡，誰也不想照顧。這自然是兒女們的不孝，更是長壽老人們的屈辱。這類現象，在今天似乎亦不乏見。自然多數人的“辱”則來自於年老體衰和疾病纏身，生活無法自理，對活著失去信心。這是人生的規律，恐怕誰也難以避免和逃脫。而且越是長壽越是這樣。 沒錢看病且不說，就算是有錢看得起病，看病、住院的過程，對於多數老年人，恐怕都是畏途。難以讓老年人有長壽者的尊嚴感。我們這個社會是典型的“級別”社會和官本位社會，在醫院看來，你就是再高齡再體弱再需要照顧，而你沒有相當的級別，那你就是個普通病人，你就得飽嘗醫院的冰冷待遇。醫院的上賓是有級別，或者有背景，有關係的。舉個例子來說吧，國學大師張中行先生因病去醫院就診，就曾“一上午”被扔在醫院“冰冷的大廳裡”。所以張中行先生說：這幾年我常去醫院，深有體會，難免有“辱”的感覺。北京大學著名教授王瑤先生病重，因級別不夠不能住進高幹病房，幾個研究生跑上跑下毫無用處，最後在走廊裡躺了一夜。王瑤先生甚至後悔不該走上學術之路，因為如果從政，以他的“革命資歷”，無疑當是高幹了，也就會被視為上賓。 “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生前捐給國家的文物足可建一所大醫院，然而當他病重時照樣躺在醫院的走廊裡，住不進病房。 其實，就是許多得到“上賓”待遇的人，也未必就不“辱”。大名鼎鼎的周揚先生，晚年成為植物人，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好幾年，連他的夫人蘇靈揚女士也是過好幾個月才去看他一眼，直到1989年7月31日悲慘地離開人世。“上賓”似乎也失去了尊嚴。巴金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錢鍾書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自然當屬高幹級別了，最後醫療條件無疑甚好，無奈醫生也是迴天無術，無非讓他們滿身插著管子多活幾天，這實在也算不上不是一種有尊嚴的生活。這種做法作為當事人自然也未必情願，無疑是另一種“辱”。巴金躺在病床上十多年，終於撐到了一百零一歲，然而這樣的活著，簡直就是活受罪，更談不上什麼人的尊嚴。至於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雖然也高壽到98歲，然而最後幾年，他簡直就成了一個政治花瓶，不得不時時回答無聊記者們提出的無聊問題，而且還因為遺產，父子關係鬧得滿城風雨，他的收藏也被秘書、門人們所“收藏”。這難道不也是一種“辱”嗎？ 人活著，一定得活得有意義，有價值，能自理，有尊嚴。倘若活得連自己都失去了信心，都覺得沒有多大意義，那就真的該告別人生，那就真的該走了。何須固守什麼“好死不如賴活著”老觀念,強留於人世。其實，人活得年歲越多，吃的苦頭越多、受的罪也就越多。著名理論家胡繩先生在1999年3月11日致吳江的一封信中曾經寫道：“已到八十多歲了，總是賴在這個世界上不走也沒有道理。”可以說是一種關於人的生死問題的達觀態度。著名作家丁玲先生，晚年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渾身插滿各種各樣的管子，她實在想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此時她已無能為力，只能感慨地說：看來，人要死還真是不容易！ 在中國的民間，向來有把高壽老人去世稱作為“喜喪”的傳統習俗，還要請戲班子唱幾天大戲，或者放幾場電影，為之熱熱鬧鬧高高興興地送行。這在哲學上，無疑也是秉承莊子的“壽則辱”的理念。由此也可見，中國老百姓在人的生死觀念問題上，一向還是非常理智非常超脫非常達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