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認為，偉大的文學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多次提到：

“文學發於人性，基於人性．亦止於人性”、“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的標準”“、“文學是人性的描寫。”

諸如此類的論述都強調了他心目中的文學與人性的密切關係，他的“人性論”文藝思想有如下幾個特點：

1、以理性來壓制和排斥文學中的情感表現；

2、文學是天才者的專利；

3、文學展現的是人性普遍固定的一面；

4、文學以現實人生為主要表現物件。

01 以理性來壓制和排斥文學中的情感表現

文學是理性的還是情感的，長期以來多有爭議，梁實秋是站在理性派一邊的。他認為：

“文學之創作當有理智之選擇……文學的力量……在於節制……要遵奉內在節制……所謂的節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駕馭感情，以理性節制想象。”

他主張文學要以理性的節制作用來抑制文學中感情的自由飄蕩，讓情感在理性的掌握之下。他用理性對情感的節制作用來反對“與自然同化”，他覺得與自然商化是情感的放縱、浪漫主義的表現。

梁實秋當初對五四前後之中國文學微詞不斷，把它們視為是“浪漫的混亂”，就是因為他認為當時的作家膜拜以盧梭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者們的創作，推崇情感輕視理性，主張皈依自然，側重獨創，以情感的無節制宣洩來蔑視理性的監督作用，違背了理性原則。

但從今天來看，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在突破舊有桎梏封鎖下爆發的一種激昂文字，為了能在銅牆鐵壁般的舊文學的壓迫下獲得一塊喘息的天地，對舊文學產生一絲震撼力，它不得不採取比常規要過激的多的策略，從這一點說，梁實秋的概括是有一定的準確性的，他比較敏銳的抓住了其突出的特點。

但是，粱實秋忽略了這只是新文學從舊文學中掙脫出來不得已之選擇在中國這樣一個連開一個窗戶都要流血的國度，這種看似過分的手段是必須的——除了以矯枉過正的手段來將過去的舊正規化打碎外，似乎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用來打破中國數千年來形成的鐵屋子。

況且，隨著時間的推延，文學逐漸從舊的套式裡蛻變出來後，漸漸的也會改變文學裡感情的無節制釋放，進而以適當的情感來表現於文學當中，讓情與理和諧共存。

梁實秋之所以抓住這一點不放，完全否定了五四新文學的價值，在於他推崇備至的是合乎理性、溫文爾雅的古典文學傳統，新文學解放個性的態勢讓他接受不了，所以他要掄起理性的大捧將情感的萌芽棒殺掉，讓文學只有理性的大樹一枝獨秀，而把情感掃地出門。

不過，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梁實秋似乎並未將感情完全排斥掉，他說“情感不是一定該被詛咒的，偉大的文學者所該致力的是把情感放在理性的韁繩之下，不贊成新古典派的批評家“常常把理性與情感看作對立的兩樣東西，好象情感從門口進來，便要把理性從視窗擠出去一般”，他想在感情和理性之間執行中庸之道。

但是這種呼聲實在過於細小，被理性至上的叫喊完全淹沒了。因而，不廢情感的建議大約只是粱實秋推崇理性的曲終奏雅而已，缺乏實際意義。

02 文學是天才的專利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學為發軔。文學平民化、大眾化、人民化是那個時代的迫切要求。

但梁實秋的主張卻是這巨大轟響中的不和諧音符，他極力反對文學的平民化建議，將偉人說、天才論發展到極端。他認為，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

在多篇文章中，他都宣稱，科學、藝術、文學、宗教、哲學、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會制度都是少數的聰明才智過人的人所產生出來的。在這裡，粱氏不僅將文學認為是天才的人物運用其聰明才智所創造的產物，而且還擴而廣之，認為包括所有文化形式的文明皆是天才人物所創造。

如此一來，對無法接受正常教育的大眾來說，文明與他們是無緣的，他們不止沒有參與文明創造的權利，甚至連欣賞文學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因為大多數人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他說：

“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

不僅僅文學創作是少數天才的專利，即使文學欣賞也成為了大多數平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文學在梁實秋的眼裡實在是太高尚了，以致它只能在極少數的人當中發展，成為他們的高貴娛樂與享受，一般人只能作壁上觀。然則文學何以會如此？梁實秋認為，這是因為：

“‘文人’就是盡心用力於文學的創作或研究或欣賞的人”，他們是“比別人感情豐富、感覺敏銳、想象發達、藝術完美的人。”

即，進行文學創作是這種人天生的一種本能行為，況且：

“偉大的文學家……一定有他一套的人生哲學。”

廣大的中下層人民迫於生計問題，不能盡全力去參與文學的創作和欣賞，與那些天才們比起來又缺乏所謂的高尚理想，所以他們是不配來談文學的。

從這看出，梁實秋完全忽略大眾對文學發展的作用，沒有發現在整個的文學發展當中他們所做出的默默無聞地貢獻。

勞動者不僅擔當了為文學提供鮮活題材的重任，而且也是文學得以前進和流傳的中堅力量，一旦沒了他們的存在，文學的一切問題將因為缺失了力量的源泉和接受的主體而淪為空談，因為文學畢竟是人民大眾的文學。

03 文學展現的是人性普遍固定的一面

梁實秋認為文學表現的人性是：

“普遍的、固定的……文學的目的是在藉宇宙自然人生之重要現象，來表現出普遍固定的人性……文學的根本性質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是一成不變的，換言之，人的根本情感不變，人性不變。”

如對資本家和勞動者而言，梁實秋認為，他們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遺傳不同，教育不同，經濟的環境不同，因之生活的狀態也不同，但是他們還有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並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與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因此，他認為，由於所表現的人性是普遍、固定的，超階級超時代的，所以文學也就具備了普遍性和固定性；而偉大的作品，如莎士比亞的悲劇，也不過是作者表現了固定普遍的人性的緣故罷了。

梁實秋自以為找到了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但實際上，他的觀點仍帶有片面性，因為文學價值的高低在不同的時代常有不同的評價，往往隨讀者的理解和時代的變遷而變化，此是彼非的情況屢見不鮮。

退一步，即使從梁實秋的立足點出發，文學的價值也不該在是否表現了人性，而在於人性表現的是否深刻：因為任何文學都有可能描寫人性，但究竟描寫的怎樣才是文學優劣高低的分水嶺，梁實秋顯然沒有分清這個區別。

而且，普遍固定人性的說法也只有從抽象意義上才能講得通，也就是說，只有在喜怒哀樂無常等停留在作為共名的概念的層面上，普遍固定的人性才可以成立，而一旦具體起來．這個提法是站不住腳的。

比如，母親慈祥的微笑與壞人奸詐的笑是一樣的嗎？粱實秋否定了文學發展和表現的時代性與特殊性，實際上也否定了理解的時代性，是機械論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文學本性的扼殺。

04 文學以現實人生為主要表現物件

梁實秋希望文學：

“一方面注重現實的生活，不涉及玄妙神奇的境界，一方面又注重人性的修養，推崇理性與倫理的想象，反對過度的自然主義。”

他反對中國道教對文學的影響，認為那是吟風舞月的文學，情調是消極出世離開人生的，他主張文學永遠不躲避人生，永遠積極的面對人生，把文學人生的關係看作是作家的人生態度問題，是“文學的嚴肅性”。

他認為有兩種文學脫離了人生：一是浪漫主義，即是文學的自然化，背離了人性；一是為藝術而藝術，丟掉了文學的社會意義。他說：

“藝術與人生是不可分離的，在最早的時候，藝術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文藝若躲避人生，這就是取消了文學本身的任務。”

這說明他並沒有躲進文藝的象牙塔裡不管不問世間風雨，還是主張文學要同自己的民族、人民及社會生活保持聯絡，嚴肅的自省，嚴重的表現、思考社會人生。

梁實秋此觀點的不足在於，他的現實普遍生活與我們通常意義的現實生活有所不同、範圍更窄。

接通常的理解，現實生活是酸甜苦辣皆有，大悲大喜並存的，所以文學既要表現歌舞昇平的良辰美景，用美好的東西來薰陶人，也要描寫種種罪惡和醜陋，靠強烈的負效應來喚起人對醜惡的憎惡和對真善美的嚮往。

但梁實秋不這樣認為，他的現實僅指生活中美好的面，像堅貞的愛情、愉快的勞動等，倘若寫了負心寡意的情人或弒父娶母類的行當，那是無行文人在一味的滿足人之感傷癖、性慾癖等低劣需求，是文學的傷風敗俗。

可是，生活在一個美醜共存的社會如何能對醜的東西熟視無睹呢？粱實秋一味的迴避罪惡的存在，而不是透過對汙穢現象的揭露來引導人走向理想的彼岸，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

所以，梁實秋的“人性論”的文藝思想是有著很多侷限性的，此論調由於過度的理性化和極為濃重的復古傾向而顯得與歷史發展趨向背道而馳。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