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說一下北宋的建立，公元960年建立宋朝時，未靠武力，而是和平禪讓的，和平過渡的為趙氏的宋朝，宋太祖接受唐朝武將節度，使操綜國運的教訓，宋太祖以杯酒釋實權，解除武將參與朝政的機會，實行文官統治，這樣一來文官的權利上不僅比武將的權利大，而且是北宋的軍隊戰鬥力大大下降，那時候北宋對對外很少用武力解決問題，而且是用錢捐助北方遊牧民族，才暫時換來珍貴的百年和平。 宋太祖當時採取的是抑武揚文，君臣共治，大大提高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與責任感，因此給我們後人帶來國力孱弱的感覺，當時北宋面對的敵人太多，北宋是在金、西夏是靠錢來生存的，從地圖上看宋、遼並立，宋在南，遼在北，形成對峙，所以當時北宋的唯一辦法就是送錢，沒有錢解決不了的問題。 從遼和北宋來說，遼統治者不斷髮兵南下，威脅到了北宋的安全，1004年，遼軍大舉南下直逼東京，寇準力主抵抗，宋真宗接受，條件是宋每年給遼送“歲幣”，遼才答應撤兵，雙方當時約為兄弟之國，各自派兵各守邊界，史稱“澶淵之盟”在一個世紀中，雙方基本上維持了和平的局面，宋遼邊界安定，雙方貿易興旺，使者不斷往來，平等條約簽訂後北宋社會得到了高速發展。 視角在來轉像西夏，宋夏和戰，元昊稱帝后，與宋不斷交兵雙方損失慘重，元昊請和，1044年，雙方訂立和議，元昊取消帝號，北宋冊封元昊為夏國王，夏對宋臣，宋夏重開邊界貿易，和議後，宋夏基本維持在和平平的局面，其實這是北宋買來的和平，大大緩解了之間的矛盾。 綜上所述，北宋是依靠微不足道的歲幣換的了長時間的和平，符合雙方的利益，和平之後北宋主要精力實力發展社會經濟，北宋的繁華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戰亂，高度集中自由的社會經濟和發達的造船產業。

一是生產力的發展。在農業方面，先進的生產工具得到普及改進和發明。曲轅犁更加廣泛的使用，同時還出現了踏犁、鐵搭、秧馬等工具。極大的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得以解放出來。宋朝大量興修水利，特別是王安石變法期間，成果卓著，精耕細作的耕作方式進一步完善，許多荒地被開墾出來，增加了糧食產量。在手工業方面，紡織、造船、制瓷等技術、工藝和規模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從而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對外貿易提供了物質條件。

二是靈活的、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經濟政策。

在農業方面推行不抑兼併的政策。一方面自唐朝以來，實行“不以人丁為本，唯以財產為宗”的賦稅政策，至少從法律上減輕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負擔。雖然土地兼併嚴重，但與之相適應的是租佃制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租佃關係。一方面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土地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利用，不至於因為缺乏必要的生產資料而導致土地荒蕪，也為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

在商業工業方面，一是政府放鬆了對商業的控制。商業的發展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這種變化帶來的是市場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商品經濟的發展遵循著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服務性的商業機構如櫃坊，氐店發展起來，還出現了便於流通的紙幣“交子”。

另一方面宋朝對外推行積極的貿易政策。與遼西夏簽訂看似屈辱的盟約之後，宋遼，宋夏之間的榷場貿易發展起來。從而為宋朝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收入，這種頻繁的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和平貿易不僅維護的邊疆的穩定，也推動了宋朝商業的發展。而這只是宋朝貿易的一小部分。更大部分貿易則是來自於遠洋貿易。宋朝海上貿易十分發達。一方面政府鼓勵中外商人貿易的往來，另一方面政府強化規範對外貿易，設定了專門的機構進行管理。這樣中國大宗的絲織品、瓷器、茶葉、藥材等深受海外市場的歡迎。這種海外貿易不僅給宋朝帶來豐厚的財政收入，更是有力的推動著宋朝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達與繁榮。

在政治制度方面，宋朝統治者採取了一些列政策強化了中央集權經濟上設轉運使，將地方財政收入的大部分收歸中央，軍事上實行更戍法，並推行將兵分離，重文輕武，饑荒之年推行養兵政策。行政上中央分割相權，地方上知州通判相互牽制等一系列措施，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地方分裂割據的物質基礎。維持了社會的穩定，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和平的環境。

水利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並修築長六百里的堤堰，設定斗門，引澱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後修築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築，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裡，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餘頃，年久堙廢。

宋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餘米，長160餘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因地制宜

北宋農民克服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邊開墾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進一步發展，規模有所擴大，如著名的蕪湖縣(今屬安徽)萬春圩即有田十二萬七千畝。此外，農民們還造出許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時，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餘頃。真宗時，增至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餘頃。

手工產業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汴繡、宋繡尤為著名。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最傑出的要算是北宋時期的各種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佈全國各地 ，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窯、鈞窯、汝窯、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絲質產業

北宋的紡織業主要有絲、麻、毛等部門，其中絲織業仍佔主要地位，並以兩浙和四川地區最發達。從河北東路到江南東路的整個沿海地區，絲織業也有相當規模。絲織品種類繁多，如綾有二十幾種，錦有四、五十種。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錦歷久不衰，暢銷全國;定州緙(kè課)絲，用各色絲線織出豔麗逼真的花草鳥獸，宛如雕刻而成，堪稱一絕;單州(今河南單縣)的薄縑(jiān肩)，每匹才重四兩，望之若霧，等等。在絲織業發達的某些地區已出現了一批獨立經營的機戶，以家庭手工業作坊的形式，為出賣商品而生產，反映了絲織業生產發展。

北宋官府設有很多造船場所，分佈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贛州)、吉州(今吉安)、溫州(今屬浙江)、明州(今寧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時，全國每年造船已達三千三百餘艘，遠遠超過唐代。北宋的造船業在當時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在對外貿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國製造的船隻。

工匠地位的變化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

私營作坊使用僱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僱值，僱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僱募來的和僱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僱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僱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鬆弛。

北宋的商業情況白銀和交子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於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北宋的紙幣有交子、錢引和小鈔三種。

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後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餘萬貫。

賣金銀和兌換貨幣。國家稅收中白銀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

由於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定場、務等機構，專門徵稅。

宋朝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著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