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史記》的記載，魏國遷都時間，為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將都城從安邑（今山西省運城市夏縣北）遷到了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遷都的原因是當時秦、趙、齊聯合進攻魏國，商鞅施詭計俘獲魏將公子印，大敗魏軍並且攻佔了魏國的舊都安邑，魏惠王被迫遷都。因為這種說法為《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所首倡，所以對後世影響很大，後來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也延襲了這一觀點。
然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同時也記載，魏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53年）魏國將龐涓發兵攻趙都邯鄲，趙國向齊國求救。田忌打算進入趙國攻擊魏軍，孫臏建議，不如利用魏國內部空虛之機，“引兵疾走大梁”，迫使魏軍回兵自救，以解邯鄲之圍。田忌採納了孫臏的建議，和孫臏一同率軍“圍魏救趙”。魏軍果然回師自救。此事，在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竹書《孫臏兵法》中，也有記載，兩相對照，應該是比較可信的。而關於“圍魏救趙”的時間，《戰國策》與《孫子吳起列傳》的記載也大體一致。這足以說明，至少在魏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53年）之前，魏國就已經遷都大梁。所以，齊國“圍魏救趙”，才會以大梁為主攻目標。
既然《史記》紀年明顯有誤，於是便我們不妨來參考一下另外一部重要史書：《竹書紀年》。《竹書紀年》是戰國時期魏國的史書。後於西晉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今河南汲縣）人是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時出土。竹書紀事起於黃帝。據考證，《竹書紀年》為魏惠王之子魏襄王時的史官所作，可以認為是春秋晉國和戰國魏國的官方檔案材料彙編。 雖然，《竹書紀年》的具體成書年代，歷來也有分歧。同樣引用《竹書紀年》，酈道元《水經注》和顏師古《漢書》注等都引作魏惠王六年（即公元前364年）；而司馬貞《史記集解》和焦循《孟子正義》等書卻引作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可見在魏晉之際，這本書已經出現了不同的傳抄本。兩種說法時間相差3年，對於研究戰國編年系事，有重要參考價值，也應該引起充分重視，但這對於考察魏惠王遷都的背景和原因，並不造成太大的分歧。無論遷都時間是在六年還是九年，我們都可以說，是在魏惠王即位後不久。
魏國遷都，是將都城從安邑遷到了大梁。今天觀察歷史地圖，我們可以發現，魏國疆域是兩頭大，中間小，兩頭透過中間部位的狹長地帶——上黨走廊——相連線。魏國的兩個都邑，舊都安邑位於西頭，而新都大梁則位於東頭。那麼，魏國為什麼要遷都大梁呢？關於這個問題，主要也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受到秦趙韓三國夾擊。
此說認為，魏國舊都安邑，其地理位置出處於韓、趙、秦三國之間，很容易遭到三國圍攻，尤其是，當“三晉”交惡、先後攻趙、攻韓之後，這種被圍攻，或者前方作戰、後方又被切斷後路的危險就尤為險惡。比如，魏武侯十六年（公元前370年），武侯薨，魏國由於爭奪王位而內亂，趙韓兩國發兵干涉，濁澤大敗魏軍，揮師包圍安邑，幾乎是可以使得魏國滅國的。後來，主要是由於趙韓之間關於魏國的未來地位確定問題，多有齟齬，難以達成一致，安邑才得以保全。
乍看起來，這種說法似乎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仔細分析，這種說法也同樣難以成立。這是因為，早在遷都至大梁之前，魏惠成王十年（前361年），魏國就用榆次（今山西晉中榆次）、陽邑（今山西晉中榆次南太谷東陽邑村）兩地和趙國的泫氏（今山西高平）和中牟（今河南中牟）兩地交換。泫氏是聯絡河東與河內的交通要道，中牟則是趙國領土突出至魏國領土內部的“肉中刺”。魏國得到泫氏後，便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河西、河東與河內、大梁地區的聯絡。魏惠成王十二年（前359年），魏國又用鹿邑從南韓換取了太行山的重要交通要道軹道，即今的“太行八陘”之一軹關陘，也就是從今河南濟源通往山西侯馬的必經之路。透過軹道，魏人可以從安邑直接進入到河內地區，甚至比經過泫氏更加方便捷。
經過和趙、韓這一系列的土地交換，魏國的土地基本上連成了一片，根本不會有被切斷後路的危險。既然魏國能在魏惠成王十二年（前359年）完成換土，那麼在魏惠成王十年（前361年）也能夠完成。
綜上所述，上面兩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想要分析魏國遷都的原因，我們就必須從更加宏觀可根本性的角度入手，加以考察。按照一般的常識，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經濟問題，也就是說，是要符合和適應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一國都城的位置，不但是政治的中心，更是是經濟的中心，代表了國家前進的道路發展的方向。而安邑，較之於大梁，直到魏惠成王十四年（公元前361年）的時候，安邑除了向西，向西北發展外已經基本沒有發展空間了。向西北是遊牧部族，沒有實際經濟利益，向西秦最富庶的河西之地已經在魏手上，接下來除非滅秦，否則沒有意義，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大梁周圍水網密集，土地肥沃，適合發展農業，同時因為地處中原，交通便利，經濟發達。
魏惠王遷都大梁除了經濟原因外，更主要的是要維持在魏國在中原的霸業。前文說過，魏國到魏惠王即位時，由於周圍各國，齊、楚、秦、趙的相繼崛起，魏國在中原的霸業遭到了嚴重挑戰，因此，維持中原霸業成了魏惠王的首要目標。而作為都城，安邑距離中原核心地帶太遠且交通不便，不利於魏國逐鹿中原，魏國的霸權也就難以為繼。基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弱小的秦國相比，東方的齊國和南方的楚國對魏國的威脅更大，尤其是齊國，在齊威王的治理下國勢蒸蒸日上，並且收取淮泗一帶小國的進貢，對魏國霸業形成了強有力的競爭。
既然在此階段，齊國是魏國最大的對手，所以，為了以主要精力對付齊國，魏惠王多次開展大國外交活動。他於十年（公元前365年）與韓懿侯在會於宅陽（今河南省鄭州市北）、 於十四年（公元前361年）與韓昭侯會於巫沙（今河南省滎陽縣北）並於四年後即十八年（公元前357年）與韓昭侯在巫沙結盟、於十九年（公元前356年）與趙成侯會於鄗（今河北柏鄉縣北）、於二十一年（公元前354年）與秦孝公會於杜平（今陝西省澄城縣境內）；於二十五年（公元前350年）與趙成侯結盟於漳水；於二十六年（前349年）與秦孝公會於彤地（今陝西省華縣境內）。總之，透過這一系列外交活動，恢復了三晉之間的暫時聯盟關係，又緩和了同秦國的矛盾，但是，史書上卻沒有關於會盟齊君之事，從此也可見，魏惠王的這一系列外交活動就是針對齊國甚至就是以齊國為假想敵的。
第二種說法：主要是因為秦國的威脅。
自從公元前384年，秦獻公自魏歸秦，就開展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自此秦國開始強大。大約二十年後，秦魏開始交戰。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6年）於雕陰、魏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64年）於石門、魏惠王十三年（公元前362年）於少梁，秦軍先後戰勝了魏軍。鑑於這一系列戰爭的連續失利，這一說法似乎是有其性的。但是，從當時的總體局勢來看，這一說法其實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即使到了公元前361年，魏國遷都大梁之時，魏國仍然處於鼎盛時期，而秦獻公的所謂改革其實只是初步改革，遠遠沒有達到商鞅變法所起到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況且，即使變化，也要經歷一個時期，不可能立竿見影、一蹴而就。所以，當時，秦國軍事實力還是綜合國力，都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提升。秦國較之於魏國，都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按照總體實力，不要說公元前361年，秦軍並不足以威脅魏國，即使是經過了商鞅變法，到了前350年，魏軍攻秦圍攻定陽（今陝西延安東），成功地迫秦孝公與魏惠王修好於彤（今陝西華縣西南）。直到前344年，秦面對魏軍都吃力。那三次戰爭，之所以秦國會勝利，自然也有一些原因：不僅因為秦人本身的戰鬥意志頑強，更主要的是，當時魏軍仗著國勢強盛，四面出擊，主力都在其他方向作戰。
經過之前魏文侯和魏武侯連續數十年的勵精圖治，當魏惠王繼位時，魏國已經成為列國中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在此良好的基礎上，魏惠王繼續經略，迅速鞏固魏國霸權，從而國力達於鼎盛。反觀秦國，卻是在商鞅變法之後，才逐漸強大起來的。而在此前，秦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方面等各個都是全面落後於魏國，秦魏之間屢次交戰，秦國也總是負多勝少，從而長期受到魏國的壓制。而商鞅入秦，已經是秦孝公元年，即魏惠王九年。並且晚至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擔任後任左庶長之後，才得以開始以這一身份主持變法。所以，在商鞅入秦之前，魏國是沒有理由太過忌憚秦國的，說魏國為了躲避秦國騷擾被迫遷都，顯然不符合兩國當時的實力對比。魏惠王的遷都應該是為了保持魏國對中原的領導權而不是害怕秦國。
戰國250餘年歷史中，魏國是最先強盛而稱雄的國家，由於魏國地處中央四戰之地，憂患的環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為戰國最早推行變法圖強的君主。他用翟璜為相，改革弊政；用樂羊為將，攻掠中山國；以李悝變法，教授法經，依法治國，魏國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機。而在魏惠王遷都之後，魏國的實力進一步強大，也開始恢復早年的霸業。顯然，魏惠王的遷都之舉是英明之舉。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齊威王在徐州會盟，互相承認對方為王，史稱“徐州相王”。不可否認，這些一系列成就，都和遷都於大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按照《史記》的記載，魏國遷都時間，為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將都城從安邑（今山西省運城市夏縣北）遷到了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遷都的原因是當時秦、趙、齊聯合進攻魏國，商鞅施詭計俘獲魏將公子印，大敗魏軍並且攻佔了魏國的舊都安邑，魏惠王被迫遷都。因為這種說法為《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所首倡，所以對後世影響很大，後來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也延襲了這一觀點。
然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同時也記載，魏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53年）魏國將龐涓發兵攻趙都邯鄲，趙國向齊國求救。田忌打算進入趙國攻擊魏軍，孫臏建議，不如利用魏國內部空虛之機，“引兵疾走大梁”，迫使魏軍回兵自救，以解邯鄲之圍。田忌採納了孫臏的建議，和孫臏一同率軍“圍魏救趙”。魏軍果然回師自救。此事，在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竹書《孫臏兵法》中，也有記載，兩相對照，應該是比較可信的。而關於“圍魏救趙”的時間，《戰國策》與《孫子吳起列傳》的記載也大體一致。這足以說明，至少在魏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53年）之前，魏國就已經遷都大梁。所以，齊國“圍魏救趙”，才會以大梁為主攻目標。
既然《史記》紀年明顯有誤，於是便我們不妨來參考一下另外一部重要史書：《竹書紀年》。《竹書紀年》是戰國時期魏國的史書。後於西晉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今河南汲縣）人是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時出土。竹書紀事起於黃帝。據考證，《竹書紀年》為魏惠王之子魏襄王時的史官所作，可以認為是春秋晉國和戰國魏國的官方檔案材料彙編。 雖然，《竹書紀年》的具體成書年代，歷來也有分歧。同樣引用《竹書紀年》，酈道元《水經注》和顏師古《漢書》注等都引作魏惠王六年（即公元前364年）；而司馬貞《史記集解》和焦循《孟子正義》等書卻引作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可見在魏晉之際，這本書已經出現了不同的傳抄本。兩種說法時間相差3年，對於研究戰國編年系事，有重要參考價值，也應該引起充分重視，但這對於考察魏惠王遷都的背景和原因，並不造成太大的分歧。無論遷都時間是在六年還是九年，我們都可以說，是在魏惠王即位後不久。
魏國遷都，是將都城從安邑遷到了大梁。今天觀察歷史地圖，我們可以發現，魏國疆域是兩頭大，中間小，兩頭透過中間部位的狹長地帶——上黨走廊——相連線。魏國的兩個都邑，舊都安邑位於西頭，而新都大梁則位於東頭。那麼，魏國為什麼要遷都大梁呢？關於這個問題，主要也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受到秦趙韓三國夾擊。
此說認為，魏國舊都安邑，其地理位置出處於韓、趙、秦三國之間，很容易遭到三國圍攻，尤其是，當“三晉”交惡、先後攻趙、攻韓之後，這種被圍攻，或者前方作戰、後方又被切斷後路的危險就尤為險惡。比如，魏武侯十六年（公元前370年），武侯薨，魏國由於爭奪王位而內亂，趙韓兩國發兵干涉，濁澤大敗魏軍，揮師包圍安邑，幾乎是可以使得魏國滅國的。後來，主要是由於趙韓之間關於魏國的未來地位確定問題，多有齟齬，難以達成一致，安邑才得以保全。
乍看起來，這種說法似乎是很有道理的。然而，仔細分析，這種說法也同樣難以成立。這是因為，早在遷都至大梁之前，魏惠成王十年（前361年），魏國就用榆次（今山西晉中榆次）、陽邑（今山西晉中榆次南太谷東陽邑村）兩地和趙國的泫氏（今山西高平）和中牟（今河南中牟）兩地交換。泫氏是聯絡河東與河內的交通要道，中牟則是趙國領土突出至魏國領土內部的“肉中刺”。魏國得到泫氏後，便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河西、河東與河內、大梁地區的聯絡。魏惠成王十二年（前359年），魏國又用鹿邑從南韓換取了太行山的重要交通要道軹道，即今的“太行八陘”之一軹關陘，也就是從今河南濟源通往山西侯馬的必經之路。透過軹道，魏人可以從安邑直接進入到河內地區，甚至比經過泫氏更加方便捷。
經過和趙、韓這一系列的土地交換，魏國的土地基本上連成了一片，根本不會有被切斷後路的危險。既然魏國能在魏惠成王十二年（前359年）完成換土，那麼在魏惠成王十年（前361年）也能夠完成。
綜上所述，上面兩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想要分析魏國遷都的原因，我們就必須從更加宏觀可根本性的角度入手，加以考察。按照一般的常識，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經濟問題，也就是說，是要符合和適應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一國都城的位置，不但是政治的中心，更是是經濟的中心，代表了國家前進的道路發展的方向。而安邑，較之於大梁，直到魏惠成王十四年（公元前361年）的時候，安邑除了向西，向西北發展外已經基本沒有發展空間了。向西北是遊牧部族，沒有實際經濟利益，向西秦最富庶的河西之地已經在魏手上，接下來除非滅秦，否則沒有意義，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大梁周圍水網密集，土地肥沃，適合發展農業，同時因為地處中原，交通便利，經濟發達。
魏惠王遷都大梁除了經濟原因外，更主要的是要維持在魏國在中原的霸業。前文說過，魏國到魏惠王即位時，由於周圍各國，齊、楚、秦、趙的相繼崛起，魏國在中原的霸業遭到了嚴重挑戰，因此，維持中原霸業成了魏惠王的首要目標。而作為都城，安邑距離中原核心地帶太遠且交通不便，不利於魏國逐鹿中原，魏國的霸權也就難以為繼。基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弱小的秦國相比，東方的齊國和南方的楚國對魏國的威脅更大，尤其是齊國，在齊威王的治理下國勢蒸蒸日上，並且收取淮泗一帶小國的進貢，對魏國霸業形成了強有力的競爭。
既然在此階段，齊國是魏國最大的對手，所以，為了以主要精力對付齊國，魏惠王多次開展大國外交活動。他於十年（公元前365年）與韓懿侯在會於宅陽（今河南省鄭州市北）、 於十四年（公元前361年）與韓昭侯會於巫沙（今河南省滎陽縣北）並於四年後即十八年（公元前357年）與韓昭侯在巫沙結盟、於十九年（公元前356年）與趙成侯會於鄗（今河北柏鄉縣北）、於二十一年（公元前354年）與秦孝公會於杜平（今陝西省澄城縣境內）；於二十五年（公元前350年）與趙成侯結盟於漳水；於二十六年（前349年）與秦孝公會於彤地（今陝西省華縣境內）。總之，透過這一系列外交活動，恢復了三晉之間的暫時聯盟關係，又緩和了同秦國的矛盾，但是，史書上卻沒有關於會盟齊君之事，從此也可見，魏惠王的這一系列外交活動就是針對齊國甚至就是以齊國為假想敵的。
第二種說法：主要是因為秦國的威脅。
自從公元前384年，秦獻公自魏歸秦，就開展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自此秦國開始強大。大約二十年後，秦魏開始交戰。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6年）於雕陰、魏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64年）於石門、魏惠王十三年（公元前362年）於少梁，秦軍先後戰勝了魏軍。鑑於這一系列戰爭的連續失利，這一說法似乎是有其性的。但是，從當時的總體局勢來看，這一說法其實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即使到了公元前361年，魏國遷都大梁之時，魏國仍然處於鼎盛時期，而秦獻公的所謂改革其實只是初步改革，遠遠沒有達到商鞅變法所起到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況且，即使變化，也要經歷一個時期，不可能立竿見影、一蹴而就。所以，當時，秦國軍事實力還是綜合國力，都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提升。秦國較之於魏國，都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按照總體實力，不要說公元前361年，秦軍並不足以威脅魏國，即使是經過了商鞅變法，到了前350年，魏軍攻秦圍攻定陽（今陝西延安東），成功地迫秦孝公與魏惠王修好於彤（今陝西華縣西南）。直到前344年，秦面對魏軍都吃力。那三次戰爭，之所以秦國會勝利，自然也有一些原因：不僅因為秦人本身的戰鬥意志頑強，更主要的是，當時魏軍仗著國勢強盛，四面出擊，主力都在其他方向作戰。
經過之前魏文侯和魏武侯連續數十年的勵精圖治，當魏惠王繼位時，魏國已經成為列國中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在此良好的基礎上，魏惠王繼續經略，迅速鞏固魏國霸權，從而國力達於鼎盛。反觀秦國，卻是在商鞅變法之後，才逐漸強大起來的。而在此前，秦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方面等各個都是全面落後於魏國，秦魏之間屢次交戰，秦國也總是負多勝少，從而長期受到魏國的壓制。而商鞅入秦，已經是秦孝公元年，即魏惠王九年。並且晚至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擔任後任左庶長之後，才得以開始以這一身份主持變法。所以，在商鞅入秦之前，魏國是沒有理由太過忌憚秦國的，說魏國為了躲避秦國騷擾被迫遷都，顯然不符合兩國當時的實力對比。魏惠王的遷都應該是為了保持魏國對中原的領導權而不是害怕秦國。
戰國250餘年歷史中，魏國是最先強盛而稱雄的國家，由於魏國地處中央四戰之地，憂患的環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為戰國最早推行變法圖強的君主。他用翟璜為相，改革弊政；用樂羊為將，攻掠中山國；以李悝變法，教授法經，依法治國，魏國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機。而在魏惠王遷都之後，魏國的實力進一步強大，也開始恢復早年的霸業。顯然，魏惠王的遷都之舉是英明之舉。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齊威王在徐州會盟，互相承認對方為王，史稱“徐州相王”。不可否認，這些一系列成就，都和遷都於大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