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國家商業繁榮，因此宋朝給人的映像是一個比較富裕的朝代，但很少有人知道宋朝發生過錢荒。錢荒，通俗點來說就是市面上的錢不能滿足人們需要。在北宋初期，市面上流通的銅錢不夠，嚴重影響了社會發展，也給當時的人們造成了很大困擾，由於社會上流通的銅錢稀少，宋朝的人們為緩解危機有時會用銀絹充當貨幣。

宋朝的錢荒主要集中在宋仁宗、神宗、哲宗時期，仁宗時期錢荒首次引發宋人的討論，此時銅錢的匱乏，導致了貨物不能流通，民怨此起彼伏。但是這時期的錢荒並非全國性的，東南地區錢荒嚴重，而在西北地區卻錢多為患，到了神宗時期，錢荒逐漸蔓延至全國，人們普遍認為錢荒與王安石變法有很大關係。那麼錢荒產生的原因是否與王安石有關，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嗎？

首先，變法。王安石變法徵收助役錢、免役錢，使得民間的錢財流向了官府，大大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蘇軾曾多次談到錢荒：

其次，銅比錢貴。在宋朝時期，銅是由國家掌控，民間很少能看到銅，銅器的價格比銅幣的價值大，因此有很多人將銅錢製造成銅器，以獲得更高的利潤。《續資治通鑑》中記載："銅禁既開，銷錢以為器者利年於十倍"，以一換十，如此豐厚的回報，民間不銷燬銅幣才怪，因而大量銅幣被做成銅器是引發錢荒的根本性原因。

再次，儲蓄。中國的人民歷來具有很高的危機意識，不存點錢就完全沒有安全感，宋朝的人們也不例外。宋朝時期，民間儲蓄了大量的銅錢，此種現象集中在中產階級以上的階層，"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預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槐不出，故民用益整。"權貴的人將銅錢儲蓄起來，而致貧窮的人卻無錢財生存，這就導致了宋朝的貧富差距加大，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此外，宋朝的銅錢外流嚴重，尤其是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大量的銅錢透過各種途徑流向了周邊少數民族政權，有的甚至還流向了海外，並且這種現象屢禁不止，愈演愈烈。下面我們具體來看看宋朝銅錢流向了那些地區。

分析宋代的錢荒，我們首先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是錢荒現象主要發生在東南地區；二是錢荒並不是當時所生產並擁有的銅錢總量真的無法滿足市場上商品流通的需要。對於第一點，我們可以從眾多宋代的史料記載中看出來。早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即已出現“是時，以福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宋史》卷180《食貨志下》)的記載。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據田錫所云，江南、兩浙等處，“彼中難得錢”(《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46，成平三年三月丁未條)。北宋中葉，歐陽修說：“今三司自為闕錢，累於東南劃刷，及以谷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鏹。故淮甸近歲，號為錢荒。”(《歐陽修全集·奏議集》卷三《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札子》)歷仕仁、英、神三朝的大臣張方平說：“東南六路……農民困於輸錢，工商窘於射利，謂之錢荒，人情日急。”(《張方平集》卷二六《論討嶺南利害九事》)蘇軾說：“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蘇軾文集》卷三十《乞賑濟浙西七州狀》)在眾多議論中，所提到的“錢荒”多發生在東南地區。這既是因為東南地區是宋代財政賦稅的重要徵收地區，每年都會向中央政府上供大批銅錢，更是與當地的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緊密關聯。相形之下，在北宋都城開封和西北沿邊諸路，是沒有錢荒現象的，因為這些地區每年都會有大量的錢幣匯聚而來。這說明前引袁一堂、高聰明、汪聖鐸等先生對宋代壟斷性貨幣投放體制的批評是有道理的。　　第二點認識是：錢荒並非因為銅錢數量短缺所致。北宋中葉李覯曾經說：“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積嘗朽貫矣。而近歲以來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餘見。夫泉流佈散通於上下，不足於國則餘於民，必然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藏鏹之家，且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宜增而卻損，其故何也?”(《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國策第八》)李覯所說的“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反映了宋代可使用的銅錢在數量上是驚人的。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銅錢數量最多的一個時期。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僅升州(建康，治今南京)鑄銅錢30萬貫(《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一)，與中唐鼎盛時期的鑄幣量相差無幾。到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饒、池、江、建四大銅錢監全部建立，鑄錢量達到每年135萬貫(《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一之一)。稍後到景德末年(1007)，增至歲鑄183萬貫的水平(《長編》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歲末附記)。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更創下年鑄300萬貫的記錄(《夢溪筆談》卷一二)。到鑄造銅錢最多的宋神宗時期，每年鑄造量高達五百萬貫以上，用銅約2千萬斤(《文獻通考》卷九《鑄幣考二》)。據日本學者宮崎市定1943年的考證，有宋一代僅官鑄銅錢就有二億貫。中國著名貨幣史專家彭信威估計，北宋自鑄錢幣，連同前朝舊幣，“全部貨幣流通量當在二億五六千萬貫”[8]541。汪聖鐸認為，若不考慮銅錢被銷燬的情況，到北宋末年政府鑄行的銅錢總共約有三億貫。以當時有一千萬戶計，平均每戶可支配30貫[8]128～129。因此宋代的銅錢在數量上並不少，應該能夠滿足民間細碎性日常交易的需要。顯而易見，認為錢荒就是銅錢不夠使用的觀點自然是站不住腳的。　　關於錢荒的成因，南宋時有人分析說：“今日之錢，鼓鑄不登，滲漏不貲，鉟銷日蠹，私家藏匿，疊是四弊，固宜銅錢日少而無以濟楮幣之流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四三)這個認識，比較完整地勾勒出導致錢荒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就會產生新的疑惑。為什麼政府鑄造銅錢的數量會減少?為什麼銅錢會大量外流?什麼原因促使民間居然冒死犯禁去銷燬銅錢?又是什麼原因導致民間持續貯藏銅錢，使其沉澱下來而退出了流通?　　事實上，這些表面原因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更為重要的深層原因，那就是銅錢的錢面值(名義價值)小於其幣材值(實際價值)　。　　判定宋代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還需要對宋代銅的價值變化進行分析。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它與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關係。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商品的價值呈現下降的趨勢。就宋代銅的生產來說，生產技術確實得到一定的提高，據記載，宋仁宗景祐二年，“[許]申在三司，乃建議以藥化鐵與銅相雜鑄，輕重如銅錢法，而銅居三分，鐵居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因入內都知閻文應以納說，朝廷從之，即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長編》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條)。這是宋代開始使用膽水制銅法的開端。膽銅的質地不如以前冶煉方法生產出來的銅，因此宋仁宗朝實行膽水制銅一段時間以後就停止了，直到宋哲宗朝，才恢復用這種方法制造鑄錢用的銅材[14]。由此我們可以說，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宋代銅的價值會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那麼，該如何看待這種趨勢呢?據此能夠否定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判斷嗎?我認為，宋代銅的價值下降的趨勢當然會對銅錢的價值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不足以彌合當時銅錢的名義價值和實際價值之間的差距。因為宋代基本的冶煉技術沒有發生變化，而宋哲宗朝以後用膽水制銅法生產出來的銅材數量有限，特別是南宋時期各錢監多有廢弛，每年產銅和鑄錢的數量更少。據王菱菱考證，宋代可考的膽銅最高年產量是北宋徽宗政和年問的187萬多斤，但是到了南宋高宗紹興末年，膽銅的產量銳減到21萬斤，以後更是每況愈下[12]104～105。因此，我們可以謹慎地推斷，宋代提煉銅的技術進步雖然對銅的價值有影響，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當時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的事實。所以我們可以說，宋代產銅技術的進步不能成為否定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的理由。　　事實上，宋人葉適已經覺察到了銅錢購買力的改變。他說：“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谷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致富強，米鬥十錢以上為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為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才]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曠之荊、襄，米鬥乃或上百錢為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匏)[瓠]果蓏，魚鱉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為若干?以承平之賦祿之於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為而有餘?今何為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明矣。”(《葉適集·水心別集》卷二《財計中》)葉適透過從漢唐到宋代的物價比較，看出宋代較之漢唐“錢多”而又“錢賤”這一社會現實，仍然反映了當時銅錢的名義價值低於其實際價值。

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價值儲藏的物品，北宋的錢慌是由於大量貨幣沉積下來，退出流通領域。第二銅錢大量流通到宋朝疆域之外。第三私鑄和盜鑄成風。貨幣沉積是因為王安石變法造成市場上很大一部分錢進入政府庫房。北宋的官僚，地主，商人對銀和銅有著狂熱的偏好，大量囤積助推了錢慌的加劇。北宋銅錢的海外價值遠遠高於國內價值，大量的銅錢流入遼，夏，金等國。民間的私鑄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北宋的錢慌是流通中的錢不夠，政府鑄造的貨幣充足但是沒有流入市場充當支付手段，而是成為了儲藏的物品，南宋的錢慌本質上是由於政府鑄造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