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被死亡狠狠敲打過，這是我的幸運。因此，我也沒有認真思考過死亡，這是我的不幸。今天，我之所以想寫寫關於死亡的話題，是因為米奇·阿爾博姆。阿爾博姆對死亡有著持續的熱情，他用清澈、輕盈的文字，一次又一次碰觸這個濁且重的主題。我兩次閱讀他的三部作品《相約星期二》、《一日重生》和《你在天堂裡遇見的五個人》，中間跨度十餘年。這十餘年，我曾經自我破碎，然後又重建自我。我用自己重生的眼睛，去過濾他寫下的死亡故事。濾網中留下的，就是這些文字。愛和責任可以淨化不堪的人生那時，我十一、二歲，是一個退縮、自閉的農村女孩。母親在廚房裡做飯，我給她打下手，負責燒鍋。我把棉花柴、玉米杆、枯樹枝、半乾的爛菜葉、骯髒的破布——我的右手所能抓到的東西——塞進灶間，左手拉動風箱。我盯著躍動著的黃色火苗，它們歡快地舔著黑黑的鍋底。這時，我想到了死亡。燃燒之火把一切垃圾和骯髒的東西都化為灰燼，這種徹底的清除讓我著迷。死亡就像清除之火。再扭曲的身軀、再汙濁的人生，再痛苦的遭遇……被死亡這把火一燒，都會變成灰。灰是這個世界上最潔淨的東西。少年時代的我，認為死亡是一種淨化。死亡，讓人生歸於純淨。雞仔查爾斯·貝奈特可能也是這麼想的。“讓我猜猜。你想知道我為啥要自殺。”在《一日重生》中，這是雞仔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雞仔要自殺。因為他的人生，就像我塞進灶間的爛菜葉和骯髒的破布：他不可救藥地酗酒，工作即將不保，妻子離他而去，唯一的最疼愛的女兒連結婚都不通知他……他想透過死，把這一切都清除乾淨。午夜時分，他喝得爛醉如泥，冒著小雨，開車上高速公路。他想回到老家，準備在人生開始的地方，結束自己的生命。他錯過了出口，索性逆向行駛，與迎面而來的卡車猛烈相撞。他的車飛出護欄，他飛出車子……他見到了死去十餘年的母親。在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的邊緣，他與母親共度了一天，這一天改變了一切。在邊緣世界，處於彌留之際的人，會想起一些人，那些曾在人世給予他們溫暖與美好的人。雞仔陪同母親去見的，就是那些在臨死前想起他母親的人。有母親生前在美髮店的客戶，有他們家的女傭，還有一些男人——她的美麗曾經照亮過他們的人生瞬間。雞仔怨恨過母親。怨她與父親離婚，怨她在父親想回歸時不把他留下來，怨她在大學報到時讓自己難堪，甚至怨她的美麗……在“要麼做媽媽的好寶貝和要麼做爸爸的乖兒子”之間，他選擇了後者。為了父親的願望——成為一個職業棒球運動員，他從大學輟學，去參加棒球比賽，且很快結束了曇花一現般的職業運動員生涯。最後，還是為了父親願望，他撒謊並從母親的生日派對中逃走，去打一場毫無意義的棒球表演賽，母親卻在當天意外去世。在與母親共度的一天中，雞仔知道了一切：作為一個“離婚的女人”，母親因流言被醫院辭退，失去熱愛的護士工作，最後在美髮店找了一份工作。為了提供他與妹妹兩人上大學的費用，母親與女傭一起，去給別人打掃房間。而那個消失了很多年，又在他大學比賽期間突然出現的父親，一直在外面有另一個家，另一個妻子和另一個兒子。知道這一切，雞仔為自己試圖輕生感到羞愧。論不堪，母親的人生比他的人生不堪好多倍。但母親很尊嚴地面對人生挑戰，在孩子面前沒說前夫一句壞話，不要他的一分錢，辛勤工作供養兩個孩子……而自己，卻懦弱地逃進酒精裡，讓家人嫌棄。雞仔變了。他和女兒改善了關係，與前妻恢復了聯絡，在公園和體育場管理辦公室做兼職。他常常組織孩子們進行棒球比賽，定出嚴格的規定：每個孩子都有參與的機會。在他去世前，他告訴周圍的人：“要記著現在的我，而不是以前的我。”十幾年後再讀這個故事，有些段落讓我哭出聲來。我對雞仔的母親產生深深的敬意。我意識到，真正能淨化不堪的人生的，不是死亡，而是愛和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是連在一起的“沒有一個故事是孤立的。它們有時在拐角相遇，有時它們一個壓著一個，重重疊疊，就像河底的卵石”。一個人在《你在天堂裡遇見的五個人》中寫下的這段話，深深地打動了我。這部作品透過一個死亡故事，向我們揭示了一個被絕大多數人忽略的真相：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是連在一起的。愛迪是一個矮墩墩的白髮老人，瘸著一條腿，每天在紅寶石碼頭遊樂場內巡視，以確保遊樂設施的安全。在他83歲生日這一天，一個遊樂設施發生意外，電纜斷裂，遊樂車飛馳而下。遊樂車金屬底座上有一個小女孩，在那一瞬間，愛迪撲了過去……愛迪的人生很不如意。因為在戰爭中傷了一條腿，他沒法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只能一輩子在遊樂場當一個維修工。愛迪進入了天堂，遇到了五個人。這五個人，有的他認識，有的他根本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但他與這五個人的人生卻奇妙地聯結在一起。少了哪一個，也許他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個模樣。聯結後的世界是這樣的：在他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他差點撞到藍皮人駕駛的車上，藍皮人為了躲避他，突發心臟病而死。那次死亡帶走了藍皮人，卻留下了他。讓他放棄所有人生夢想、一再詛咒的斷腿，竟然是上尉用槍打斷的。上尉打斷他的腿，是為了救他的命。那個他根本不認識的老婦人，卻是他工作了一輩子，也痛恨了一輩子的遊樂場存在的緣由——那個遊樂場是她富豪丈夫一時心血來潮送給她的禮物。而妻子是他人生中惟一的Sunny，卻早早離他而去。而那個被愛迪意外燒死的菲律賓小女孩，卻讓他的一生都有了意義。以心理學視角來看，那簡直是一個認知調整的卓越案例：當知道因為自己的過失，而讓這麼一個可愛的孩子失去生命，愛迪哭得死去活來。他說：“我很難過，因為我一輩子什麼也沒做。我什麼也不是。我一事無成。我迷失了方向，我覺得我不該在那裡。”“該在那裡”，她說道。“哪裡？紅寶石碼頭？”她點點頭。“修理遊樂車？我應該那樣生活嗎？”他長長舒了口氣。“為什麼？”“孩子們”，她說道。“你保證了他們的安全。你為我做好事。”這句話，讓愛迪簡單而平凡的人生，充滿了特殊的意義。愛迪的故事，讓我深深明白一件事情：萬物皆為一物。我們每個人都是河底的卵石。你以為和別人毫無聯絡，其實每個人都不是孤立的，流經你的生命之水也必將流經我。在宇宙的河流裡，我們都是一體的。學會了怎麼死，也就學會了怎麼活很多時候，死比生能教給我們更多東西。為阿爾博姆帶來永久聲譽的《相約星期二》，就是一部死亡教科書，當然，也是一部生命教科書。那個被萎縮性側索硬化囚禁在自己身體裡的老教授莫里，把自己的死亡變成了一本教科書。十餘年前讀它的時候，我剛剛移植到這個城市。在那段堅硬的歲月裡，我貧困潦倒，苦苦尋找可以存活的土壤和空間，沒時間去思考人生意義這類宏大而深刻的問題。當我經歷了自己的人生苦難，當我重新排列了人生重要事件的優先順序之後，我發現我真正讀懂了莫里，讀懂了阿爾博姆。所謂讀懂，是你真正想明白了幾個重要的人生問題。人生中，什麼是真正重要的東西？金錢？名譽？權力？我有一個標準，凡是在生命最後時刻不能給你帶來慰藉和溫暖的東西，都不是真正重要的，在你的日程安排中都應該往後排。在莫里生命的最後階段，環繞著他的是家人、朋友、學生，以及他們的幫助和愛。特別是家庭，它提供了莫里所說的“心理安全”——知道有一個家在守護著你。“只有家庭能給予你這種感覺。金錢辦不到。名望辦不到”，莫里說。知道什麼是真正重要的東西之後，那麼怎麼活？“你要使生活有意義，你就得獻身於愛，獻身於你周圍的群體，去創造一種能給你目標和意義的價值觀”，莫里的建議是，去“建立自己的文化”。就像他說的那樣，莫里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他博覽群書為他的課尋找新的思想內容，他走訪同事們，與畢業的學生保持聯絡，給遠方的朋友寫信，去華盛頓廣場的教堂跳舞自娛……他還制定了一個名叫綠屋的計劃，為貧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療。在他的“小文化”中，他建立了一種人類互動的模式——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相互愛護。十年前，這個觀點就深深地影響著我。現在，我也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文化：組織讀書會，開展家庭教育成長沙龍，為心理諮詢師搭建成長平臺，為貧困的人提供公益心理諮詢，寫心理科普文章……“投入到人類的大家庭裡去。投入到人的感情世界裡去，建立一個由你愛的人和愛你的人組成的小社會”，莫里說。你有沒有害怕變老和死亡？學生問老師。“我樂於接受老”，老師說，“衰老並不就是衰敗。它是成熟。接近死亡並不一定是壞事，當你意識到這個事實後，它也有十分積極的一面，你會因此而活得更好。”莫里說：“一旦你學會了怎樣去死，你也就學會了怎樣去活。”我記起一個故事：英國有一個著名的貴族學校叫伊頓公學。有學生家長問其中一任校長，“學校培養我兒子，將來是從政呢還是經商呢？”校長說：“都不是”。家長追問，“那您能用一個詞來說明要培養他幹什麼呢？”校長說：“如果非要用一個詞的話，那就是‘理解死亡”。後來，另一位校長這樣來解釋這個詞，如果我們的學生一畢業就死了，根本沒有什麼未來，那麼這幾年，我們應該給他什麼樣的教育呢？當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我們才能給他最好的教育。我還想起了存在主義大師歐文·亞隆的的一然話：“對死亡的恐懼常常與人生虛度的感覺緊密相關”，他說，“你越不曾真正活過，對死亡的恐懼也就越強烈；你越不能充分體驗生活，也就越害怕死亡。”我也問過自己，你怕老嗎？不怕！你怕死嗎？不怕！因為我已經想明白了怎麼活。我知道我是誰，我想要什麼。我用愛和責任應對自己的人生挑戰，我和更多的人建立情感聯結，我建立自己的文化……“意識到自己會死，並時刻做好準備。這樣做會更有幫助，你活著的時候就會更珍惜生活”，莫里說，“像佛教徒那樣。每天，放一隻小鳥在你的肩膀上，問“是今天嗎？我準備好了嗎？能生而無悔，死而無憾了嗎？”你看，小鳥，就停在你肩上。
我沒有被死亡狠狠敲打過，這是我的幸運。因此，我也沒有認真思考過死亡，這是我的不幸。今天，我之所以想寫寫關於死亡的話題，是因為米奇·阿爾博姆。阿爾博姆對死亡有著持續的熱情，他用清澈、輕盈的文字，一次又一次碰觸這個濁且重的主題。我兩次閱讀他的三部作品《相約星期二》、《一日重生》和《你在天堂裡遇見的五個人》，中間跨度十餘年。這十餘年，我曾經自我破碎，然後又重建自我。我用自己重生的眼睛，去過濾他寫下的死亡故事。濾網中留下的，就是這些文字。愛和責任可以淨化不堪的人生那時，我十一、二歲，是一個退縮、自閉的農村女孩。母親在廚房裡做飯，我給她打下手，負責燒鍋。我把棉花柴、玉米杆、枯樹枝、半乾的爛菜葉、骯髒的破布——我的右手所能抓到的東西——塞進灶間，左手拉動風箱。我盯著躍動著的黃色火苗，它們歡快地舔著黑黑的鍋底。這時，我想到了死亡。燃燒之火把一切垃圾和骯髒的東西都化為灰燼，這種徹底的清除讓我著迷。死亡就像清除之火。再扭曲的身軀、再汙濁的人生，再痛苦的遭遇……被死亡這把火一燒，都會變成灰。灰是這個世界上最潔淨的東西。少年時代的我，認為死亡是一種淨化。死亡，讓人生歸於純淨。雞仔查爾斯·貝奈特可能也是這麼想的。“讓我猜猜。你想知道我為啥要自殺。”在《一日重生》中，這是雞仔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雞仔要自殺。因為他的人生，就像我塞進灶間的爛菜葉和骯髒的破布：他不可救藥地酗酒，工作即將不保，妻子離他而去，唯一的最疼愛的女兒連結婚都不通知他……他想透過死，把這一切都清除乾淨。午夜時分，他喝得爛醉如泥，冒著小雨，開車上高速公路。他想回到老家，準備在人生開始的地方，結束自己的生命。他錯過了出口，索性逆向行駛，與迎面而來的卡車猛烈相撞。他的車飛出護欄，他飛出車子……他見到了死去十餘年的母親。在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的邊緣，他與母親共度了一天，這一天改變了一切。在邊緣世界，處於彌留之際的人，會想起一些人，那些曾在人世給予他們溫暖與美好的人。雞仔陪同母親去見的，就是那些在臨死前想起他母親的人。有母親生前在美髮店的客戶，有他們家的女傭，還有一些男人——她的美麗曾經照亮過他們的人生瞬間。雞仔怨恨過母親。怨她與父親離婚，怨她在父親想回歸時不把他留下來，怨她在大學報到時讓自己難堪，甚至怨她的美麗……在“要麼做媽媽的好寶貝和要麼做爸爸的乖兒子”之間，他選擇了後者。為了父親的願望——成為一個職業棒球運動員，他從大學輟學，去參加棒球比賽，且很快結束了曇花一現般的職業運動員生涯。最後，還是為了父親願望，他撒謊並從母親的生日派對中逃走，去打一場毫無意義的棒球表演賽，母親卻在當天意外去世。在與母親共度的一天中，雞仔知道了一切：作為一個“離婚的女人”，母親因流言被醫院辭退，失去熱愛的護士工作，最後在美髮店找了一份工作。為了提供他與妹妹兩人上大學的費用，母親與女傭一起，去給別人打掃房間。而那個消失了很多年，又在他大學比賽期間突然出現的父親，一直在外面有另一個家，另一個妻子和另一個兒子。知道這一切，雞仔為自己試圖輕生感到羞愧。論不堪，母親的人生比他的人生不堪好多倍。但母親很尊嚴地面對人生挑戰，在孩子面前沒說前夫一句壞話，不要他的一分錢，辛勤工作供養兩個孩子……而自己，卻懦弱地逃進酒精裡，讓家人嫌棄。雞仔變了。他和女兒改善了關係，與前妻恢復了聯絡，在公園和體育場管理辦公室做兼職。他常常組織孩子們進行棒球比賽，定出嚴格的規定：每個孩子都有參與的機會。在他去世前，他告訴周圍的人：“要記著現在的我，而不是以前的我。”十幾年後再讀這個故事，有些段落讓我哭出聲來。我對雞仔的母親產生深深的敬意。我意識到，真正能淨化不堪的人生的，不是死亡，而是愛和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是連在一起的“沒有一個故事是孤立的。它們有時在拐角相遇，有時它們一個壓著一個，重重疊疊，就像河底的卵石”。一個人在《你在天堂裡遇見的五個人》中寫下的這段話，深深地打動了我。這部作品透過一個死亡故事，向我們揭示了一個被絕大多數人忽略的真相：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是連在一起的。愛迪是一個矮墩墩的白髮老人，瘸著一條腿，每天在紅寶石碼頭遊樂場內巡視，以確保遊樂設施的安全。在他83歲生日這一天，一個遊樂設施發生意外，電纜斷裂，遊樂車飛馳而下。遊樂車金屬底座上有一個小女孩，在那一瞬間，愛迪撲了過去……愛迪的人生很不如意。因為在戰爭中傷了一條腿，他沒法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只能一輩子在遊樂場當一個維修工。愛迪進入了天堂，遇到了五個人。這五個人，有的他認識，有的他根本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但他與這五個人的人生卻奇妙地聯結在一起。少了哪一個，也許他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個模樣。聯結後的世界是這樣的：在他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他差點撞到藍皮人駕駛的車上，藍皮人為了躲避他，突發心臟病而死。那次死亡帶走了藍皮人，卻留下了他。讓他放棄所有人生夢想、一再詛咒的斷腿，竟然是上尉用槍打斷的。上尉打斷他的腿，是為了救他的命。那個他根本不認識的老婦人，卻是他工作了一輩子，也痛恨了一輩子的遊樂場存在的緣由——那個遊樂場是她富豪丈夫一時心血來潮送給她的禮物。而妻子是他人生中惟一的Sunny，卻早早離他而去。而那個被愛迪意外燒死的菲律賓小女孩，卻讓他的一生都有了意義。以心理學視角來看，那簡直是一個認知調整的卓越案例：當知道因為自己的過失，而讓這麼一個可愛的孩子失去生命，愛迪哭得死去活來。他說：“我很難過，因為我一輩子什麼也沒做。我什麼也不是。我一事無成。我迷失了方向，我覺得我不該在那裡。”“該在那裡”，她說道。“哪裡？紅寶石碼頭？”她點點頭。“修理遊樂車？我應該那樣生活嗎？”他長長舒了口氣。“為什麼？”“孩子們”，她說道。“你保證了他們的安全。你為我做好事。”這句話，讓愛迪簡單而平凡的人生，充滿了特殊的意義。愛迪的故事，讓我深深明白一件事情：萬物皆為一物。我們每個人都是河底的卵石。你以為和別人毫無聯絡，其實每個人都不是孤立的，流經你的生命之水也必將流經我。在宇宙的河流裡，我們都是一體的。學會了怎麼死，也就學會了怎麼活很多時候，死比生能教給我們更多東西。為阿爾博姆帶來永久聲譽的《相約星期二》，就是一部死亡教科書，當然，也是一部生命教科書。那個被萎縮性側索硬化囚禁在自己身體裡的老教授莫里，把自己的死亡變成了一本教科書。十餘年前讀它的時候，我剛剛移植到這個城市。在那段堅硬的歲月裡，我貧困潦倒，苦苦尋找可以存活的土壤和空間，沒時間去思考人生意義這類宏大而深刻的問題。當我經歷了自己的人生苦難，當我重新排列了人生重要事件的優先順序之後，我發現我真正讀懂了莫里，讀懂了阿爾博姆。所謂讀懂，是你真正想明白了幾個重要的人生問題。人生中，什麼是真正重要的東西？金錢？名譽？權力？我有一個標準，凡是在生命最後時刻不能給你帶來慰藉和溫暖的東西，都不是真正重要的，在你的日程安排中都應該往後排。在莫里生命的最後階段，環繞著他的是家人、朋友、學生，以及他們的幫助和愛。特別是家庭，它提供了莫里所說的“心理安全”——知道有一個家在守護著你。“只有家庭能給予你這種感覺。金錢辦不到。名望辦不到”，莫里說。知道什麼是真正重要的東西之後，那麼怎麼活？“你要使生活有意義，你就得獻身於愛，獻身於你周圍的群體，去創造一種能給你目標和意義的價值觀”，莫里的建議是，去“建立自己的文化”。就像他說的那樣，莫里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他博覽群書為他的課尋找新的思想內容，他走訪同事們，與畢業的學生保持聯絡，給遠方的朋友寫信，去華盛頓廣場的教堂跳舞自娛……他還制定了一個名叫綠屋的計劃，為貧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療。在他的“小文化”中，他建立了一種人類互動的模式——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相互愛護。十年前，這個觀點就深深地影響著我。現在，我也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文化：組織讀書會，開展家庭教育成長沙龍，為心理諮詢師搭建成長平臺，為貧困的人提供公益心理諮詢，寫心理科普文章……“投入到人類的大家庭裡去。投入到人的感情世界裡去，建立一個由你愛的人和愛你的人組成的小社會”，莫里說。你有沒有害怕變老和死亡？學生問老師。“我樂於接受老”，老師說，“衰老並不就是衰敗。它是成熟。接近死亡並不一定是壞事，當你意識到這個事實後，它也有十分積極的一面，你會因此而活得更好。”莫里說：“一旦你學會了怎樣去死，你也就學會了怎樣去活。”我記起一個故事：英國有一個著名的貴族學校叫伊頓公學。有學生家長問其中一任校長，“學校培養我兒子，將來是從政呢還是經商呢？”校長說：“都不是”。家長追問，“那您能用一個詞來說明要培養他幹什麼呢？”校長說：“如果非要用一個詞的話，那就是‘理解死亡”。後來，另一位校長這樣來解釋這個詞，如果我們的學生一畢業就死了，根本沒有什麼未來，那麼這幾年，我們應該給他什麼樣的教育呢？當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我們才能給他最好的教育。我還想起了存在主義大師歐文·亞隆的的一然話：“對死亡的恐懼常常與人生虛度的感覺緊密相關”，他說，“你越不曾真正活過，對死亡的恐懼也就越強烈；你越不能充分體驗生活，也就越害怕死亡。”我也問過自己，你怕老嗎？不怕！你怕死嗎？不怕！因為我已經想明白了怎麼活。我知道我是誰，我想要什麼。我用愛和責任應對自己的人生挑戰，我和更多的人建立情感聯結，我建立自己的文化……“意識到自己會死，並時刻做好準備。這樣做會更有幫助，你活著的時候就會更珍惜生活”，莫里說，“像佛教徒那樣。每天，放一隻小鳥在你的肩膀上，問“是今天嗎？我準備好了嗎？能生而無悔，死而無憾了嗎？”你看，小鳥，就停在你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