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和金文現在基本認為是商代，哪個先出現存疑。籀文其實也就是金文大篆。小篆在戰國時候就出現了，嚴格意義上的是秦國的官方字型。隸書大概也出現在戰國末期。秦代就有古隸。草書如果以草寫論，出現在戰國，簡帛書體。可以算草篆如果以名稱論，東漢章草。楷書出現於漢末。到唐代走向成熟。行書也就是楷書出現的副產品。

甲骨文是中國的一種古代文字，被認為是現代漢字的早期形式，有時候也被認為是漢字的書體之一，也是現存中國最古的一種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稱契文、龜甲文或龜甲獸骨文。商朝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後把占卜時間、占卜者的名字、所佔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邊，有的還把過若干日後的吉凶應驗也刻上去。不過具體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詳略的差異，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辭最為完整，同時也是現存數量最多的時期。學者稱這種記錄為卜辭，這種文字為甲骨文。殷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記錄，是目前已知的中國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稱為中國古代最早的“檔案庫”。目前發現有大約15萬片甲骨，4500多個單字。這些甲骨文所記載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到商代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不僅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習俗等內容，而且涉及天文、曆法、醫藥等科學技術。從甲骨文已識別的約1500個單字來看，它已具備了“象形、會意、形聲、指事、轉註、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現了中國文字的獨特魅力。中國商代和西周早期(約公元前16～前10世紀)以龜甲、獸骨為載體的文獻。是已知漢語文獻的最早形態。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稱為契文、 甲骨刻辭、卜辭、龜版文、殷墟文字等，現通稱甲骨文。商周帝王由於迷信，凡事都要用龜甲(以龜腹甲為常見)或獸骨 (以牛肩胛骨為常見)進行占卜，然後把占卜的有關事情(如占卜時間、占卜者、佔問內容、視兆結果、驗證情況等) 刻在甲骨上，並作為檔案材料由王室史官儲存 (見甲骨檔案)。除占卜刻辭外,甲骨文獻中還有少數記事刻辭。甲骨文獻的內容涉及當時天文、曆法、氣象、地理、方國、世系、家族、人物、職官、征伐、刑獄、 農業、 畜牧、田獵、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災禍等，是研究中國古代特別是商代社會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的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金文　　中國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 。商 、西周、 春秋、 戰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型的總稱。清代吳式芬把商周銅器銘文編成《捃古錄金文》一書，收集的資料多，考釋嚴謹，影響頗大 ， 金文一詞遂有了界說 。 這時所謂金文皆指整篇的銘文，不稱單字。1925年容庚編《金文編》把商周銅器銘文中的字按照《說文解字》的順序編為字典，從此金文成為一種書體名稱。金文出現在商代中期，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斷在秦滅六國，也就是秦用小篆統一中國文字時。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呂大臨《考古圖》等；也有專門摹刻銘文的，如王俅《嘯堂集古錄》等；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則有王楚和薛尚功《鐘鼎篆韻》。清代由於《說文》之學興盛、聲韻訓詁研討日深，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銘文研究進步較快 ， 不斷出現專家 ，如吳大?《 字說》、《說文古籀補》，孫詒讓《 古籀拾遺 》、《 古籀餘論》、《名原》等，皆有創見， 突過前人 。金文的年代長，使用區域廣，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則研究工作會收效不大。過去學者已理解這一點。王國維《兩週金石文韻讀·序》對時間地點觀念很清楚。郭沫若《兩週金文辭大系·序文》說：“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餘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徵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這在金文研究中是劃時代的創舉。1985年容庚《金文編》修訂第四版採用銘文3902件，收正文（可識的字）2420字，附錄( 還不能確定的字 )1352字，共計3772字。這是今日可見金文的總數。先秦文字資料不限於金文，而金文終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統一文字前1000多年間中國文字發展變化的基本情況。　　籀文　　籀文的代表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文時的太史籀所書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因刻於石鼓上而得名，是流傳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為石刻之祖。　　漢字的書體名稱。籀文或「大篆」，春秋、戰國間通行於秦國，字型與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構形多重疊。　　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也叫「籀書」，又稱大篆。起於西周晚年，春秋戰國時期行於秦國。字型與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構形多重疊。許慎所著《說文解字》以小篆為正字，《說文解字》收錄的籀文，可稱為「《說文》籀文」。　　又收兩類異體字，一類稱古文，一類稱籀文，指《史籀篇》中與小篆不同的字。傳世《石鼓文》、《詛楚文》皆戰國中期秦的作品。兩者皆屬大篆，其中絕大部分和小篆相同，也有不少《說文》列舉的籀文。《史籀篇》取多少字已不可知，許慎所見9篇，舉出了220個不同的字。　　小篆　　也叫“秦篆”。通行於秦代。形體偏長，勻圓齊整，由大篆衍變而成。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稱：“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今存（琅琊臺刻石）、 《泰山刻石》殘石（如圖），即小篆代表作。　　秦權上刻制的小篆，據說是李斯書寫的小篆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負責，在秦國原來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礎上，進行簡化，取消其他六國的異體字，創制的統一文字漢字書寫形式。一直在中國流行到西漢末年，才逐漸被隸書所取代。但由於其字型優美，始終被書法家所青睞。又因為其筆畫複雜，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隨意新增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偽的官方印章，一直採用篆書，直到封建王朝覆滅，近代新防偽技術出現。康熙字典上對所有的字還注有小篆寫法。　　草書　　草書：為書寫便捷而產生的一種字型。始於漢初。當時通用的是“草隸”，即潦草的隸書，後來逐漸發展，形成一種具有藝術價值的“章草”。漢末，張芝變革“章草”為“今草”，字的體勢一筆而成。唐代張旭、懷素又發展為筆勢連綿迴繞，字形變化繁多的“狂草”。　　草書的特點是結構簡省、筆畫連綿。章草起於西漢，盛於東漢，字型具隸書形式，字字區別，不相糾連；今草起於東漢末期，風格多樣，筆勢秀麗，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擅長今草，現代林散之、餘任天先生亦精此道；狂草亦稱大草，筆意奔放，體勢連綿，如唐朝張旭《千文斷碑》、《古詩四道》，懷素僧《自敘帖》等等，孫過庭《書譜》字字區別，不相連線，而筆意活潑、秀媚。“大草”與“小草”相對稱，大草純用草法，難以辨認，張旭、懷素善此，其字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清朝馮班《鈍印書要》談學草書法雲：小草學獻之、大草學羲之，狂草學張旭不如學懷素。懷素的草字容易辨認，字跡清瘦見形，字字相連處亦落筆清晰易臨。張旭字形變化繁多，常一筆數字，隔行之間氣勢不斷，不易辨認，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韓愈《送高閒上人序》中提到張旭草書以“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而有動於心，必於草書揮毫髮之”，故學張旭難。　　楷書　　楷書又稱正書，或稱真書。其特點是：形體方正，筆畫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於東漢。楷書的名家很多，如“歐體”（歐陽詢）、“虞體”（虞世南）、“顏體”（顏真卿）、“柳體”（柳公權）、“趙體”（趙盂附）等。　　宋宣和書譜：“漢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書”認為楷書是由古隸演變而成的。據傳：“孔子墓上，子貢植的一株楷樹，枝幹挺直而不屈曲。”楷書本筆畫簡爽，必須如楷樹之枝幹也。　　初期“楷書”，仍殘留極少的隸筆，結體略寬，橫畫長而直畫短，在傳世的魏晉帖中，如鍾繇的《宣示表》（左圖）、《薦季直表》、王羲之的《樂毅論》《黃庭經》等，可為代表作。觀其特點，誠如翁方綱所說：“變隸書之波畫，加以點啄挑，仍存古隸之橫直”。　　東晉以後，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帶著漢隸的遺型，筆法古拙勁正，而風格質樸方嚴，長於榜書，這就是所說的魏碑。南派書法，多疏放妍妙，長於尺牘。南北朝，因為地域差別，個人習性、書風迥然不同。北書剛強，南書蘊藉，各臻其妙，無分上下，而包世臣與康有為，卻極力推崇兩朝書，尤重北魏碑體。康氏舉十美，以強調魏碑的優點。　　唐代的楷書，亦如唐代國勢的興盛局面，真所謂空前。書體成熟，書家輩出，在楷書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中唐的顏真卿、晚唐的柳公權，其楷書作品均為後世所重，奉為習字的模範。　　古人學書法有這一種說法：“學書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顏為法，中楷以歐為法，中楷既熟，然後斂為小楷，以鍾王為法”。然根據多年實驗研究結果表明：初學寫字，不宜先學太大的字，中楷比較適合。　　行書　　介於楷書、草書之間的一種字型,可以說是楷書的草化或草書的楷化。它是為了彌補楷書的書寫速度太慢和草書的難於辨認而產生的。筆勢不象草書那樣潦草，也不要求楷書那樣端正。楷法多於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於楷法的叫“行草”。行書大約是在東漢末年產生的。　　代表作最著名的是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的《蘭亭序》，前人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形容其字雄強俊秀，讚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唐顏真卿所書《祭侄稿》，寫得勁挺奔放，古人評之為“天下第二行書”。行書中帶有楷書或接近於楷書的稱為“行楷”，帶有草書或接近草書的則稱為“行草”。行楷中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唐代李邕的《麓山寺碑》，暢達而腴潤。還有如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的趙孟俯（頫）、鮮于樞、康裡，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鐸，清代的何紹基等，都擅長行書或行草，有不少作品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