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

海權論的提出者馬漢，引用的是當時英國在拿破崙時代獲得海上霸權的事實，當時拿破崙好幾次想要渡過英吉利海峽征服英國，每次都以失敗而告終。英吉利海峽是英國的天然屏障，無論是拿破崙時期的法國還是二戰時期的德國，由於沒有強大的海軍只能望洋興嘆。特別是拿破崙在遠征埃及時期在尼羅河海口遇到了英國的艦隊，慘遭滑鐵盧。這場戰役使得拿破崙帝國在地中海的制海權轉移到了英國手中。一旦失去交通聯絡本國的物資運送不到遠征軍的手中，最終埃及遠征行動以失敗而告終。

拿破崙並不因此甘心，在十九世紀初為了削弱英國的影響力。或者歐洲各國比如一起聯合起來抗衡英國，當時參加的國家有普魯士俄國以及瑞典等，他們一致反對英國在波羅地海的行駛權。這項聯合行動嚴重影響了英國向其他國家販賣物資比如橡木、繩索和帆布。這項損害英國商業利益的行動觸碰到了底線，英國立馬派出了波羅的海艦隊，在哥本哈根打敗了丹麥的海軍艦隊，打破了武裝聯合。

所以馬漢基於此提出了海權論。其核心思想主要包括，海上權力主要以攻擊為主，路上權力主要以防禦為主。如果一個國家有海軍優勢，那麼就發揮海外基地和海港的優勢來和其他國家的海洋力量。海軍存在的目的在於會戰，這種戰爭需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強有力的攻擊火力。擁有廣大的海外殖民地以及優良海港有利於艦隊的補給和維修，同時能夠確保自己交通線路的安全。交通線越長海洋能夠給予國家的利益越大，英國之所以在十八世紀能夠封鎖法國海岸線獲得地中海的制海權，主要的就是依賴海外殖民地海港。

海權論，是美國軍事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透過從1890到1905年期間相繼完成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1890）、《海權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的影響：1793-1812》（1892）和《海權與1812年戰爭》（1905）三部著作所提出的有關爭奪海上主導權對於主宰國家甚至世界命運的決定性作用的思想觀點。我們今天國內所看到的中文版的《海權論》實際上是馬漢以上三部著作的合集（有時候也會加上馬漢的另外一部著作《亞洲問題及其國際政治影響》）。

馬漢所提出的海權論，主要包括海權的含義及其構成要素、海權的歷史影響、海上戰役行動的本質以及海權與英國戰爭方式等內容。

馬漢在其論述中並沒有明確的給出海權的定義，但根據馬漢的思想，我們可以歸納出，馬漢認為海權從根本上說就是指國家擁有的海上力量，這些海上力量主要包括一國的海軍力量和海運力量。從狹義上來說海權主要指那些用以實現對海洋控制的優勢軍事力量；而廣義上，海權不僅包括以武力方式控制海洋的軍事力量，還包括與位置國家經濟繁榮密切相關的其他海洋性要素。在馬漢看來，海權是由地理位置、自然構造、領土範圍、人口數量（從事海洋職業的人在一國總人口數量中的比例）、民族特性（一個民族是否善於利用海洋賦予的各種成果）以及政府因素（和平時期培育國家海軍潛力和商業潛力；戰爭時期嫻熟利用海洋能力）構成。在這六要素中，馬漢特別強調政府因素，原因就在於地理因素的分佈使許多國家都有對海洋進行控制的潛力，這意味著一國海洋能力不全是地理因素決定的，同時也由人為因素決定，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一國政府的政策是否有利於海洋能力的成長。

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方面，馬漢認為：第一，在海洋發展和大陸擴張方面。如果條件同時有利於這兩種發展時，一國最好選擇海上發展而非陸上發展，因為這樣做投資的回報（即戰爭勝利和財富增加）會更高；第二，海權（海上強國）與陸權（陸上強國）相比對世界事務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即一個海上佔優勢的國家總能戰勝一個陸上佔優勢且企圖稱霸大陸的國家；第三，馬漢強調海權對美國的戰略意義。馬漢認為美國自身孤立主義情緒使美國無法建立和維持一支強大海軍，但一支強大的海軍對包圍美國在強國間競爭日益加劇的世界上擁有的各種利益是必不可少的。

在海上戰役的行動本質問題上，馬漢是圍繞“兵力集中原則”來思考海上戰役行動本質的。在馬漢看來，海軍戰略的核心原則與海上決戰密切相關，任何一場戰爭都要透過“集中優勢兵力”，或透過“那些以熟練組合集中起來並加以運用的兵力”贏得，其原因就在於，徹底摧毀敵人的戰鬥手段帶來的戰略收益將遠遠超過那些為完成這一任務所必須經受的重大困難。在這一方面，馬漢認為海上劫掠戰是無效的，原因有二，即劫掠戰不足以破壞地方貿易，而且還可能導致自己主力艦隊的分散。馬漢也不喜歡兩棲作戰，因為在馬漢看來，兩棲作戰既導致了兵力分散和後勤負擔的增加，又要冒遭受重大人員傷亡的風險，這種不能產生重大收益並對參戰部隊危險的海上作戰方式不可取。從這個角度來說，馬漢對海權進行的是一種本質上極具藝術性的總體思考，是克勞塞維茨式的。作為克勞塞維茨主義者，馬漢強調原則和信念的重要性。即海上戰略家一方面必須掌握正確的原則，因為正確的原則能夠提供“活躍的靈感”。這種正確原則形成的靈感將會使人們在許多關鍵時刻能夠看清並遵循一條光明和清晰的路線；另一方面為贏得戰爭勝利，“道德力量對智力上的理解與洞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補充，這種力量使人們能夠信任心中內在的光明（信仰）”，這種所謂的“道德力量”實際上就是一種對那些後果極不確定且前景非常黯淡的行動承擔責任的勇氣。

由於馬漢對海權的所有理論都來源於其對歷史，尤其是英國海權歷史的考察，因此馬漢對於“英國戰爭方式”的分析饒有特色。馬漢的海權思想的核心就在於馬漢堅信英國能夠獲得最終勝利關鍵在於英國很少將自己的軍隊投入大陸戰爭，而主要利用海洋經濟產生的巨大財富支援大陸盟國的軍事行動。當然，從這一角度來說，馬漢實際上沒有真正理解克勞塞維茨闡述的“有限戰爭”與“絕對戰爭”的根本區別。而馬漢這一理念在當代的集中體現就是“離岸制衡戰略”。所謂“離岸制衡”本質上是一種“推卸責任”的戰略，即冷眼旁觀以便讓相關的地區大國首先承擔制衡區域霸權國的責任；只有當相關的地區大國無法憑藉自身力量有效地承擔制衡責任時，另一個地區的離岸制衡者才會有必要介入到爭端中。換言之，離岸制衡戰略和馬漢海權思想都是要力圖避免大陸戰爭，主張利用海權及相關經濟壓力和外圍作戰的方式來打擊敵人，其基本前提就在於主導型海洋國家擁有相對充裕的時間來集結資源以應對大陸均勢中出現的不利變化。

最後我們看一下馬漢的海權論的影響及侷限。第一，馬漢的海權論強調了海洋經濟與國家繁榮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馬漢提出的海權的歷史影響的首要命題即為當條件有利於兩種發展時，一國最好是選擇海上發展而非陸上發展。馬漢雖將“生產”看作決定一國經濟繁榮的關鍵，但注意力集中在貿易、商船和海運上。實際上主導性海洋強國通常並非是有最大貿易和海運國家，而是以均衡經濟增長支援海洋事業的國家。儘管鐵路在馬漢所處的時代已經取代水路運輸在國內經濟中的地位，海權與陸權間的平衡已開始向不利於海權方向發展，但他仍然認為海運是決定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這體現的正是他的思想的侷限。而且，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和擴散，殖民貿易對一國的經濟繁榮已不再能夠起任何實質性的作用，洲際強國開始取代傳統“中等強國”。

第二，馬漢強調了海權對現代世界的影響力，認為海權與陸權相比對世界事務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即海上佔絕對優勢國家總能戰勝陸上佔絕對優勢的國家。但是他的這種結論是建立在對歷史上英國在歷次重大戰爭實踐的狹隘認識基礎上的。歷史上英國在歷次重大戰爭中的勝利不僅歸功於英國的制海權，同樣也應歸功於英國的大陸盟國做出的不懈努力。另外，他考察的那個時代的技術條件的限制使大陸強國的潛力沒有被充分發掘出來。交通技術、武器技術的發展與工業化的到來使那些在人口和資源上享有絕對優勢的大陸國家更可能贏的大規模持久戰。

第三，有關海權影響力的歷史限度。從從根本意義上說，馬漢海權思想的侷限性體現了他國際政治視野上的狹隘。其狹隘性主要體現在將英國世界霸權片面地歸因於制海權，其結論是建立在對英國世界霸權地位真正的基礎的狹隘認識之上；反而忽略了英國霸權是建立在歐洲大陸均勢與全球範圍的經濟與海軍絕對領先優勢基礎之上的，英國海上霸權的興起歷程也是英國為自身利益而不斷干預歐洲大陸均勢的歷程這些基本事實。

這到題目，有各種關於海軍重要性的論述。《海權論》是一本軍事著作，當然大量談到海洋戰爭。

不過，如果綜合科技和文化的角度來說，海權論的背後，有一個隱秘的核心思想。

簡而言之，就是透過美國在海洋上的擴張，消化一列危機。

首選，馬漢是美華人，19世界末的美國，不比今天“白左”盛行的美國。它顯得更加尚武。美國雖然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但自從獨立以後，一直在擴張中。

但到了馬漢所在的年代，美國東臨大西洋，西臨太平洋，已經沒有新地方可以擴充套件邊疆了。加上當時美國旺盛的工業產能，導致了某種程度上的生產力過剩，使其經濟上面臨的危機。

如果把美國的科技力量，用來生產軍艦。把美國的工業生產能力，變成海軍力量。這樣首先可以解決美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經濟危機。

其次，可以用海洋擴張，宣揚尚武精神，轉移美國老百姓的注意力。

同時，為美國日後的軍事實力，打下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漢是在國家層面上，思考了生產力迅速發展之後，如何綜合美國當時具體經濟環境，和民風文化等方面的要素的最優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