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為我們營造的東方氛圍，用的卻是地道的俄羅斯旋律，桃李嫁接一般，倒生長出另一番風味。他就像是一位天才的魔術師，調和的色彩和變幻的味道都是那樣的讓人受用，讓人開心。他的音樂所具有的文學描繪性，大概是其他音樂家都無法相比的。如果說穆索爾斯基的旋律是畫家手中的調色盤，他可以為我們潑灑或點彩一幅色彩濃郁的油畫；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旋律則如同作家手中的筆，有了遣詞造句的功能，甚至比一般的比喻或通感之類更能夠在我們的眼前鋪滿繽紛的想象，儘管他有些故意揮灑華麗的辭藻。裡姆斯基科薩柯夫告訴我們《一千零一夜》的神話故事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去講，傳統文學的長袍雖然好卻顯得舊了些，而音樂顯示了令人目眩神迷的特殊魅力。
不過，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穆索爾斯基也好，還是裡姆斯基科薩柯夫也罷，他們的音樂比起柴可夫斯基來，美則美矣，卻都缺乏真摯而深厚的感情力量。柴可夫斯基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情，即使有些氾濫有些囉嗦甚至有些自虐，但流淌在音樂之中的真摯感情畢竟最能夠打動人。如果把他們和柴可夫斯基進行比較，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我們能夠聽到人的心跳、血液的奔突；而穆索爾斯基和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音樂在我們的眼前矗立起美妙而色彩斑斕的建築，是那種西班牙建築師高迪設計的華美而溢彩流光、只是為了展覽而不適合人居住的建築。那是一個別樣的藝術世界，卻缺少了一點菸火氣。
但是，我們不要非此即彼，即使柴可夫斯基和“強力集團”彼此的美學追求、音樂素養以及創作能力不盡相同，但他們一起創造了19世紀後期俄羅斯音樂的輝煌，卻是有目共睹的。在那個嶄新的時期，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都已經在音樂弱小國家所興起的生機勃勃的民族樂派面前顯得老態龍鍾、塵埃厚重了。柴可夫斯基和“強力集團”的意義，就在於他們告訴世界，除了德奧、義大利和法國，俄羅斯也有如此的音樂天分和能量以及蘊涵著新的成分和激素，他們像是揭竿而起的英雄，在偏僻的一隅吹起摧城拔寨的嘹亮的號角。他們不僅做到了鮑羅丁所說的“我們能夠自給自足”，還讓俄羅斯的音樂走出國門，以自己的先鋒作用鼓舞了以後波希米亞和斯堪的那維亞的民族音樂，也讓曾經不可一世的歐洲音樂垂下了高貴的頭，開始向他們學習作曲的新經驗。
朗格說得更為極端：“而這世界，在19世紀末已耗盡了它自己的音樂資源時，貪婪地奪取這來自俄國的異族音樂。這種音樂能誘惑人，也容易理解；它充滿旋律，這在當時德國，以及法國和英國已經開始少見了；而最主要的是它不要求重新調整西方人的音樂頭腦，因為它用了西方通行的音樂語言。但是被熱情收留下來的音樂並不是穆索爾斯基的音樂，因為這音樂不僅是‘俄國的’，而簡直是俄國本身的一部分了。至於把卡拉瑪佐夫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俄國介紹給全世界則是一二年以後俄國偉大的小說家們的事了。”（注：保羅·亨利·朗格《十九世紀西方音樂文化史》，張洪島譯，人民音樂出版社，1982年。）
我們似乎有必要為柴可夫斯基與“強力集團”之間的關係再多說幾句，因為一般都會認為他們是分屬於“莫斯科樂派”和“彼得堡樂派”兩個派別的，他們之間的矛盾乃至爭論甚至相互攻擊，都不少。這確實是事實，但更深刻的事實比這表面要複雜得多。
實際上，柴可夫斯基和“強力集團”的關係既有接近的一面，又有疏遠的一面，既有彼此欣賞的一面，也有相輕的一面。1866年，柴可夫斯基在彼得堡音樂學院的學習結束，應魯賓斯坦的邀請來到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書，並住在他的家裡（其實每月只有可憐巴巴50盧布的薪金，但卻受到魯賓斯坦精心的照顧）。在“強力集團”的眼裡，這無疑等於投奔了他們極力反對的西方音樂投降主義者魯賓斯坦的懷中，柴可夫斯基自然成了魯賓斯坦的信徒和同黨。這在藝術圈子裡是極為流行的，以人劃圈子，各拜各的碼頭，許多有意義和無意義的是非之爭，都是這樣莫名其妙地開始的。
但是，在柴可夫斯基到達莫斯科不久指揮的一次義演中，他選擇了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塞爾維亞主題幻想曲》，這令“強力集團”很是意外，他們心裡想，敵對圈子裡的人怎麼會選擇他們的作品演出呢？柴可夫斯基確實認為裡姆斯基科薩柯夫這部作品不錯，他不是以人劃線，而是採取了好作品主義，這是一個藝術家的良知。演出結束後，一家叫做《間奏》的雜誌發表文章，貶斥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塞爾維亞主題幻想曲》“沒有生命，沒有色彩”。這讓柴可夫斯基憤憤不平，自己動手寫了一篇長文，用強烈的言辭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為裡姆斯基科薩柯夫唱了讚歌。這讓“強力集團”更感意外，對柴可夫斯基有了好感。當年的復活節，柴可夫斯基回彼得堡看望父親的時候，“強力集團”到火車站熱烈地歡迎了他。
1869年，柴可夫斯基與在羅西尼的歌劇《奧賽羅》裡飾演苔絲德蒙娜的女演員的初戀失敗，緊接著一連幾部歌劇的創作也相繼失敗，他悲觀至極，覺得前途一片茫然的時候，是巴拉基耶夫幫助了他，鼓勵他振作起來，勸他譜寫《羅密歐與朱麗葉》序曲，並在他躊躇不前的時候多次給予鼓舞和督促。柴可夫斯基最後完成了這部傑出的作品，他在作品的總譜上寫上獻給巴拉基耶夫的題詞，表示了對他的謝意和敬意。
這都說明最初柴可夫斯基和“強力集團”的關係很好。他們的音樂在根本上並不是那樣水火難容，只是柴可夫斯基在和他們的接觸中，憑著自己對音樂的理解和深厚的音樂功底，對“強力集團”逐漸有了清醒的看法。在我看來，有著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力集團”，反對一切西方的東西，有些過“左”，而他們基本都是一些沒有經過正規訓練的業餘創作者，而且牴觸和貶斥學院正規學習的必要性，對音樂的創作僅僅憑著感性和激情，也顯得有些“土”。儘管“強力集團”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強烈的新鮮感，但從整體的創作講，我以為是趕不上柴可夫斯基的。儘管柴可夫斯基只活了52歲，並不長，但他為我們留下的音樂財富卻是巨大的，是超出“強力集團”的。因此，我們來看看柴可夫斯基是如何評價“強力集團”的（我認為柴可夫斯基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會對我們認識他們以及整個俄羅斯的音樂有幫助。
這是柴可夫斯基1877年寫給梅克夫人的信中吐露的真言。關於裡姆斯基科薩柯夫，他說：“裡姆斯基科薩柯夫和其他四人一樣，是自學成才者，但他現在經歷了一個徹底的變化……他走的是一條沒有出路的小徑……他從輕視學校陡然轉到崇拜音樂技術，顯然，他現在正經受危機，而危機的結局如何，還難以預言。他或者會成為一位巨匠，或者會完全陷入對位的把戲裡。”
關於居伊，他說：“居伊是一位有才華的業餘音樂愛好者。他的音樂沒有獨創性，但卻是優美動人的。它過分賣弄，所謂‘做作’，因此，討人喜歡於一時，很快令人膩煩了。”
關於鮑羅丁，他說：“行年50，醫學院化學教授，也是一位有才華的人，甚至十分傑出，然而殊少成就，因為他缺乏訓練，盲目的命運引他進入化學教研室，而不是從事音樂活動。他的情趣不如居伊，而技巧又是如此貧乏，如果沒有別人的協助，他是一小節音樂也寫不成的。”
關於穆索爾斯基，他說：“他是‘沒有戲了’。他的才能可能高於上述幾位，但性格狹窄，缺乏自我改善的要求，並盲目相信自己那一夥人的荒謬理論以及自己的才能。此外，他的氣質也是不佳的，喜歡的是粗糙不文和生澀……他以外行自詡，寫作隨興之所至，盲目相信自己的才能不會失誤。也有過這樣的時刻，他顯示出真正的才能，而且不乏獨創性。”又說：“穆索爾斯基儘管淺薄，卻表現了一種新的風格。它儘管不美，但卻是新的。”
關於巴拉基耶夫，他說：“巴拉基耶夫是這個小組的頭號人物（他還說巴拉基耶夫是這一引人注目的小組的全部理論的發明者）。但他在稍有作為之後就已銷聲匿跡，此人有巨大的天才。他長期以不信神自居，但某種命定的遭遇使他成為一名虔信者，為此天才泯滅了。如今他把全部時間花在去教堂、齋戒、祈禱和吻聖骨方面，此外就無所作為了。”
對於“強力集團”，他這樣總結：“總的來說，這一小組曾經將那麼多才能未得到發展的、才能錯誤發展或過早衰退的人們集合在一起。”（注：《柴可夫斯基書信選》，高士彥譯，人民音樂出版社，2000年。）
我認為柴可夫斯基說的是對的，而且是深刻的。他對於他們的才華給予充分的肯定，對他們的弱點給予一針見血的批評，並分析了存在的原因，同時對他們過早的衰退表示了惋惜。我們當然不能說“強力集團”是曇花一現，但他們的創作生命力確實遠遠趕不上柴可夫斯基。也許，我們只能用這樣的話來安慰他們、也安慰我們自己了：生命在於質量而不完全在於長度，他們在瞬間迸發出來的火花畢竟也照亮過俄羅斯黑暗的天空，讓歐洲驚訝，看到嶄新而璀璨的禮花騰空而起。
柴可夫斯基在對“強力集團”極盡惋惜之情後，充滿信心地表示對他們的肯定和對未來的憧憬：“之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俄國有朝一日會湧現出一大批開拓藝術新道路的天才人物。我們的淺薄要比勃拉姆斯這樣一類的德華人的重要作品中掩蓋的虛弱要強一些，他們是毫無出路，我們應該是有希望的。”（注：《柴可夫斯基書信選》，高士彥譯，人民音樂出版社，2000年。）
事實證明柴可夫斯基的話是對的，是有預見性的。俄羅斯的音樂像是點燃了一串爆竹前面的捻兒，引爆出更大更燦爛的光芒。他和“強力集團”的出現，不僅讓俄羅斯看到了希望，也讓波希米亞和斯堪的那維亞那些比他們還要貧弱的音樂小國看到了希望。
實際上，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為我們營造的東方氛圍，用的卻是地道的俄羅斯旋律，桃李嫁接一般，倒生長出另一番風味。他就像是一位天才的魔術師，調和的色彩和變幻的味道都是那樣的讓人受用，讓人開心。他的音樂所具有的文學描繪性，大概是其他音樂家都無法相比的。如果說穆索爾斯基的旋律是畫家手中的調色盤，他可以為我們潑灑或點彩一幅色彩濃郁的油畫；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旋律則如同作家手中的筆，有了遣詞造句的功能，甚至比一般的比喻或通感之類更能夠在我們的眼前鋪滿繽紛的想象，儘管他有些故意揮灑華麗的辭藻。裡姆斯基科薩柯夫告訴我們《一千零一夜》的神話故事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去講，傳統文學的長袍雖然好卻顯得舊了些，而音樂顯示了令人目眩神迷的特殊魅力。
不過，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穆索爾斯基也好，還是裡姆斯基科薩柯夫也罷，他們的音樂比起柴可夫斯基來，美則美矣，卻都缺乏真摯而深厚的感情力量。柴可夫斯基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情，即使有些氾濫有些囉嗦甚至有些自虐，但流淌在音樂之中的真摯感情畢竟最能夠打動人。如果把他們和柴可夫斯基進行比較，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我們能夠聽到人的心跳、血液的奔突；而穆索爾斯基和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音樂在我們的眼前矗立起美妙而色彩斑斕的建築，是那種西班牙建築師高迪設計的華美而溢彩流光、只是為了展覽而不適合人居住的建築。那是一個別樣的藝術世界，卻缺少了一點菸火氣。
但是，我們不要非此即彼，即使柴可夫斯基和“強力集團”彼此的美學追求、音樂素養以及創作能力不盡相同，但他們一起創造了19世紀後期俄羅斯音樂的輝煌，卻是有目共睹的。在那個嶄新的時期，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都已經在音樂弱小國家所興起的生機勃勃的民族樂派面前顯得老態龍鍾、塵埃厚重了。柴可夫斯基和“強力集團”的意義，就在於他們告訴世界，除了德奧、義大利和法國，俄羅斯也有如此的音樂天分和能量以及蘊涵著新的成分和激素，他們像是揭竿而起的英雄，在偏僻的一隅吹起摧城拔寨的嘹亮的號角。他們不僅做到了鮑羅丁所說的“我們能夠自給自足”，還讓俄羅斯的音樂走出國門，以自己的先鋒作用鼓舞了以後波希米亞和斯堪的那維亞的民族音樂，也讓曾經不可一世的歐洲音樂垂下了高貴的頭，開始向他們學習作曲的新經驗。
朗格說得更為極端：“而這世界，在19世紀末已耗盡了它自己的音樂資源時，貪婪地奪取這來自俄國的異族音樂。這種音樂能誘惑人，也容易理解；它充滿旋律，這在當時德國，以及法國和英國已經開始少見了；而最主要的是它不要求重新調整西方人的音樂頭腦，因為它用了西方通行的音樂語言。但是被熱情收留下來的音樂並不是穆索爾斯基的音樂，因為這音樂不僅是‘俄國的’，而簡直是俄國本身的一部分了。至於把卡拉瑪佐夫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俄國介紹給全世界則是一二年以後俄國偉大的小說家們的事了。”（注：保羅·亨利·朗格《十九世紀西方音樂文化史》，張洪島譯，人民音樂出版社，1982年。）
我們似乎有必要為柴可夫斯基與“強力集團”之間的關係再多說幾句，因為一般都會認為他們是分屬於“莫斯科樂派”和“彼得堡樂派”兩個派別的，他們之間的矛盾乃至爭論甚至相互攻擊，都不少。這確實是事實，但更深刻的事實比這表面要複雜得多。
實際上，柴可夫斯基和“強力集團”的關係既有接近的一面，又有疏遠的一面，既有彼此欣賞的一面，也有相輕的一面。1866年，柴可夫斯基在彼得堡音樂學院的學習結束，應魯賓斯坦的邀請來到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書，並住在他的家裡（其實每月只有可憐巴巴50盧布的薪金，但卻受到魯賓斯坦精心的照顧）。在“強力集團”的眼裡，這無疑等於投奔了他們極力反對的西方音樂投降主義者魯賓斯坦的懷中，柴可夫斯基自然成了魯賓斯坦的信徒和同黨。這在藝術圈子裡是極為流行的，以人劃圈子，各拜各的碼頭，許多有意義和無意義的是非之爭，都是這樣莫名其妙地開始的。
但是，在柴可夫斯基到達莫斯科不久指揮的一次義演中，他選擇了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塞爾維亞主題幻想曲》，這令“強力集團”很是意外，他們心裡想，敵對圈子裡的人怎麼會選擇他們的作品演出呢？柴可夫斯基確實認為裡姆斯基科薩柯夫這部作品不錯，他不是以人劃線，而是採取了好作品主義，這是一個藝術家的良知。演出結束後，一家叫做《間奏》的雜誌發表文章，貶斥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塞爾維亞主題幻想曲》“沒有生命，沒有色彩”。這讓柴可夫斯基憤憤不平，自己動手寫了一篇長文，用強烈的言辭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為裡姆斯基科薩柯夫唱了讚歌。這讓“強力集團”更感意外，對柴可夫斯基有了好感。當年的復活節，柴可夫斯基回彼得堡看望父親的時候，“強力集團”到火車站熱烈地歡迎了他。
1869年，柴可夫斯基與在羅西尼的歌劇《奧賽羅》裡飾演苔絲德蒙娜的女演員的初戀失敗，緊接著一連幾部歌劇的創作也相繼失敗，他悲觀至極，覺得前途一片茫然的時候，是巴拉基耶夫幫助了他，鼓勵他振作起來，勸他譜寫《羅密歐與朱麗葉》序曲，並在他躊躇不前的時候多次給予鼓舞和督促。柴可夫斯基最後完成了這部傑出的作品，他在作品的總譜上寫上獻給巴拉基耶夫的題詞，表示了對他的謝意和敬意。
這都說明最初柴可夫斯基和“強力集團”的關係很好。他們的音樂在根本上並不是那樣水火難容，只是柴可夫斯基在和他們的接觸中，憑著自己對音樂的理解和深厚的音樂功底，對“強力集團”逐漸有了清醒的看法。在我看來，有著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力集團”，反對一切西方的東西，有些過“左”，而他們基本都是一些沒有經過正規訓練的業餘創作者，而且牴觸和貶斥學院正規學習的必要性，對音樂的創作僅僅憑著感性和激情，也顯得有些“土”。儘管“強力集團”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強烈的新鮮感，但從整體的創作講，我以為是趕不上柴可夫斯基的。儘管柴可夫斯基只活了52歲，並不長，但他為我們留下的音樂財富卻是巨大的，是超出“強力集團”的。因此，我們來看看柴可夫斯基是如何評價“強力集團”的（我認為柴可夫斯基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會對我們認識他們以及整個俄羅斯的音樂有幫助。
這是柴可夫斯基1877年寫給梅克夫人的信中吐露的真言。關於裡姆斯基科薩柯夫，他說：“裡姆斯基科薩柯夫和其他四人一樣，是自學成才者，但他現在經歷了一個徹底的變化……他走的是一條沒有出路的小徑……他從輕視學校陡然轉到崇拜音樂技術，顯然，他現在正經受危機，而危機的結局如何，還難以預言。他或者會成為一位巨匠，或者會完全陷入對位的把戲裡。”
關於居伊，他說：“居伊是一位有才華的業餘音樂愛好者。他的音樂沒有獨創性，但卻是優美動人的。它過分賣弄，所謂‘做作’，因此，討人喜歡於一時，很快令人膩煩了。”
關於鮑羅丁，他說：“行年50，醫學院化學教授，也是一位有才華的人，甚至十分傑出，然而殊少成就，因為他缺乏訓練，盲目的命運引他進入化學教研室，而不是從事音樂活動。他的情趣不如居伊，而技巧又是如此貧乏，如果沒有別人的協助，他是一小節音樂也寫不成的。”
關於穆索爾斯基，他說：“他是‘沒有戲了’。他的才能可能高於上述幾位，但性格狹窄，缺乏自我改善的要求，並盲目相信自己那一夥人的荒謬理論以及自己的才能。此外，他的氣質也是不佳的，喜歡的是粗糙不文和生澀……他以外行自詡，寫作隨興之所至，盲目相信自己的才能不會失誤。也有過這樣的時刻，他顯示出真正的才能，而且不乏獨創性。”又說：“穆索爾斯基儘管淺薄，卻表現了一種新的風格。它儘管不美，但卻是新的。”
關於巴拉基耶夫，他說：“巴拉基耶夫是這個小組的頭號人物（他還說巴拉基耶夫是這一引人注目的小組的全部理論的發明者）。但他在稍有作為之後就已銷聲匿跡，此人有巨大的天才。他長期以不信神自居，但某種命定的遭遇使他成為一名虔信者，為此天才泯滅了。如今他把全部時間花在去教堂、齋戒、祈禱和吻聖骨方面，此外就無所作為了。”
對於“強力集團”，他這樣總結：“總的來說，這一小組曾經將那麼多才能未得到發展的、才能錯誤發展或過早衰退的人們集合在一起。”（注：《柴可夫斯基書信選》，高士彥譯，人民音樂出版社，2000年。）
我認為柴可夫斯基說的是對的，而且是深刻的。他對於他們的才華給予充分的肯定，對他們的弱點給予一針見血的批評，並分析了存在的原因，同時對他們過早的衰退表示了惋惜。我們當然不能說“強力集團”是曇花一現，但他們的創作生命力確實遠遠趕不上柴可夫斯基。也許，我們只能用這樣的話來安慰他們、也安慰我們自己了：生命在於質量而不完全在於長度，他們在瞬間迸發出來的火花畢竟也照亮過俄羅斯黑暗的天空，讓歐洲驚訝，看到嶄新而璀璨的禮花騰空而起。
柴可夫斯基在對“強力集團”極盡惋惜之情後，充滿信心地表示對他們的肯定和對未來的憧憬：“之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俄國有朝一日會湧現出一大批開拓藝術新道路的天才人物。我們的淺薄要比勃拉姆斯這樣一類的德華人的重要作品中掩蓋的虛弱要強一些，他們是毫無出路，我們應該是有希望的。”（注：《柴可夫斯基書信選》，高士彥譯，人民音樂出版社，2000年。）
事實證明柴可夫斯基的話是對的，是有預見性的。俄羅斯的音樂像是點燃了一串爆竹前面的捻兒，引爆出更大更燦爛的光芒。他和“強力集團”的出現，不僅讓俄羅斯看到了希望，也讓波希米亞和斯堪的那維亞那些比他們還要貧弱的音樂小國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