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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屬於希臘,宏偉屬於羅馬。”從這句俗語就可以看出古希臘文明對歐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影響之深。
古希臘文明的發韌是在愛琴海中的克里特島上,它是實實在在的海洋藍色文明。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它的興盛是源於獨特的城邦體質,它的消亡也是由於城邦體制的過於狹隘束縛了城邦經濟政治的發展反映在文明上就是希臘被北部的馬其頓王國所滅,開始了漫長的異族統治時期。
在此期間文化滲透使古希臘文明日益被同化,最終消亡在歷史的長河中。
而且古希臘的主要成就是在思想文化等藝術領域,而古羅馬卻是留下了法典,一種是精神文化領域的塑造一種是制度秩序的建立,兩者都是歐洲大陸文明的起源。
但是古希臘文明終究是奴隸時代時代的小國寡民的產物,看似民主的背後是對奴隸的剝削與壓榨,這種制度是公民政治,具有典型的男權思想。權利的過於直接的賦予也使當權者的能力良莠不齊,在古希臘民主時代後期產生了政治腐敗,這也是古希臘被馬其頓王國所滅埋下了隱患。
政治制度的日漸落後這決定了古希臘文明不能長存於世。
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是雅典城邦民主的鼎盛時代。正是民主把雅典玩死了。
但問題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城邦風光不再;而後,在亞歷山大大帝的進攻下,雅典城邦被攻陷了。由此,古典民主制就退出了歷史的舞臺。那麼,人類以民主的辦法控制權力的首次嘗試為何沒有。
在古代的交通、通訊條件下,民主這套系統遇到了可擴充套件性問題。古代民主制只能統治規模較小的國家,而難以抵禦一個大規模君主國的進攻。
但問題是,早在遭遇亞歷山大的軍隊之前,雅典城邦已經在政治上衰落了。民主成了一種備受爭議的制度。特別是,以柏拉圖為代表的雅典哲學家們,普遍反對民主。這又是為什麼呢?柏拉圖對古典民主制的批評,仍然是今天很多思想家對民主制的批評。
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還是要簡單地來看一下雅典民主的基本情況。雅典民主有三項基本原則。
一是大眾政治的原則。成年男性公民平等地參與政治,他們用兩個辦法來選擇公職人員,一個是抽籤,一個是選舉,而且抽籤還是主要辦法。這就使得,誰也無法獨斷地掌控權力。
二是會議政治的原則。雅典公民透過6000人公民大會和五百人議事會來處理公共事務,同樣可以防止個別人控制權力。
三是多數政治的原則。雅典在公民大會投票、陶片放逐法、陪審法庭表決中都採取多數決定製。這就保證了權力掌握在多數人的手中。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陶片放逐法。雅典人相信,一個人不管他是誰,不管他對城邦的貢獻有多大,只要他的影響力過大,就有可能威脅到民主制度。所以,就應該將他放逐,放逐期限是10年。
舉個例子,公元前5世紀早期,雅典出現了一位名叫特米斯托克利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對雅典有非常巨大的貢獻。先是在眾人反對時,鼓吹髮展強大的海軍——當然事後證明完全正確;然後是在希臘—波斯戰爭中領導了著名的薩拉米灣海戰,一舉擊沉波斯600多艘軍艦,打敗了波斯,保全了希臘。 但就在此時,雅典人開始擔心,聲望達到頂峰的特米斯托克利可能會蛻變為一個軍事獨裁者,所以,在公元前471年的陶片放逐投票中,就將他流放了。結果,一位曾經拯救了雅典和希臘的英雄,最終流亡海外、客死他鄉。
雅典民主有什麼問題?
所以,無須我多說,你肯定看出來了,雅典城邦民主制在有效約束權力的同時,也引發了很多問題。這恐怕是一開始沒有料到的。
那麼,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首先,大眾政治就是人民統治,但問題是,人民有統治所需的專門知識嗎?這是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對民主的主要批評。在柏拉圖看來,統治是一項專門的技藝,正如航海與醫術,但大眾是不可能掌握這項技藝的。
進一步說,即使是人民選出的政治家,他是否掌握了統治所需的專門知識呢?拿美國來說,為什麼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會引發很多美華人的擔憂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並不是一個職業政治家,他過去是房地產商和脫口秀節目的主持人。雖然很多人也不喜歡希拉里·克林頓,但她更像是掌握專門統治知識的人。當然,實際情況可能並不是這樣的。
其次,會議政治真的有效率、真的能解決問題嗎?當時,雅典一位名叫老寡頭的人說,公民大會與五百人議事會,“有些時候,即使等上一整年,……也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最後,多數政治還可能演變為多數暴政。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公元前399年的蘇格拉底之死。這是雅典民主制度永遠的恥辱。
到了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把民主政體下的類似情形,定義為“多數暴政”。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群眾僅憑憤怒的呼聲,未經審判,就把一批批政治人物,都推上了斷頭臺。這跟蘇格拉底之死是相似的。
正是這些問題,逐漸把雅典城邦搞得一團糟。而這些問題,也是現代民主政體被人反覆質疑的地方。
雅典人該如何選擇?
那麼,如果你是雅典人,民主制面臨這麼多問題,你覺得應該怎麼辦呢?
第一種選擇,自然是拋棄民主制。
柏拉圖起初就是這樣想的。他認為,最好的統治是哲學王統治。統治是一項專門的技藝,而只有哲學家能夠掌握這項技藝。因此,一種理想的統治秩序,要麼是哲學家成為國王,要麼是國王成為哲學家。
但問題是,哲學王統治可能嗎?這裡有三個邏輯問題:
第一,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某種專門的統治知識——就如同金庸小說中《葵花寶典》這樣的離奇武功一般?
第二,如果存在這種專門的統治知識,是否只有少數人才能掌握這種知識?
第三,即便存在這種專門的統治知識,而且只有少數人能掌握,那麼,這些人真的會根據普遍利益,而非他們自己的私利來進行統治嗎?這三個質疑,可以說是環環相扣、招招致命。
更有趣的是,柏拉圖到了晚年,自己都開始反思哲學王統治的可能性了。公元前367年和361年,柏拉圖曾兩次參與西西里島一個名叫敘拉古的國家的政治事務,但現實將柏拉圖的夢想擊得粉碎。
他原本希望教育和指導敘拉古那位年輕的國王按照《理想國》的政治原則來進行統治,結果不僅沒有成功,反而還陷入了險境,幾乎要被賣成奴隸。所以,晚年柏拉圖的政治觀點也發生了轉向。
除了第一種選擇,還有第二種選擇,就是給民主制度打補丁的辦法。
怎麼解決雅典民主制的問題?不是簡單否定或拋棄民主制,而是要給新發明的民主制度打補丁。但是,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城邦,人們並未找出打補丁的有效方法。這些方法是人類在後續的政治演進中才逐漸發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