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是清政府為了攻固其政權而修訂的一部典籍，活生生的閹割了歷史，，勞民傷財，毀書無數，並非所謂“磚家”說的是東方文化的金子塔。《四庫全書》是正是清王朝文字獄下的一個產物，它的價值永遠都無法超越前朝的永樂大典。

《四庫全書》是以政治為目的和利益，凡對其不利的意識形態統統毀滅，據不完全統計，《四庫全書》在編篡過程中，共銷燬對其不利是書籍共一萬三千六百卷，焚燬各類書籍總不計其數，認人說約15萬冊。還有各種版片總數170餘種、８萬餘塊。同時還強行對明代的檔案進行系統的銷燬，其數量至少估計至少有1000萬份，就連殘留下來的內容都進行了篡改。

據傳，《四庫全書》為了抬高自己，甚至對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等民族和朝代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簡直可恥至極。對於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鬥精神的文學作品更是摒棄和抽毀，對於那些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都要胡亂篡改。這其中就有岳飛的《滿江紅》，就因為詩中有段名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為“虜”、“匈奴”是清家犯忌的字眼。於是，館臣們把此句篡改為“壯志飢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簡直可笑。還有更荒謬的，那就是愛國主義詩人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中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竟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就因“寄奴”兩個字，犯了清家大忌。

從那個角度看，《四庫全書》都是一道大漢民族的恥辱，一道血淋淋的傷痕，一道永遠的痛，對於有五千文明的且又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說，《四庫傳說》只是一個笑話而已。

說起《四庫全書》，真是心酸。

拿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做一個比較。永樂大典主編解晉，五品官。那時候的內閣沒什麼權力，就是永樂皇帝的秘書。他找來的人也都是年輕人，不是什麼文壇領袖。編書第一次皇帝不滿意，打回去重編。第二次完稿，歷時二年。

四庫全書主編和珅，紀曉嵐，朝廷一品大員。動員360多成名的文人，起碼都是知名教授級的，抄書的就3800人，歷時十三年。投入力量超出永樂大典n倍。

永樂大典2萬2千卷，3.7億字。四庫全書7萬9千卷，8億字。

但是這兩本書的性質完全不一樣。永樂大典是類書，也就是工具書，類似《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意思，讀別人寫的文章的時候查典故用的。只是提供給皇帝看的，沒打算流傳出去。

《四庫全書》是圖書整合，說白了是個皇家圖書館，是給皇帝一個人看的圖書館！那麼大的規模，沒辦法勘印，皇帝也看不過來，唯一的用處是私人收藏！

我就納了悶了，他費那麼大人力物力，搞這麼個東西有啥用？那些篡改違禁內容的努力，是怕這些內容給皇帝看到嗎？怕把皇帝他老人家教壞了？社會上流傳的還是原稿，他改它有什麼用啊？

你確定乾隆幹這個事腦袋沒進水？還是他其實想影響的是200年後的我們？

為了編這部書毀了多少書？簡直是文化浩劫，這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說了。

我把你個老年痴呆！氣死我了！

碰巧以前涉及過這個問題，就把文字貼這裡吧【手機上貼不習慣，不另外處理格式了】：

纂修《四庫全書》自有乾隆皇帝政治上的考慮，但也未必盡出於控制意識形態的圖謀[66]。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亦不過因為“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有感於《古今圖書整合》“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而意圖廣匯天下圖書，“副在石渠，用儲乙覽”[67]，當時並未有纂修《四庫》之想法。直至當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1729—1781）奏請校核《永樂大典》，並在次年二月經大學士劉統勳等議覆奏準[68]，在查核《永樂大典》的過程中才最終確定下來的[69]。

《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正式組織纂修，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告竣，歷時九年，是清代規模最大的一項官修圖書工程。雖然伴隨著這個工程的展開也一再發生文字獄，但它對乾隆後期乃至此後中國學術的巨大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70]。至少有三個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巨大規模的圖書彙集，既為士人提供了一個官方認可的文字定本，也大大促進了這些書籍的傳播。《四庫全書》修成後，分貯紫禁城內的文淵閣、圓明園內的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盛京的文溯閣（北四閣）以及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南三閣）。乾隆帝在命令抄南三閣四庫的上諭中就說“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中國家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71]。乾隆四十九年二月，還專門為士子抄寫南三閣四庫下令：

第恐地方大吏過於珍護，讀書嗜古之士無由得窺美富、廣佈流傳，是千緗萬帙徒為插架之供，無裨觀摩之實，殊非朕崇文典學、傳示無窮之意。將來全書繕竣分貯三閣後，如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陸續領出，廣為傳寫。全書本有《總目》，易於檢查，祇須派委妥員董司其事，設立收發檔案，登註明晰。並曉諭借鈔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遺失汙損。俾藝林多士均得殫見洽聞，以副朕樂育人材、稽古右文之至意。[72]

可見纂修《四庫》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這些書籍廣為傳播，以方便士子閱讀。

史籍中也見過抄寫《四庫》的記載。如李調元（1734—1803）《答趙耘菘觀察書》中就說：“所惜者，家有萬卷樓，皆在通永道任，所抄《四庫全書》附本及歷年所購宋本並古器，俱貯於樓上。”[73]而李承道（1749—1808）則“俸薄不能養母，代人抄《四庫》書及邸報附益之”[74]。

這樣巨量的藏書，顯然是普通家庭所無法達到的。因此，《四庫》的修成，對家貧不能購書計程車人或有心博覽的學者都是一個福音。而這些書籍的傳播，無論在拓展學子的學習範圍，還是在拓寬學子的視野上，都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凸顯崇實理念，藉以引導學風。錢載在乾隆三十九年《江西鄉試錄序》中就這樣評價《四庫》的纂修對科舉的影響：“皇上廣求遺書，匯鈔《四庫》，親加甲乙，賜題宸什，所以風示天下士子之讀書學古。”[75]而在乾隆四十年四月的殿試中，乾隆帝更是把此事放進了策題中：

朕表章經籍，用光文治，蒐羅遺典，鹹集石渠。特簡儒臣，俾司編纂，亦既具有條理矣。顧四庫之藏浩如淵海，必權衡有定，去取乃精。昔董仲舒請罷黜百家，專崇孔氏；陶宏景則一事不知，引為深恥。今將廣收博採，而傳注時多曲說，稗官不免誣詞，異學混儒墨之談，偽體濫齊梁之豔，於人心世教未見有裨。如但墨守經師，胥鈔語錄，刊除新異，屏斥雕華，則九流之派未疏，《七略》之名不備，抱殘守匱，亦難語該通。至於忠臣孝子或拙文辭，宵小僉壬間工著述，文行相左，彰癉安從？他如《略》、《藝》編摩以後、晁陳著錄以前，門目各殊，規條歧出，此增彼損，甲合乙分，不有折衷，孰為善例？多士下帷有日，宜以知人論世為先務，其各區陳醇駁，以徵稽古之功。[76]

這個問題中，“董仲舒請罷黜百家，專崇孔氏；陶宏（弘）景則一事不知，引為深恥”其實就道明瞭纂修《四庫》的兩大意圖：尊儒、博古。所以這一策題明著是詢問《四庫》纂修的方法，實則是以這種方式告知天下士子的學習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分貯“南三閣”的三套《四庫》在乾隆五十一年二月方才讓浙江巡撫派人領取[77]。由於《全書》被發現問題而重校，乾隆五十五年十月方才復諭“此時三分書俱已校對完竣，自應全行發往三處藏弆，未便稽延”[78]。可見南三閣書的入藏時間應該是乾隆五十六年了。這個時段，正是乾隆朝開始在科舉考試中試行五經並試政策的階段。很顯然，《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促成五經並試政策實施的最直接的原因。

其三、纂修工作對實學之才的需求帶來人才培養上的反思。《四庫全書》卷帙浩博，書籍涉及中國古代學術的各個方面，因而參與纂修者都要是才學之士。清廷幾乎動員了全國的力量來從事這項工作，前後直接參與工作的有數千人[79]。

瀏覽乾隆朝歷科殿試策題，我們發現乾隆四十年後的策題或顯或隱地與《四庫全書》的纂修有關。如乾隆四十年、四十三年殿試策都問到《四庫全書》的纂修，乾隆四十五年問及“道統”，乾隆四十六年問及學術真偽，乾隆四十九年問及通經考據之學與學校之制，乾隆五十二年問及史學和目錄學，乾隆五十四年再度問及經史考據，乾隆五十五年亦是雜問經史[80]。這些問題有的涉及面非常廣，學無功底者斷難回答。比如乾隆五十四年的殿試策，涉及五個小問題，問以經史，但帶入時事，末段稱“凡茲五事者，蘊諸心為經史之實學，施諸政為教養之良規，見諸事為古今之善制”，可見其設問的目的。

顯而易見，無論是直接問及《四庫》，還是泛及經史，都與《四庫全書》的纂修有關。乾隆四十四年八月甲寅的上諭中就曾經這樣批評當時的學風：

大抵近來習制義者，只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剿襲撏扯，效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以是學，舉子以是為揣摩，試官即以是為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即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即士習亦不可問矣。嗣後作文者務宜沉潛經義，體認儒先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陳言，辭達理舉，以蘄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輕心！[81]

不難看到，在這種說法背後，其實隱藏了乾隆帝對當時學風的諸多不滿。而其倡導的改變之方，就是讓士子沉潛經義。實際上，這種對經義根本的強調，正是《四庫》纂修隱性影響發酵的結果。

說得對！對大清有利的留下，對大清不利的統統刪去，歷代帝皇都幹這種事，所以留存在地底下的是正確的，能看到的並不一定是現實存在的。

你看懂及理解了，你認為《四庫全書》這是當時朝庭的主要意途，大約寫《四庫全書》只要四分之一的漢人參加吧，大家就明白一切了。寫書的人就務必按照朝庭去寫，去改、去刪、去篡、去偽、去真等等。雖是《四庫全書》這是表層的意思，可客觀分析方方面面皆可疑。

乾隆修【四庫全書】的政治目的性很強！他修訂【四庫全書】時把不利於滿清統治內容的書與文章通通擐改！使其古書失去本來面目！這實際上等於在毀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