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在河北的大興縣，安祿山發動了叛亂，這場長達八年的大叛亂使唐帝國迅速轉向分裂與衰落。
為什麼會爆發安史之亂呢？
第一：安祿山權力太大。天寶元年（741年），玄宗任命他為平盧節度使，其後又兼任范陽、河東兩個節度使，掌握這三大邊鎮的軍政大權，以三個藩鎮的軍事實力來說，他已經具備了與唐朝中央政府掰手腕的實力，最可怕的是，他看穿了唐朝繁華後面空虛的實質和中央政府色厲內荏的本質。
第二：國家承平已久，玄宗皇帝把之前勵精圖治的精神和興趣，轉移到宮廷享樂的生活上來。特別是玄宗皇帝極度寵愛楊貴妃和她的三個姐姐，不理朝政，胡作非為，和他執政初期的明君形象大相徑庭。開元末年的政治，已大不如前。特別是內政方面，李林甫和楊國忠爭權（楊貴妃的堂兄），導致朝政紊亂，賄賂公行。特別是楊國忠，不善於處理政事也就罷了，他還自持有皇帝做靠山，與安祿山的關係極差，更加刺激了安祿山造反的可能。
第三：政府大量啟用胡人為將。李林甫為相執政後，對正直忠義大臣貶斥或誅殺，先後對張九齡、嚴挺之、李適之、李邕下手，導致中央政府裡的有才學之士紛紛投奔河北藩鎮。李林甫最關鍵的是放開了胡人出任藩鎮節度使方面的限制。因為他認為胡人勇敢善戰、不識字、可以出將，但不可為相，便於控制。導致胡人如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都出任節度使執掌一方，這些胡人特別是安祿山又招收了多種外族人進入唐朝軍隊，並驅逐漢族軍官。使之形成了一個個獨立而善戰的軍事集團，軍事集團主要由胡人組成，包括突厥、契丹、同羅等族。這些節度使一面擁有強大的武力，一面又掌握地方政權，後期又將監察權賦予他們，特別是不需經中央政府同意，節度使可以自行世襲罔替。因此這些節度使的轄區，漸變成半獨立的封建王國。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政府仍然陷入藩鎮割據的怪圈中，終至亡國。
第四：唐朝“外重內輕”政策的惡果。玄宗年間，政府在邊疆設定十大兵鎮，共計統兵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由於國家太平時間太長，唐政府廢除了府兵制，中央政府的常規駐軍僅僅只有十二萬。並且中央的軍隊，始終駐紮京師，缺少戰鬥經驗，加以養尊處優，軍備鬆弛，而邊疆藩鎮計程車兵，則常年和外族交戰，實力保持強勁。一旦邊疆藩鎮造反，唐中央政府將陷入無兵可調、無兵可打的尷尬境地。後來的宋朝就吸取了這個經驗教訓，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防止邊疆武將造反，設定了禁軍制度，如我們熟知的梁山好漢——豹子頭林沖。就做過“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說明僅僅宋首都開封一地，就保證常年備有八十萬中央直屬軍隊。這樣做可以保證中央政府的軍隊數量要多於邊境的全部軍隊，威懾邊防將領不敢輕易造反。並採取“杯酒釋兵權”等一系列手段和制度用來避免宋朝出現唐代藩鎮割據的危險局面。但這也走入了另一個極端，最終北宋政府也因為負擔不起太過龐大的中央戰備軍而導致崩盤。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軍事將領和部隊的關係，始終是歷朝歷代繞不開的一個問題。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在河北的大興縣，安祿山發動了叛亂，這場長達八年的大叛亂使唐帝國迅速轉向分裂與衰落。
為什麼會爆發安史之亂呢？
第一：安祿山權力太大。天寶元年（741年），玄宗任命他為平盧節度使，其後又兼任范陽、河東兩個節度使，掌握這三大邊鎮的軍政大權，以三個藩鎮的軍事實力來說，他已經具備了與唐朝中央政府掰手腕的實力，最可怕的是，他看穿了唐朝繁華後面空虛的實質和中央政府色厲內荏的本質。
第二：國家承平已久，玄宗皇帝把之前勵精圖治的精神和興趣，轉移到宮廷享樂的生活上來。特別是玄宗皇帝極度寵愛楊貴妃和她的三個姐姐，不理朝政，胡作非為，和他執政初期的明君形象大相徑庭。開元末年的政治，已大不如前。特別是內政方面，李林甫和楊國忠爭權（楊貴妃的堂兄），導致朝政紊亂，賄賂公行。特別是楊國忠，不善於處理政事也就罷了，他還自持有皇帝做靠山，與安祿山的關係極差，更加刺激了安祿山造反的可能。
第三：政府大量啟用胡人為將。李林甫為相執政後，對正直忠義大臣貶斥或誅殺，先後對張九齡、嚴挺之、李適之、李邕下手，導致中央政府裡的有才學之士紛紛投奔河北藩鎮。李林甫最關鍵的是放開了胡人出任藩鎮節度使方面的限制。因為他認為胡人勇敢善戰、不識字、可以出將，但不可為相，便於控制。導致胡人如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都出任節度使執掌一方，這些胡人特別是安祿山又招收了多種外族人進入唐朝軍隊，並驅逐漢族軍官。使之形成了一個個獨立而善戰的軍事集團，軍事集團主要由胡人組成，包括突厥、契丹、同羅等族。這些節度使一面擁有強大的武力，一面又掌握地方政權，後期又將監察權賦予他們，特別是不需經中央政府同意，節度使可以自行世襲罔替。因此這些節度使的轄區，漸變成半獨立的封建王國。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政府仍然陷入藩鎮割據的怪圈中，終至亡國。
第四：唐朝“外重內輕”政策的惡果。玄宗年間，政府在邊疆設定十大兵鎮，共計統兵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由於國家太平時間太長，唐政府廢除了府兵制，中央政府的常規駐軍僅僅只有十二萬。並且中央的軍隊，始終駐紮京師，缺少戰鬥經驗，加以養尊處優，軍備鬆弛，而邊疆藩鎮計程車兵，則常年和外族交戰，實力保持強勁。一旦邊疆藩鎮造反，唐中央政府將陷入無兵可調、無兵可打的尷尬境地。後來的宋朝就吸取了這個經驗教訓，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防止邊疆武將造反，設定了禁軍制度，如我們熟知的梁山好漢——豹子頭林沖。就做過“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說明僅僅宋首都開封一地，就保證常年備有八十萬中央直屬軍隊。這樣做可以保證中央政府的軍隊數量要多於邊境的全部軍隊，威懾邊防將領不敢輕易造反。並採取“杯酒釋兵權”等一系列手段和制度用來避免宋朝出現唐代藩鎮割據的危險局面。但這也走入了另一個極端，最終北宋政府也因為負擔不起太過龐大的中央戰備軍而導致崩盤。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軍事將領和部隊的關係，始終是歷朝歷代繞不開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