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

一種“戒不掉的愛”，如水般靜靜的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悄悄滋養溫暖我們的身體和心靈。

定義

親情就是有血緣關係的人之間存在的感情，有時也指親密、感情深厚的人之間的情義。親情的定義就是人

快樂一家人

們渴求為親人付出一些或全部、所有的思想。

親情就是親人之間的感情，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感情，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這些都是親情。

父母對子女的親情是愛其強，更愛其弱，一個斷了腿，又瞎又聾的孩子，父母愛他會更加倍，而愛情就不然矣，愛情乃愛其強，不愛其弱。父母對兒女愛護的時間太久，太久。從兒女呱呱落地，到長大成人，一直延伸到兒女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無不十指連心。 所以親情定義應是父母對子女及其後代的感情之最久、最大，也是最真心的。所有的情得到昇華後都會成為親情。

謝邀。當今社會如何看待親情，我只能說人心換人心，四兩換半斤。一個爹媽生的，性格也各不相同，有些人自私自利，看親情視若路人，有些人素質好，看親情勝過自已，這與人的修為秘不可分。人生苦短，隨著年紀的增長，睜眼看到了利，閉眼甩手而去。人，應該珍惜親情。有衣有食當知足，金錢再多買不到健康，買不到年輕，更買不來血濃於水。做一個善良的人，今生無悔。孩子總是學習大人的模式生存，你自和自利，就是孩子的榜樣，可以想到如果孩子學會了自私自利，你步入老齡，你的孩子用你的模式對你，你心可依。

處理當代親情關係，其中最需要現代化的，無非就是“孝”的概念。

當我們在說華人倫理道德的優越性的時候，我們通常會驕傲的宣揚類似於“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等類似的觀點以自誇。但是這是從字面意思上的理解，沒有任何問題。倫理規範落實到社會層面，當然會對社會的政治的層面產生巨大影響，按費正清的理解——

“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貶今，重視現有權威而輕視革新，事實上就已對中國社會穩定不變的問題提供了一項偉大的歷史答案。它是所有保守主義思想體系中最為成功的一個。在2000多年的大多數歲月中，儒家的思想意識成為世界上這一最大國家裡的主要學習科目。”

這便是那些但凡講道理，便要上升到“傳統”高度，“中國文化”的高度的人，當然我認為這不是講道理，講道理只有兩個方式，一個是經驗事實，一個是邏輯推理。但偏偏，這樣的“講道理”的方式在中國相當有市場，這個大招放出來，再強的BOSS都會掛。

就孝道這個中國傳統來說，其實我的經驗是，雖然我們經常說孝順，但是大多數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會有一個疑惑，孝順和聽話是一樣的嗎？如果父母的話是錯的呢？但是大多數人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幾乎沒有成功過。因為通常這種時候，父母都會說，“我是你媽（爸）我會給你道歉嗎？”所以這個問題在這樣一種思維之下根本無解。我現在要說了，這是什麼思維？這種思維把傳統當成一成不變的東西，一旦形成便不可改變的東西。而且，倫理作為傳統文化的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一種徹底的規範。

我提到華人的倫理是一種規範的時候，想說明的是，華人的倫理觀，是未經反省的。何為反省？便是在你執行這一套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倫理綱常時，時刻自問，這一定是正確的嗎？蘇格拉底有言，“未經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然而華人恰恰相反，直接不讓你反省，倫理就是倫理，傳統就是傳統，這是精粹，還是作為華人的必備素質。我們在學習中西哲學的時候，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樣一種傾向——對於西方哲學（philosophy），詞根的意思便是“愛智慧”（philo sophist）的意思，而中國哲學，直接等同於智慧。這是最根本的區別。這也是現在，華人的倫理和西方人的倫理的區別所在。

然而，當我們思考倫理問題的時候，必須考慮的一點是，倫理何以能夠產生，它的作用是什麼。

我同樣以孝道為例。孝道這樣一種倫理觀是如何產生的？我們的先民在面臨“孝”與“不孝”的時候，是可以選擇“不孝”的，因為年長的人老去，不再具備自我養活的能力時，就成了後代的負擔。所以按照動物性的原則，選擇“不孝”是一種更好的生存方法。然而，先民在選擇的時候，毅然的選擇了“孝”，而不是相反。

為什麼？原因在於，倫理學的基礎不是規範，而是自由意志。人類作為有理性的社會性動物，最顯著的就是人類具有“自由意志”。哲學意義上的自由和社會學意義上的自由（不受外在強制而自我決定），以及普通人口中的自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有很大的區別——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指的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所決定的“說不的自由”。所以，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源不在於倫理的規範，而在於人能夠透過自由意志自我設定一種普遍認同的倫理觀——再推進一步，華人之所以為華人，不是因為華人的孝道這一個規範，而是華人的自由意志，理性選擇了“孝道”。

那麼，我們在談到自由意志的時候，必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自由意志是如何產生的？在這裡，可以用李澤厚在《人類學歷史學本體論》中的三句話概括：“歷史建理性，經驗變先驗，情感成本體”。

選擇“孝”是人類理性的選擇，但是並非所有的先民都選擇了“孝”，但是那些不孝的族群，按吳思的觀點，都在人類歷史程序中消亡了，因為諸如“不孝”，“假醜惡”的行為毀滅了人類社會性生存的基礎。所以，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下，人類自身建立了一種理性，理性選擇了“孝”。所以這叫“歷史建理性”。而在一旦選擇了“孝”之後，“孝”就成了一個先於後人經驗的規範性內容——因為後人不會再去通過歷史實踐來驗證，來建立理性，所以這種原本是經驗的東西就成了先驗的東西。所以這叫“經驗變先驗”。然而，孟子所說的“孺子入井”的精神，是說人在看到小孩子落到井裡去時，會天然的有一種營救這個孩子的衝動。如果說前面的“歷史建理性，經驗變先驗”是一種功利主義的視角的話，那麼後一種“情感成本體”便是絕對主義的視角，這是人與生俱來的品質——我們在面對自己的父母的時候，以及父母在面對子女的時候，從情感上，天然的熱愛自己的親人。

這三句話所表達的意思，便是人類自由意志的來源。自由意志包含了理性，經驗以及情本體，促使人類有了這樣的“孝道”的倫理觀。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華人和所有人類一樣，倫理道德規範的產生都是一樣的。只是因為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面臨的具體的歷史環境不一樣，自然環境不一樣，所以才有了倫理的分野。

一旦我們有了倫理學的基礎是自由意志的視角，我們便絕不會再有倫理學是一成不變的看法。因為，華人最初選擇的倫理規範是為了更好地生存，這些規範合適於那個時代的人的生存，然而，隨著歷史的沿革，社會的變遷，基於自由意志的基礎——“歷史建理性，經驗變先驗，情感成本體”，適合於華人的倫理當然會有變化。傳統的倫理道德怎麼可能適應現代化的中國和華人？

承認了適合於華人的倫理觀處於一個不斷的演進過程之中，我們就必須認識到，華人的傳統文化（不止於倫理文化）也處於一個不斷地演進過程之中。有人會疑惑，傳統文化竟然也可以變化？按照上文的邏輯推理下來，任何人都知道答案——當然可以。

如果說，華人的傳統倫理觀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適合於整個社會，文化，政治的現實。而現在，則是相反。我們但凡回顧傳統，不是反省，而是“炫耀祖宗遺產，證明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巨大的文化財產變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這是華人現代化程序中的巨大障礙。

然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我們一旦變化，我們的傳統都沒了，這樣之後我們還是華人嗎？這樣的憂慮根本毫無必要，甘陽在《古今中西之爭》一書中說，“我們根本不憂患在經過現代化後華人還是不是華人，都是華人自己在變，中國文化自己在變，是華人自己在改造自己，中國文化自己在發展自己，因為（這也）內在的構成了華人和中國文化自己‘傳統’的一部分。”一語中的。

華人動輒言自古以來，動輒講傳統文化，卻少有人想過，傳統到底意味著什麼？伽達默爾說過：“傳統並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宗現成之物，而是我們自己把它生產出來的，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並且參與在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自己進一步的規定了傳統。”

我們並非不要繼承傳統倫理觀，只是繼承傳統倫理觀不意味著複製過去，我們並非不需要光大傳統倫理，只是光大傳統倫理不是加大投影。這樣華人便陷入了一種怪圈，不斷地繼承，不斷地光大，最後卻還是在原地轉圈，嚴重的阻礙了華人的現代化程度。

我們要繼承華人的傳統倫理觀，依然以孝道為例，由“歷史建理性，經驗變先驗，情感成本體”導致的人類所獨有的品質——自由意志，選擇了孝道，在歷史的沿革與社會的變遷中，“孝道”有了越來越豐富的含義，按現實情況來看，平等和協商必然要融入“孝道”之中，而平等源自於法學和政治學，協商源自於市場經濟，這些思想必然會融入人的倫理觀。

如果一旦你和父母在愛情上有了分歧，你應該做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協商——經濟學上的“科斯定理”，只要你在人格上和父母平等，你和父母的交談成本約等於零，你們絕對可以達成一個雙反都滿意的結果。而如果和父母發生爭執，如果你錯了，你就道歉，父母錯了，父母也沒有任何特權可以不道歉，這便是融入了平等與協商之後的孝道更加豐富的意義。

只有建立在自由意志上的倫理學才有存在的價值，只有不斷處於變化之中的傳統才值得繼承，傳統是一種永遠處於製作與創作當中的東西，永遠向未來敞開著無窮的可能性。

華人如果不能看到傳統文化，傳統倫理觀是基於一個自由意志的層面，華人口中的傳統則不值得尊重，華人口中的倫理便不值得遵守，華人作為一個民族本身將長期陷入精神分裂的悲劇之中。

親情是人類最基本的情感！把親情當做最近、最重的人，是良知的存在。反之，把親情當做橋樑、利益、無視、無謂的人，是良知的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