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政治鬥爭雖然激烈，但是卻對南韓本身的經濟發展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這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南韓本身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都已經成型，政治鬥爭所產生的影響不會波及或者很少波及到經濟領域。政治鬥爭甚至會有助於懲治腐敗、清算弊案件，破除政商特殊利益關係，保證市場公平、開放、有序，從而間接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朴槿惠與文在寅）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時期南韓經濟和政治基本處於一種混沌的狀態。南韓經濟基礎十分薄弱，重工業和礦產資源都在北方，本身市場狹小。日據時期所留下的商業企業和資源，基本都李承晚政府把控，經濟資源被政治鬥爭所左右。李承晚把政府掌控的資源當成好處用來拉攏那些支援他的商人群體。在這種情況下不公平競爭和腐敗成了當時南韓經濟總體寫照，資源被浪費，經濟毫無起色，不過這卻為南韓的財閥經濟模式奠定了基礎。

（李承晚和硬幣）

朴正熙在1961年政變上臺後，南韓經濟才走上發展的快車道，依靠出口導向性經濟，扶植大型的財閥企業，並透過私有化將經濟資源分配給財閥勢力。這種模式使得南韓經濟迅速崛起，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轉型。這依靠的就是朴正熙穩定的政治環境，集中資源發展經濟。這一時期也是南韓經濟的“建制擴張期”。

（朴正熙視察工廠）

經過八十年的穩定期之後，南韓政治實現了民主化，政治鬥爭開始顯現，主要表現就是對前軍人獨裁勢力的清算。由於南韓經濟已經成熟，政府對於經濟的把控能力十分有限，政治鬥爭不會影響到經濟發展。然而南韓的財閥企業經濟模式，具有穩固性，但是並不是一種健康的現代企業模式。

（南韓1987）

在90年代一些弊端開始顯現，並且在亞洲金融 風暴中徹底爆發，包括漢拿、韓寶、真露、三美、高麗、大宇等財閥企業紛紛破產。南韓不得不接受IMF的援助，並且按照要求進行改革，意在打破財閥壟斷，破除家族控制，實現專營化、禁止財閥企業集團內部子公司之間互相擔保融資等措施。從這可以看出，真正影響南韓經濟的因素已經早已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經濟因素。

（亞洲金融危機南韓民眾抗議IMF介入）

支撐起南韓經濟的大型財閥企業集團，整體規模都巨大，而且基本壟斷了南韓經濟的各個行業。南韓前十的財閥企業其所貢獻的產值達到了南韓整體GDP的85%以上，而這其中的佼佼者三星一家就佔了南韓GDP的20%多。可以說一些大型財閥企業不倒，南韓經濟就不會垮掉。

（南韓財閥）

政府為了保證南韓經濟的發展，穩定民生，從而保證自身的支援率，又不得不仰仗於財閥。無論是南韓的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無法輕視財閥龐大的勢力。這點從朴槿惠閨蜜干政案就可以看出，三星副會長李在鎔身背行賄、貪汙等多項罪名的情況下，經過二審認定多項罪名不成立，不但被輕判，而且還在當庭釋放。三星的股價也因為這一利好而明顯回升。

（李在鎔）

南韓的“政商關係”極其複雜，而且有著很強的慣性，這其中的腐敗不會被輕易徹底破除。南韓的經濟也早已經不是政府主導下的經濟，財閥企業的龐大勢力，讓政府政客們不得不忌憚三分。但是，為了保證南韓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南韓自由派政府（文在寅、盧武鉉、金大中）打壓保守派（樸、李）過程，其實也就是在清算積弊，努力破除政商關係的過程。他們所幹的活就是讓這些財閥企業更加規範的執行，利用制度法律上的措施迫使財閥企業將集中起來的經濟資源變得更加分散，好讓創業者和小型企業能夠成長起來，從而保證經濟活力。

南韓經濟已經形成大托拉斯經濟體系，南韓這種國家，自己國內市場競爭沒什麼意思，必須養出商業巨頭參與國際競爭，大壟斷托拉斯反倒對國內經濟有最大好處，於是有三星，有現代。這種企業對整個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不存在政治站隊問題，其實有沒有都無所謂，這些大企業，都是幾頭下注的，政治風險肯定也是會用對沖手段來抵消掉。

他們自己的經濟分量，也必然有自己政界的影響力，有夠分量的代言人，這種企業，他自己企業員工就捏著多少選票？那個政客也不會去得罪它，否則不但自己麻煩，還會給自己的勢力帶來麻煩。所以在南韓，從政現優先照顧這些企業，才是政治正確，而且無論是誰在臺上，都必須這樣做。我們說這樣的國家船小好掉頭，原因就在這裡，國小人少，扶持幾個大企業，就解決大問題，公利私利有時候很好統一。

我們大國市場龐大，壟斷經濟副作用太大，必須要保持市場良性競爭，才能保證市場活力。靠幾個大企業養幾千萬人和養十幾億人不是一個概念。這事其實很容易理解，我們國內發達地區、省份，有幾個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對該地區、該省份經濟就有顯著提升作用，但對全國來說就顯得杯水車薪了，所以我們這邊，有時候，還有需要企業犧牲區域性利益的地方，操作選項複雜的多。

南韓的政治鬥爭除了朴槿惠是在中途被彈劾下臺之外，一般的情況下都是體現在總統卸任後的清算，而這種清算是與總統及親人、親信和財閥之間的貪腐有關。那麼南韓對總統的清算即所謂的政治鬥爭為什麼沒有對經濟造成影響？其實道理並不複雜，南韓朴正熙上臺之後推行的經濟政策，湧現出的財閥，這些財閥控制著南韓經濟，也就是說這些財閥創造了南韓的GDP，影響著南韓的經濟和民生。金泳三和金大中全面推行民主化程序後，南韓己經具有獨立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外，不再幹預市場經濟的執行。但是南韓自從朴正熙執政18年來，形成的“官商勾結”腐敗現象是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說朴正熙成就了財閥，成就了南韓的經濟，但是這些財閥為了贏得政策支援和政治地位，也想“控制”著總統，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給總統留足了政治資金。總統便對財閥“唯命是從”，不同程度也助推了這些財閥的發展，這些政治獻金就成為了新總統對前任總統清算的依據。這些財閥對每位總統都是一樣，說白了，南韓總統是無法逃脫這種局面的。盧武鉉雄心勃勃，想改變這種“官商勾結”的局面，結果呢？中途險遭彈劾下臺，即使到任，最終也難逃這些財閥和財閥控制的媒體以及李明博的攻擊，不得己跳崖自盡。在南韓的政治鬥爭中，這些財閥控制著南韓經濟，也正是此原因，在對總統的清算中，往往對財閥網開一面。因為新總統上任後必須以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為目標，如果對這些財閥下手，將會影響南韓經濟，引起民眾不滿和支援率。另外自已也難逃被財閥控制，因此這些財閥也不怕總統被清算牽涉到自己。以三星為例，市值2411億美元，佔南韓股市總市值30%以上，如此龐大的企業集團。就是文在寅再怎麼下定決心反腐，也不敢把李在鎔這個三星集團實際控制人判實行，從而影響三星集團的正常運轉，進而影響整個南韓經濟。其實南韓的政治鬥爭針對的是總統，又不是針對著企業。文在寅在前日率團訪問北韓，李在鎔在其列，更說明問題。即使這樣，文在寅在清算朴槿惠和李明博的政治鬥爭中，忽視了經濟和民生，同樣導致了南韓民眾的支援率大幅下滑。因此在南韓歷界清算總統中，都避免牽涉到經濟，這不僅關乎著民眾支援率，也關乎著總統的政績和前程。

資本主義都是以經濟為主來治理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也是充分考慮到了避免政治的問題對的干涉問題。所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政府如何的存在政治爭鬥，但始終不會干涉經濟。南韓也是如此。

南韓的政治體系是在不斷博弈中向前邁進的。必須知道，能從一個愚昧無知的農業國家進化成一個發達國家，流血流汗自然少不了，各種社會矛盾少不了，先進的政治體制不是從國外拿來就直接可以用的，所以也是在不斷衝撞不斷博弈不斷打架中一點點形成的。

動態平衡，就是這樣。

南韓的政治遠離經濟，不干預市場經濟執行。這是寶貴的治國理政的經驗！！政治離開它的範疇，到處指手畫腳，會誤時與機。。(老百姓講的丷亂彈琴，誤國，誤發展，只會惹爭論不休。)

南韓的激烈政鬥與經濟發展之間有一個客觀的反辨證關係：前者對後者有促進作用。或者反過來說，南韓經濟之所以能平穩健康發展，正是由於激烈政斗的反哺效應。有點亂，慢慢說。兩層意思：南韓激烈的政鬥其實就是政黨間的清算模式。清算誰？前總統。清算前總統的什麼呢？政治帳與經濟帳。政治帳當然主要是決策與路線上的；經濟帳主要是貪汙受賄等職務犯罪。為何南韓的前總統們在經濟上幾乎集體塌陷淪落了？都經不起查呢？這與南韓特殊的財閥企業體制有關。

所謂財閥企業制度，簡單說就四個字：政府主導。大政府小企業的性質決定了南韓經濟是政府主導的高度壟斷的財閥企業。政府給政策、給優惠、給扶持、給專案，而企業呢？要從政府手中拿到各優惠政策，就要下大力氣攻關，權力尋租有了空間，腐敗就有了溫床。一些大財閥企業有專門的攻關團隊，緊盯總統總理，院外交易十分猖獗，政府與企業是狼與狽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骨肉關係，壟斷財閥雖不是國企但勝似國企，政府幾乎主導了市場與企業的存亡。比如，朴槿惠任內實行的給有關企業減免稅政策，給誰減免、減免多少，當然是朴槿惠說了算。所以，腐敗就產生於政府的決策審批過程，常在河邊走，那能不溼鞋，總統貪汙受賄吃回扣成了一種常態，而大企業則以“政治獻金”拉攏腐蝕總統為己所用。黑幕重重。

南韓政黨間的輪迴式清算鬥爭，歪打正著地割除了畸長在經濟膚體上的一塊塊毒瘤，如將政商勾結的腐敗分子徹底根除，就能便政府權力在Sunny下執行，越是清理積弊反腐敗，越是能淨化經濟環境，風較清氣較正，企業間越是能公平競爭，一段時間內，這對企業的健康成長很有利。當然，南韓的財閥企業制度幾十年積累的惡習根深蒂固，要從根子上剷除是不可能的。但南韓的另一種惡習——政黨纏鬥與清算，不經意間卻“幫”了經濟發展的大忙，這是不是也叫做以毒攻毒呢！